前段时间，体系内的公开举报连续发生，为此写那篇《吃得了肉，挨得了打》。

意思是说，有些人既然选择那样的生活方式，就要承受那种生活方式的后果，因而，我对他们的公开举报其实有些不以为然。

很多事儿，比如，有的人被抓了有的人被杀了有的人被现实摩擦了，其实也可以用上述“谬论”解释——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自主选择的，那么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这种生活就不存在所谓的“成功”或“失败”，即便过得有些“惨”，那也是为自己的选择埋单。

就像在没有人迫使你买某个股票的情况下，你买了那个股票，总不能说赚钱了你说自己聪明，赔钱了你说是国家害你。当然了，我这么说不代表我认同股市的现在的样子，也不是韭菜们都活该被割，但确实绝大多数的股民都在默默承受亏损，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所谓的理性吧。

需要强调的一点，我说的选择都是“自主选择”而非被迫选择。

让我有这番感慨的，是最近看到作家袁凌生活有些窘迫的文章。袁老师是我尊敬的前媒体人，早有耳闻，他近年以写作为生，出了多本书，水平在业内很受认可，然而就是不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于是，年过50，他决定去找工作。我看了这篇报道才知道一些袁老师的过往——他当年从农村考上大学，还曾有机会读名校的博士，还曾进入知名的媒体和互联网大厂，但他都放弃了，选择做一个“自由人”。

关于袁老师的那篇稿件，写得不好的一点，就是把袁老师的生活悲情化了。似乎他的经济上的困窘有时代的原因，比如说时代奖赏了蒋方舟却亏待了袁老师。我觉得时代给过袁老师在经济上“不困窘”的机会，是袁老师不愿为那样的生活方式埋单主动放弃了。其实，只要自洽了，袁老师的生活方式胜过任何一个中产。我们真的不必为别人选择的生活方式自作多情。

显然，袁老师当年赶上了学历的红利时代，他当初要成为一个所谓的中产并不难，甚至还可能抓住一些发财的机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与袁老师基本算是同时代人，我看到身边好多从底层成功晋身“中产”的案例。我坚持认为，那些人的所谓成功，更多是因为时代红利。袁老师对这些红利熟视无睹，这在我看来是特别理想主义特别勇敢甚至特别NB的行为。这种行为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如果我20年前有名校读博士的机会，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的，辛辛苦苦从地狱模式的高考中杀出来，我是做不到对“改变命运”的机会弃如敝履。这也是至今我依然蝇营狗苟地打卡上班的原因，这也是我特别佩服袁老师的原因。

谁不想做个“自由人”?我有一个理想，就是在全国各地有特色的地方，每个地方住上半年，吃当地的美食，喝当地的酒，交当地的交朋，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然而，一想到财务状况我就人穷志短了。事实上，我现在真的辞职这样干了，也不会挨饿，但就是没有这个勇气，就是不敢为“理想”或“梦想”埋单，就是不敢去选择梦想中的生活方式。

有多少人愿意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上班?估计很少人。但很多人还是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上班，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我佩服袁老师的就是这点，他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至于这生活方式让他在经济上窘迫，我想他并不会太意外。我特别希望他的生活方式能够让他财务自由，那样也会鼓舞我去“追寻梦想”。写书这事儿多年前我也干过，点灯熬油瘦掉好几斤，我发现用这个养活自己根本不可能——提供精神食粮，在如今的市场上，不是一个好“买卖”。

还是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于是我们让自己自洽的就剩下一句话，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就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选择打工，就必然要听老板的耳提面命，选择自由，如今这年头似乎就得把房子车子孩子的事儿扔一边，并且做好窘迫的准备。这样，才能“心安理得”。

到这里，我想要重复一下之前表达过的一个意思——我就挺佩服那些落马的官员们“认罪认罚”的态度。既然选择了当官，就要面临诱惑，就极可能承受不了诱惑，就极可能忘掉初心落马成为阶下囚。他们都似乎想得很明白，被抓就认罪，没听说哪个落马的喊冤叫屈掀桌子的，有点像股民，愿赌服输，态度好极了。

最近江西万年县那个基层女书记的故事，她的父亲在网上举报县委书记，就是掀桌子。这种愿赌不服输的情况，是会让一些人愤怒的。她的女儿已经被迅速双开。人要学会在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里自洽，否则，不仅自己“麻烦”，还可能“麻烦”一堆人。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既要又要”是不现实的。

我们当然想要一个大家都不做牛马的环境，但当我们造不出这样一个环境，还要活下去，那就只能戴上牛马的镣铐。我挺不喜欢有些人把自己的打工生活称作牛马生活的，小心残酷的现实教训你——有份工打已经很不错了。

我就是这样在现实中自洽的。自洽了显得庸俗，不自洽会意难平，我还是选择自洽，这样太不理想主义，甚至可能有点“猥琐”，但也不介意被“鄙视”。

何况，还有更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根本没有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