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增量调节"由此酝酿启动。

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持续抓好一揽子增量政策的落地落实，及时评估和优化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提升宏观调控成效。

怎样理解"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如何"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增量调节，分为逆周期调控和跨周期调控。逆周期调节，是指政府根据经济周期（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种状态交替运行）的阶段，通过政策工具和措施，让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平缓‌，或熨平过度的经济波动，更好促进经济发展。繁荣时为了抑制泡沫就采用收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萧条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跨周期调节，即不仅关注短期的经济周期性问题，还更加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其政策工具包括长期发展规划、人口政策、科技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工具。跨周期调节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和有序增长。

我国从9月下旬开启的逆周期增量调节，可能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出手。归纳起来，它的基本架构是"4+4+1"，即四次重要会议(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9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10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涉及十部委的四场重要发布会(9月24日金融部门，10月8日发改委，10月12日财政部，10月17日住建部等)，一部重要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

此次程碑式的增量调节规模多大为宜，目前还没有权威的信息，按惯例，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发布。一些专家认为，鉴于宏观经济形势的严峻和下行的经济压力，可以参照我国2009年"四万亿"增量规模的比例加以测算（2009年中国名义GDP35万亿元，占GDP10%以上）。我国2023年GDP总量126万亿元，认为有能力发行10-15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刺激经济增长回归正常轨道。

现在看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不仅指增量调节规模要足够大，更重要的是，逆周期调节的方式方法或调节模式，要科学精准有效，符合我国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使得广大国民更加有感，从心底里拥护支持。概括一下，可供选择的增量调节模式有三种。

第一种模式。参照2009年的做法，重点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有专家指出，2009—2010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完成了大量多年想做而没有能力完成的大事，建议现在同样应加大政府公共产品投资。认为只要政府投资规模足够大，必定会带动企业订单普遍增加、生产和投资活动普遍活跃、就业形势好转，进而促进消费需求全面回暖。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余永定认为，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最好启动器。余永定还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未饱和，即使是挖坑填坑，建了拆拆了建，也创造了收入，对经济增长发展是有贡献的。但这一观点遭到众多专家质疑。有专家直言，余永定"习惯了计划和产业政策，从而有意无意中忽略了消费模式与投资模式最大的区别，是企业的投资，应该由市场引导还是围绕官员的经济计划；是围绕产业政策和刺激措施，还是围绕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消费者的需求能力和消费偏好。"强调"只有在供给不足，产能紧张的情况下，投资才能通过扩大产能满足消费来刺激增长。""满足有效需求的投资，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不能满足有效需求的投资，或者不存在有效需求的投资，就是投资浪费，是无效投资，最后投资只会变为消耗资源的库存。"

第二种模式。 出台类似1998年至2002年期间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有专家对2009—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持保留态度，指出该政策实行后积累了巨额地方债、房地产非理性繁荣、过剩产能等后遗症，虽然当时的经济繁荣帮助了很多企业、地方和资本，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仅宏观杠杆率就翻了倍（从2008年底的142%上升到后来的290%）。强调1998—2002年的结构性改革，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短期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为抓手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中期以银行业股改上市、国企三年脱困、纺织业限产压锭等为重点解决内生动力问题，长期以交通、粮食、生态、社会等基础设施为重点还历史欠账。加上2001年12月加入WTO的推力，2002—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11%，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建议，应立足长远，服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任务，增量调控要把当下稳增长与推动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结合起来。

第三种模式。大幅度加大民生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保、养老、幼教等领域的投资，直接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扩大社会层面消费水平，特别要建立社会安全网，为老年人、医疗保健等提供保障，较大幅度提高消费支出占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强调，财政刺激政策到底是事倍功半还是事半功倍，决定性因素是政策能否起到杠杆效应，从而撬动社会资本跟进，但截至今年8月底，民营经济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从2019年8月的59%下降到51%。指出，今年到1-9月份，住房销售量暴跌了24%，但家庭储蓄却在飙升，说明对刺激需求的支出希望正在逐渐消退，担心未来我国出现企业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地方政府无法提供服务的局面。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众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的见解具有代表性。他在2024金融街论坛分论坛2024楼宇经济发展论坛上演讲强调："人们的刚需、改善性的住房需求，还有许许多多刺激消费的政策，都会带动制造业的设备更新换代，同时拉动厂房、设备、楼宇经济一系列配套跟上，跟上以后，固定资产投资逐渐会兴旺起来。"对于消费，卢中原指出，"消费本质上是家庭和个人行为。消费增长在总体上虽然不如投资活跃，但应该有一个更加活跃的状态"。卢中原认为，"应该把更多的钱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上，收入水平越低，补贴越高，阶梯型的补贴或者消费券是有用的。卢中原强调，要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收入，"随着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提高，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消费增长明年或比今年稍微乐观一些。"

比较逆周期增量调节的上述三种模式，彼此的利弊是明显的，究竟哪种模式更靠谱，理念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

如果仅仅为了"救急"，把相对低迷的经济拉上去，参照2009-2010年的模式，重点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可能见效较快。但这显然不是治本之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没有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没有明显改观，靠"铁公机"之类投资拉动的增长，无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因而不可能长久。

如果能在逆周期增量调节中，大幅度增加民生领域投入，显著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根本上扭转居民收入低、预期弱引发的市场低迷状态，附之于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和结构性调整投入，可能是相对科学靠谱的调节方法。

​2024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