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无行”的“行”可以理解为“品行”“德行”“操行”等，“文人无行”指出文人没有操守，德行低下，这论断显得过激。

风月场的常客：书生

提到文人，一定会浮现在脑海中的很可能是书生。一些书生的社会形象确实不好，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他们会以负心汉的面目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例如唐传奇《霍小玉传》和《莺莺传》，其中就塑造了玩弄感情、背信弃义、游戏人间的书生形象。

《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他出生高贵但却虚浮不实，他曾和霍小玉有过山盟海誓，但在高中进士后刻意回避盟约并且另寻新欢，毫无担当，更无忠贞可言，实乃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莺莺传》中的张生的形象则更为典型，他遇上、爱上、抛弃崔莺莺的行为并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他爱上崔莺莺非常迅速，抛弃崔莺莺又异常绝决，他将自己仕途不顺的错全部归咎于莺莺，将莺莺类比祸国殃民的妖冶之物，对她始乱终弃，但又在她嫁作人妇后纠缠不休。他贪图美色却毫无责任心，自私自利又冷漠无情。

然而又全非如此，唐传奇中依旧有品行端正的书生形象。例如《柳毅传》中的柳毅，他虽然为一介儒生但却有骨气、有作为，他救龙女于水火，其人有豪侠之气。

从以上书生形象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文人无行”的说法有失偏颇。

知行不一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德行和语言表达关系产生了矛盾，所以才会有“文人无行”之说。

孔子主张“文质彬彬”，即人品和文品相统一才能为儒风君子，然而他还指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说明了德行和语言表达的有错位的一面，能说出好语言、写出好文章的人并不一定具有好的品行。

因此，一些文人品行不佳现象的存在并非不合常理。

“文人”的概念

德行和语言表达的主体是人，究竟何为文人？

“文人”的概念有些模糊不清。

通常来说，对文人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

狭义层面上的文人是只会抒写表达心志的诗、词、歌赋等不同文体的群体，他们往往只有这一重社会身份；

广义上的文人则是所有能文之人，文人只是他们社会身份的一重，他们在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仍旧占有一席之地。

正因为文人有狭义和广义的分别，所以仅仅根据具有文人身份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自身不端正的行为，就判断文人群体品行不端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是将个人化的特质群体化的表现。

“文人无行”不仅是将德行与语言表达的关系简单同质化，而且是对所有具有文人身份的能文之人的污名化。

不可否认的是文人失德的现象确实屡见不鲜，文人群体中出现过的害群之马是罪魁祸首。

除了上文提到的虚构的书生形象外，还有一些活生生的人。

例如才子宋之问就曾卖友求荣，写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却是一介贪官污吏，花间词人温庭筠屡屡帮助他人作弊，元稹一生滥情，写出诸多讽刺黑暗的现实之作的白居易晚年也曾买卖过小妾，前两位显然是为人不正，后三位并非罪大恶极，只是作风不雅。

结语

文人群体中不乏品行高洁的人。

最典型的例子是孔子，他面对学生，亦师亦友，对待君主，尽臣之责，面对自我更是坚持己见，知其不可而为之。

再如屈原，一曲《离骚》谱出忠君爱国的哀歌，他本人尽管身披谗言却仍不改其志地“导夫先路”。

还有少陵野老杜子美，飘零跌宕半生却没有自怨自艾，反而心忧黎民百姓，杜鹃啼血般作出《三吏》《三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喊。

还有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一体的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宦海沉浮多年，却依旧保持初心，南宋人曾评价“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

综上，品行是个人化的，其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