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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塘读书会‖ 撕开东亚母女权力网,女性能否真正摆脱“亦主亦奴”的困境?
方塘书社
2025-06-04 11:22:07

文丨陈逸轩(方塘书社阅读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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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中,“母亲”一词承载的不仅是血缘纽带,更是一张由伦理、牺牲与控制编织而成的权力之网。
信田小夜子的《别了,母亲》以手术刀般的锋利,剖开这张网的经纬,将“守墓女儿”的困境置于哲学与社会学的显微镜下。此书既是对母女关系的病理学诊断,亦是一场关于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宣言。
【一】
在信田小夜子的《别了,母亲》中,"守墓女儿"这一概念揭示了东亚家庭中母女关系的深层权力运作机制。
母亲对女儿的控制,表面上以"爱"和"责任"为名,实则是一种被父权社会内化的结构性暴力。
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个体压迫,而是整个社会权力网络的微观缩影——母亲既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又在无意识中成为其代理人,将社会对女性的规训通过家庭代际传递下去。
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母职"的神圣化。社会赋予母亲"无私奉献"的道德光环,要求她们以子女的成就作为自我价值的证明。
然而,这种看似崇高的期待,实则剥夺了母亲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迫使她们通过控制女儿来填补自身的虚无感。
雅子的悲剧正在于此:她长期忍受丈夫家暴,却在女儿身上复刻了同样的权力关系,用"我为你牺牲一切"的情感勒索,将女儿束缚在"守墓人"的角色里。
这种扭曲的共生关系,使得母女双方都无法真正获得自由——母亲被困在"牺牲者"的叙事里,女儿则被内疚与愤怒撕裂。
从哲学层面看,这种母女关系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形成微妙共振。母亲试图通过支配女儿来确认自身的主体性,却因过度依赖这种支配关系而陷入更深的异化;女儿的反抗(如香里的"断亲")看似是对母亲的背叛,实则是打破权力循环的必要之举。
但这一过程充满痛苦,因为东亚文化中的"孝道"伦理早已将母女关系神圣化,使得任何形式的疏离都被视为道德污点。
值得注意的是,信田并未将母女矛盾简化为个人恩怨,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考量。
父权制不仅通过法律和经济制度压迫女性,更通过文化叙事(如"伟大母亲"的神话)塑造女性的自我认知。这使得反抗变得尤为艰难——女儿不仅要对抗具体的母亲,还要对抗整个社会的道德审判。
然而,正是这种结构性视角,让《别了,母亲》超越了单纯的家庭伦理讨论,成为对东亚性别政治的深刻剖析。
最终,信田的论述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父权制下,女性能否真正摆脱"亦主亦奴"的困境?
或许,答案不在于彻底否定母亲或女儿的角色,而在于重新想象一种不被权力异化的母女关系——一种基于相互承认而非控制的联结。这不仅是家庭的解放,也是整个社会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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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里的觉醒源于母亲那句轻蔑的"不要脸",这三个字像一把利刃,刺穿了长期以来包裹在"母爱"表象下的权力关系。
在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被真正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只是母亲意志的延伸物。这种顿悟带来的不仅是愤怒,更是一种存在层面的恐惧——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人生剧本早已被他人写好时,那种被剥夺主体性的窒息感足以摧毁所有温情脉脉的幻想。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在母女关系中,这种地狱尤其隐蔽,因为它往往以"为你好"的面目出现,让人难以名状却又无处可逃。
香里选择逃离的过程充满矛盾与痛苦。她一方面渴望自由,另一方面又不断被内疚感折磨——这种撕裂感正是传统伦理对个体意志的围剿。
在东亚文化中,"孝道"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宿命,它将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固化为永恒的义务链条。当信田提出"母女可告别"时,她实际上是在挑战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
她的类比很巧妙:如果社会能够接受夫妻通过离婚解除关系,为什么不能接受母女关系的重新定义?这个提问直指问题的核心——我们是否将血缘关系过度神圣化了?
但信田的深刻之处在于,她并没有简单地将"断亲"浪漫化为解放的终点。相反,她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对传统关系的挑战都会付出代价。
香里的抑郁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新旧价值体系在她内心交战的必然产物。当一个人决定不再扮演社会期待的角色时,她不仅要面对外部的指责,更要面对内心的虚无——因为那个被否定的角色早已成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的争论如此两极分化:有人将"断亲"视为女性主义的胜利,有人则谴责其为自私的背叛。这种分歧反映的不仅是道德立场的差异,更是不同世代对"自我"与"关系"理解的鸿沟。
信田的答案虽然隐晦但方向明确:真正的伦理不应建立在血缘的偶然性上,而应源于个体的自由选择。这不是要否定家庭的价值,而是要重新思考什么样的关系才值得维系。
当母女关系变成一种压迫性的存在时,固守形式上的完整反而违背了伦理的本意——因为真正的关怀应该促进双方的成长,而非互相束缚。
这种思考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简单对立,指向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可能性:或许,母女之间最深的爱,恰恰在于能够接受彼此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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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社交媒体的放大镜下,《别了,母亲》的激进性被两极分化。支持者将其奉为“东亚女儿独立圣经”,认为它撕开了温情主义的伪善。批评者则指出其局限性:一是将母女矛盾简化为“控制与反抗”的二元叙事,忽视了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结构性缺席(书中女婿黑木的“理想化”塑造显得刻意);二是“守墓女儿”的概念可能强化了受害者的被动性,暗示唯有决裂才能获得救赎,却未深入探讨其它的可能性。
更值得玩味的是文化差异的裂痕。在豆瓣热评中,一条高赞评论写道:“信田的刀斩的是日本家庭的病灶,但中国式母女往往缠绕着更复杂的代际创伤。” 当书中案例被移植到中国语境时,独生子女政策、城乡迁移与房价压力等变量,使得“守墓”的形式更为隐秘(如“掏空六个钱包买房”)。
这种批评揭示了理论的在地化困境:信田的框架虽具启发性,却需与具体的社会肌理对话。尽管争议不休,《别了,母亲》的真正价值,或许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和解”的合法性。
当传统叙事将母女和解奉为终极救赎时,信田直言“不必相爱”的勇气,实则是对自由更深刻的忠诚。
这种“忠诚”并非对亲情的否定,而是对主体性的确认——正如波伏瓦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 女儿告别母亲的过程,亦是告别被塑造的“他者”身份,走向“自为存在”的哲学实践。
然而,书中的激进姿态亦需与现实对话。
在近年兴起的“原生家庭自救小组”中,许多女性尝试的并非彻底决裂,而是建立边界后的有限接触。这种“中间道路”虽未被信田详细讨论,却暗示了权力博弈的复杂性:绝对的自由或绝对的服从皆属乌托邦,真正的解放或许存在于动态的协商中。
《别了,母亲》不应是终点,而应是一个起点。它撕开了东亚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却也将更尖锐的问题抛给读者:当女儿们高呼“别了,母亲”时,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接这一告别的重量?又该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重构属于女性的伦理新章?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正如书中所言:“告别母亲,亦是告别身为女儿的枷锁。” 
或许,真正的自由,始于承认矛盾的不可解,并依然选择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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