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无行”的“行”可以理解为“品行”“德行”“操行”等,“文人无行”指出文人没有操守,德行低下,这论断显得过激。

风月场的常客:书生
提到文人,一定会浮现在脑海中的很可能是书生。一些书生的社会形象确实不好,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他们会以负心汉的面目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例如唐传奇《霍小玉传》和《莺莺传》,其中就塑造了玩弄感情、背信弃义、游戏人间的书生形象。
《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他出生高贵但却虚浮不实,他曾和霍小玉有过山盟海誓,但在高中进士后刻意回避盟约并且另寻新欢,毫无担当,更无忠贞可言,实乃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莺莺传》中的张生的形象则更为典型,他遇上、爱上、抛弃崔莺莺的行为并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他爱上崔莺莺非常迅速,抛弃崔莺莺又异常绝决,他将自己仕途不顺的错全部归咎于莺莺,将莺莺类比祸国殃民的妖冶之物,对她始乱终弃,但又在她嫁作人妇后纠缠不休。他贪图美色却毫无责任心,自私自利又冷漠无情。

然而又全非如此,唐传奇中依旧有品行端正的书生形象。例如《柳毅传》中的柳毅,他虽然为一介儒生但却有骨气、有作为,他救龙女于水火,其人有豪侠之气。
从以上书生形象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文人无行”的说法有失偏颇。
知行不一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德行和语言表达关系产生了矛盾,所以才会有“文人无行”之说。
孔子主张“文质彬彬”,即人品和文品相统一才能为儒风君子,然而他还指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说明了德行和语言表达的有错位的一面,能说出好语言、写出好文章的人并不一定具有好的品行。

因此,一些文人品行不佳现象的存在并非不合常理。
“文人”的概念
德行和语言表达的主体是人,究竟何为文人?
“文人”的概念有些模糊不清。
通常来说,对文人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
狭义层面上的文人是只会抒写表达心志的诗、词、歌赋等不同文体的群体,他们往往只有这一重社会身份;
广义上的文人则是所有能文之人,文人只是他们社会身份的一重,他们在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仍旧占有一席之地。

正因为文人有狭义和广义的分别,所以仅仅根据具有文人身份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自身不端正的行为,就判断文人群体品行不端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是将个人化的特质群体化的表现。
“文人无行”不仅是将德行与语言表达的关系简单同质化,而且是对所有具有文人身份的能文之人的污名化。
不可否认的是文人失德的现象确实屡见不鲜,文人群体中出现过的害群之马是罪魁祸首。
除了上文提到的虚构的书生形象外,还有一些活生生的人。

例如才子宋之问就曾卖友求荣,写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却是一介贪官污吏,花间词人温庭筠屡屡帮助他人作弊,元稹一生滥情,写出诸多讽刺黑暗的现实之作的白居易晚年也曾买卖过小妾,前两位显然是为人不正,后三位并非罪大恶极,只是作风不雅。
结语
文人群体中不乏品行高洁的人。
最典型的例子是孔子,他面对学生,亦师亦友,对待君主,尽臣之责,面对自我更是坚持己见,知其不可而为之。
再如屈原,一曲《离骚》谱出忠君爱国的哀歌,他本人尽管身披谗言却仍不改其志地“导夫先路”。

还有少陵野老杜子美,飘零跌宕半生却没有自怨自艾,反而心忧黎民百姓,杜鹃啼血般作出《三吏》《三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喊。
还有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一体的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宦海沉浮多年,却依旧保持初心,南宋人曾评价“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
综上,品行是个人化的,其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