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边剃头大妈的人生

杨玉祥

人们不知道她姓啥名谁，都叫她大杨树沟村的大毛。沟里长得一排排，一层层的杨树，树上垂挂着褐黄色、毛绒绒的杨树垫子，熟透后就掉下来，一场大雨，它就又和泥土融为一体，成为大地的养料了。

大毛上小学和初中都被人这么叫。结婚了，丈夫也这么叫。丈夫在林业局上班，忽然有一天林业局不让砍伐树木了，丈夫下了岗。她抱着三岁的儿子，跟在丈夫屁股后面，和众多人坐火车进了关。下岗的人有的像燕子飞到广州，有的飞到上海，她们一家飞到北京，在北京落了脚。

丈夫在工地打工，大毛则进了一个理发店，学起了理发，孩子呢，就放在家里，幸好孩子不闹，一个人叠纸飞机，能叠一整天。

孩子后来进了打工人办的学校，大毛也成了理发师。只会伐树的丈夫，也由小工干成了泥瓦匠。

天有不测风云，丈夫在高空作业一脚踏空，掉在竖着的钢筋上，一命呜呼。她也因为过了四十五岁，被理发店辞退了。

她拿把小凳，带上理发工具，成了街边路口的大妈理发师。

刚开始两元剃个头，涨到五元，现在是十元了。一天下来挣个百十来元。

不过最担惊受怕的是城管，抓住罚一百元，一天得白干。好歹还是好人多。新来的大个子城管跟她说:“我站在东边，你就到西边理;我在西边，你就在东边干。不然，让我领导看到，我就是管理不到位。——会罚我钱的!”

大毛听得出来，城管是在暗中保护着她。有时走个照面，她就跟大个子说:“我给您剃个头，——不收钱!”

大个子每次都摆摆手，笑一下，走过去。

疫情三年，剃头的生意不能做了，好歹天无绝人之路，儿子长成大人了，干了快递。天天给医院送餐。大毛担心他被染上，他一脸灿烂的笑，啪啪啪拍几下胸脯，伸出大拇指。那意思是说:“放心吧，我身体棒!”

他骑摩托车从医院窜进窜出，因为跑的单最多，被称为单王。

这天中午，他在七月份阳光暴晒下，往医院送单。他感到疲惫，想送完这单就回家，他感觉被晒出油的柏油路是那么长，仿佛到不了头。他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马路上没有人，等被发现时，他胳膊上的肉，和出了油的柏油路粘在一起，拿都拿不开。个别地方都被烫熟了。

他是阳了。他本可以不用上班或看医生。可他太拼了，死时才十九岁。

大毛不能去见儿子最后一面，就这样天人永隔。当晚她梦见儿子，儿子灿烂笑着对她说:“我马上就托生了。马上会见到妈妈了!”

疫情结束，她回到那大杨树沟村，房子已经塌了一半，沟里也空荡荡的没有人了，她只能又回到北京，每天提着凳子和剃头工具，穿着白大褂，张望着过往的行人，盼望着有客人过来，坐在她的凳子上，她就又多了十元钱的收入。

大毛又多了一个习惯，每天出工，兜里放一把棒茬，洒在路边废品回收箱顶上，一来二去小鸟来吃。时间长了，鸟儿越来越多，有一个鸟飞到她肩膀上，吱吱吱地叫，撵都撵不走。那叫声让她想起婴儿时儿子的叫声，怎么听怎么像儿子刚出生的叫声。她忽然哭了，眼泪掉下来，哗哗地止不住。

人们每天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白发女人，经过废品箱，洒一把棒茬，一群鸟儿过来吃。她在不远处，站着给人剃头，鸟儿吃完了不走，围着她吱吱地叫，她祥和地笑，客人也笑，鸟儿的叫声一声比一声脆，能给人带来好心情。

找她剃头的人越来越多。

客人笑着问:“大姐，您好让人佩服呀!受了那么多磨难，还每天笑呵呵的。”

“我整天苦瓜脸，客人谁也不愿意看。客人不来剃头了，我挣不到钱吃啥喝啥呀!”

客人点一下头说:“所以您把天大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

大毛突发感冒，她吃几片药想扛过去。可没有两天发展为肺炎。医生让她进ICU，她说没有钱，她说早料到有这天，门口我那死去的丈夫来接我了。医生听了吓得脸色苍白，瞪大恐惧的眼睛看门口，空荡荡不见人影。可半天不到，她就死了。

街道办事处去了她租住的平房，撬开门，发现她写的遗书，放在桌子上说:“她存有五千元，一千元给大个子城管，感谢十多年的照顾。四千元给街道办事处，麻烦把她火化后，骨灰用一个大牛皮纸袋包好，埋在凉水河边那排杨树下，一场大雨，骨灰就和泥土混在一起，她就能见到儿子和丈夫了。”

埋骨灰那天，大个子也去了，他从网上买了一大摞纸钱说:

“大毛姐，我给您送钱来了。到那边别不舍得花钱了，有病了也马上看呀!耽误了会让我们都为您……难过呀!”他哽咽了，一米八的汉子，哭起来像个孩子说:“每年清明，我都到这杨树下，来看您!”

街道办事处的几个姑娘小伙，也流了泪。

作者简介

杨玉祥：1976年到北京大兴插队，后分配到北京化工实验厂工作。现为《东方少年》杂志编辑、副社长。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北京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校园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出版短篇小说集《燃烧的青春隐密》。2007年获上海《少年文艺》好作品奖， 获陕西省作协、陕西《少年月刊》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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