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浑戎，由姜姓戎、允姓戎组成，最早活动于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的若水流域，敦煌附近的瓜州是其活动中心，此地大多在海拔3000米以上高原草甸区（今瓜州地区大多已是沙漠地域）。陆浑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强族，以游牧为业，基本上不事农耕，披长发、穿兽皮， 野蛮剽悍，经常骚扰侵袭周边国家，大肆劫掠财物。周幽王时，废掉申后及太子宜臼，立其宠妃褒姒为后，周幽王十一年（前771），申后之父申侯勾结犬戎及陆浑戎攻破镐京。周幽王点起烽火求援，众诸侯因曾被烽火所戏而不加理会，最后周幽王被杀于骊山，西周灭亡。其后众诸侯拥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因镐京曾发生过地震受损，残破不堪，又接近戎、狄等外患威胁，周平王二年（前769），在郑、秦、晋等诸侯的护卫下，迁国都至雒邑，开始了东周历史。
迁嵩起因
从上古到春秋初期，陆浑戎居于秦国向西部扩展的咽喉之地，成为秦国扩张的眼中钉、肉中刺，故降伏不了必驱逐之。陆浑戎迁嵩与秦国的驱逐、晋国的接纳有直接的关系。晋国，周代诸侯国名，在今山西省南部。晋国国都初为唐 （今山西翼城），晋献公迁都至绛 （今山西翼城东南）。晋国的西面、北面多戎、狄，在立国中始终把和戎、狄作为重要策略，使其拥有了与其他诸侯国相抗衡的力量。周釐王五年（前677），晋武公去世，献公立。晋献公当政后，在兼并许多小国的同时，结好于诸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预注 ：“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小戎即陆浑戎，晋献公娶陆浑戎女所生的儿子叫夷吾，即后来的晋惠公。大、小二戎是以戎之二女年龄大小相对而言，不是部落名称。周惠王四年（前672），晋献公讨伐骊戎，骊戎首领献其二女骊姬、少姬于献公，以此求和。献公欣然笑纳，率领大军载美人而归。献公自回国后，宠爱二女，骊姬尤甚，一意孤行立骊姬为夫人，少姬为次妃，晚年宠爱骊姬，杀其子申生，逼走重耳、夷吾，立骊姬子奚齐为太子。周襄王元年（前651），献公病危，嘱托大夫荀息主政，辅助幼子奚齐继位。献公死后，诸公子争位，晋国大乱。大夫里克等接连杀死继位者奚齐、卓子，派人迎接公子重耳回国为君，重耳谢绝；又派人迎公子夷吾。夷吾当即就要启程归国，跟随他流亡的人觉得此事可疑，因为国内还有献公的儿子可以立为国君，反而来迎接流亡的公子，说不定其中有什么阴谋。于是夷吾派人到秦国，请秦穆公发兵护送他回国即位，并许诺在事成之后，把晋国黄河以西之地割让给秦国。又派人给里克送信许愿，说只要回国做了国君，就把汾阳之邑封给里克。
周襄王三年（前649），秦穆公发兵送夷吾回国，立为国君，即晋惠公。惠公继位以后，背信弃义，背弃割地给秦的许诺，派人到秦国致歉：“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 何以得擅许秦者？’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婉转地表达了不能割地给秦的意思。接着除掉里克、丕郑等原来杀死奚齐另立国君的人，又寻机将那些当初与里克同谋的人一起杀死。做完这些事，解除了他的内忧外患，但国内人心已经离散。
晋惠公四年（前647），晋国遇上了连续大灾荒，惠公派人请求秦国卖粮救灾。秦穆公与群臣商定不计较晋惠公悔约前嫌，派了大量船只运载粮食，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至晋国都城绛，沿渭河入黄河转汾河再转浍河，运粮的船只络绎不绝，史称 “泛舟之役”，解救了晋国缺粮的困难。周惠王六年（前646），秦国也遇上了灾难，秦穆公派人请晋国卖粮给秦国，晋惠公与群臣商议决定不仅不卖粮给秦国，还要乘秦国困难之际，趁机发兵伐秦。
第二年秦国渡过灾荒，秦穆公亲率大军伐晋。晋惠公所作所为不合情理，不得人心，君臣不和，士气不振。晋军接连三次败北，一直被追赶到韩原。秦军虽然人数少于晋军，但将士斗志旺盛，士气倍增；而晋军人数虽然众多，君臣离心离德，士气低落。晋惠公兵败被秦穆公俘获带回秦国。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怨恨难以平息，要把他杀掉用以祭祀。晋惠公的姐姐是穆公夫人，她身穿丧服哭泣不止，以自焚要挟穆公，才劝阻了此举。无奈之下秦穆公和晋惠公在王城结盟，强迫晋惠公签订如下盟约：（1）以晋惠公的太子圉为人质，留在秦国；（2）割河西八城给秦；（3）东迁陆浑戎。同年十一月，秦以礼送回晋惠公，让他继续为君。晋惠公归国的当年，割地给秦，第三年“使太子圉质秦”，东迁陆浑戎发生在晋惠公归国 7 年之后，从迁徙地点确定、路线选择、人数多少、特别是迁移地址确立，晋国费了一番周折。陆浑戎距晋国国都近了，对晋国的威胁就大，太远又控制不了，环境恶劣，陆浑戎又不去，这样反反复复几年，最后确定把陆浑戎迁徙到伊河流域周天子脚下。这中间相隔时间较长，但无论大小民族，整体迁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到的事，何况，陆浑戎是被迫迁徙，难度就更大，花费时间也要更长一些。
陆浑戎东迁伊河流域，秦国除去强邻，开拓了疆土；晋惠公答允接纳陆浑戎，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事，与割城池、送人质属于同一性质，都是丧权辱国行为。迁戎之事无论如何都是对秦国有利，对晋国不利，但时势所迫也只能答允；加之陆浑戎是他的舅族，因而迎合秦国，接纳陆浑戎，也是无奈之举。所以，迁戎之事，表面上是秦晋和好，实际上是胜利者强加给战败国的屈辱条件。晋惠公归国后，晋国依然处在秦国的军事和道义压力之下，被俘时允诺的条件，在脱离危险之后还是次第践约，不敢再像当初即位时那样背信弃义了。
结晋反秦
晋文公重耳去世后，公子欢继位，史称晋襄公。晋襄公一面为父亲主持丧礼，一面派遣使臣至各国，将文公死讯告知天下。中原诸侯对晋文公敬畏非常，皆星夜赶到绛都，参加文公葬礼。晋襄公在诸侯面前盟誓，要继承文公之业，为晋国霸业、中原和平再接再厉。各路诸侯大多都参加了葬礼活动，唯独秦国没来，身为晋襄公外公秦穆公没有到场为先君发丧。秦穆公闻听女婿（穆公的女儿为重耳妃）病故，没有多少伤感，还颇为乐观：秦国称霸的机会来了！
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秦主政大夫蹇叔认为秦军孤师远征，不易成功，且须穿越晋境，易遭晋军伏击，反对出兵。秦穆公东进心切，不听蹇叔之言，遣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军自雍都出兵，经陕县东南的崤山隘道，于次年二月抵滑国（今河南偃师西南）境内。值郑国商人弦高贩牛途经滑国，判定秦军将袭郑，遂假托奉郑君之命，犒劳秦军。孟明视等认为郑已有防备，遂放弃攻郑，灭滑后撤兵。对秦攻郑之举，晋国朝野震惊，晋襄公问计于众臣，先轸力主伐秦，认为秦国伐郑是对晋国霸主地位的挑战，为维护晋之霸业，晋襄公决定待秦军疲惫回师之时在崤山设伏歼之，并遣使联络据崤山不远的陆浑戎配合晋军作战。在晋文公出殡之时，晋襄公戴孝，命三军臂系黑布，以先轸为元帅，率领大军出征。四月初，先轸将大军埋伏在秦军回时必过的崤山古道两侧高地，晋军居北，陆浑戎在南，只等秦人前来。秦军因东进途中未遇任何抵抗，归途也疏于防备。四月十三日，待秦军全部进入设伏地区后，晋军及陆浑戎将士突然发起猛攻，冲向秦军，个个奋勇杀敌，秦军措手不及。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秦军全军覆没，崤山之谷，尸横遍野，孟明视等秦军三将皆成为阶下囚。陆浑戎与晋国军队协同作战，打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歼灭战、伏击战。崤之战，无疑是陆浑戎为了报复秦国，以洗雪被逐之耻。
陆浑戎在晋国争霸过程中，作为一支同盟军，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追随晋国的一股主要力量。在晋国的支持下，他们以掳掠财物为目的，除与周王朝发生颇多战争外，还与其他诸侯国多次交战。《左传·成公六年》云：“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因宋国不愿参与以晋为首的诸侯国会盟，周简王元年（前585），晋国就动员了陆浑戎、伊洛之戎、蛮戎在内的诸少数民族共同入侵宋国（今河南东部一带）。联军入侵宋国后，遭到宋国军队顽强抵抗，才无功而返。
楚庄王伐陆浑戎
秦、晋迁陆浑戎于河洛腹地，扩大了各自的地盘，又将祸水引向周天子脚下，起到威胁周王朝、抵御楚国北进的作用。作为游牧民族，陆浑戎由骑马射猎到居住山地，其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必然要适应新的自然环境。较为平坦的经济发达地区，已为秦、晋、虢等国家占领， 陆浑戎一方面要与诸侯国交战以取得生存的地域，另一方面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以求生存。迁徙到伊河流域30年刚过，戎子国国力还未得到发展，脚跟还未站稳，由于紧跟晋国，东征西伐，便惹恼了楚国妒忌，成为楚国向北方发展、问鼎中原的障碍，以至于楚庄王“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周郊”（《史记·楚世家》第1394页，中华书局出版），一场灭顶之灾发生了。
楚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兴盛时期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全部，湖南、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区。楚庄王（前?～前591）继位后，首先引水开渠，使农业水旱保收，五谷丰登，很短时间内富甲一方；其次征服周边国家，周定王元年（前606），楚庄王率领人马翻过伏牛山，千里迢迢进入中原，开始攻伐陆浑戎。楚国大军到陆浑戎子国后，倾其全力，围攻陆浑戎，陆浑戎生性剽悍，擅长骑射，但由于不懂征战兵法， 加之双方力量悬殊，被打得四零五散，溃不成军。楚庄王扫清了向周王室进攻的道路，长驱直入，将楚国大军浩浩荡荡开至东周的首府洛阳南郊洛河之滨，随即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试图以武力威吓周天子，迫使其分割天下。继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多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王孙满委婉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见王孙满拿话挡他，就直接说道：“你不要自恃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九鼎为大禹所铸，象征着一个王朝的权力。面对雄视北方的庄王，善辩的王孙满先绕开话锋，大谈九鼎制作年代和传承的经过，最后才说：“周室虽然衰微，但天命未改，宝鼎的轻重，岂是可以随便过问的吗？”庄王无奈撤兵。
亲楚疏晋 晋灭陆浑戎
陆浑戎遭到楚庄王毁灭性打击后，元气大伤。此后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有时附晋，有时亲楚，不时地改换依附的诸侯国，后来一边倒向楚国，与楚国交往甚密，这就威胁到周王朝和晋国的安全，晋国开始了消灭陆浑戎的战争。《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记载：周景王二十年（前525）秋季，晋国策划攻打陆浑戎战斗。为防止暴露作战意图，晋顷公先派大夫屠蒯赴周，请求祭祀雒水 （ 今洛水 ） 与三涂山。周人从屠蒯的言谈表情中察知 晋人的真实意图，遂设防警戒。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晋卿士荀吴率军渡河南下，直抵陆浑戎境，荀吴让祭史用牲畜祭祀雒水，陆浑戎不知是计，遂放松警惕。晋军乘其不备，突然发起攻击，于二十七日攻灭陆浑戎国。陆浑戎亡国后，其国君流亡至楚国，被安置在郧国故地，即今湖北安陆（安置陆浑人之地）市，余众逃奔到周邑甘鹿（今宜阳南留，位于甘鹿山下，古称甘城、甘鹿城），被早有防备的周王朝军队俘获殆尽。晋军得胜而归，献俘于文公之庙。从此，陆浑戎这一少数民族不复存在。
2013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今嵩县古城村西北15公里的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陆浑戎贵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墓地主要分布在以徐阳村为中心的顺阳河及其支流两岸台地上。该墓地横跨顺阳河中下游两岸台地，呈带状分布，西到徐阳村西约300米，东至张村北、杨庄西，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2013～2019年，徐阳墓地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21座，陪葬车马坑10座，马坑2座，祭祀坑4座，其中西周墓葬6座，祭祀坑2座，春秋中晚期墓葬105座，陪葬车马坑10座，殉马坑2座，殉狗坑1座，马牛羊头蹄祭祀坑2座。
春秋中晚期105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其中大型墓5座，中型墓葬7座，小型墓93座。墓向以东西为主100座，南北向5座。殉马坑或车马坑12座。大、中型墓葬均一棺一椁，墓葬西北均有与之对应的陪葬车马坑。5座大型墓葬中，随葬遗物主要有铜鼎、豆、罍、壶、盘、匜、舟、编镈、编钟、车軎辖、簋、石编磬、陶器、玉器、金器、玛瑙饰件、漆器、骨贝等。7座中型墓中，出土遗物以铜器为主，基本组合为铜鼎、铜簋、陶罐组合，伴出铜双腹盒、鍑、环、斧、矛、镞、玉器等，部分墓葬填土中还发现较多马牛羊头蹄。93座小型墓葬，均为单棺，仰身直肢葬，东西向88座，南北向5座，部分墓中发现有用狗或马、牛、羊头殉牲现象，随葬遗物或置于壁龛，或置于棺内，有单耳罐、绳纹罐、圆腹罐、鬲、盆、杯、鼎、碗、盘、舟、匜、铜矛、铜带钩、铜镞、砺石、骨镞等。单耳罐内均为羊骨，鬲内为猪骨。器物组合主要为单耳罐、绳纹罐、陶盆和陶鬲、罐、盆组合，也有鼎、豆、壶、盘、匜、舟组合。2座殉马坑，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东西向1座，南北向1座，葬马1～2匹。2座殉狗坑，呈圆形或长方形。2座马牛羊头蹄祭祀坑，形状呈方形或马拉车形，放置马牛羊头蹄。
陆浑戎活动的中心地域与徐阳墓地所在的涓水地理位置相符，活动时间与徐阳墓地春秋中晚期遗存时代基本吻合。伊洛河流域诸戎之中，陆浑称“子”，身份虽不太高，但也是一个小诸侯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陪葬的车马坑规模与其身份相符。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陆浑戎东迁伊河川地的历史事件，是研究中原地区少数民族迁徙和融合重要资料。
陆浑戎灭亡原因
陆浑戎野蛮落后、贪得无厌。《春秋左传》记载，陆浑戎入侵郑国，郑国公子突对其父郑庄公说：“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国语·周语（中）》载 ：“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 意为戎狄之人轻率而不修边幅，贪心而不讲礼让。这种人的素质若不加调教，就像禽兽一样。他们来献纳贡赋时，不必用精致的酒食，所以让他们坐在门外而由舌人把全牲给他们食用。作为被诸侯国和戎人所包围的周天子的话可谓体会颇深。晋悼公也认为：“戎、狄无亲而好得。”戎、狄这种习俗使人们对其产生鄙夷，以至于以后类似的做法都以戎、狄视之。《魏世家》记载，魏安釐王时，魏无忌劝魏王说：“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华夏民族之所以形成对戎、狄如此看法，是因为作为偏远地方的少数民族，出于对发达中原地区物质文明的向往，多次以武力抢劫的缘故。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就因此与戎、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作战。
到了春秋末年，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牛耕的使用，铁器的发明， 使伊河流域过去的蛮荒之地得到逐步开发。陆浑戎虽然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交错杂居，但其社会生活水平则远远无法与华夏族相比，其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华夏民族，且以游牧生活居于生活方式的首位，他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与华夏民族也大不相同，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统一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陆浑戎自公元前638年迁入伊河流域，到公元前525年被晋国所灭，在伊河流域存在了114年。陆浑戎虽然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交错杂居，但其社会生活水平则远远无法与华夏族相比，其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民族，他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华民族大融合中的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