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新闻记者 张弋

11月25日，主题为“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第二届“良渚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在“文明之光”中外考古学家对话环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一级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辉以“文明的再现：全球视野下的考古学与文明形态多样性”为题作了主旨发言。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且相对封闭，我国内部多元文化之间的彼此交流就多于对外交流。

在距今7000年左右，呈现出明显地一体化趋势。距今4300年前后或更早，在中原地区形成汇聚四面八方文化影响的核心。直到距今3800年前后，进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夏王朝，就此进入了夏商周三代的新篇章。

随着文明化进程的开始，农业也在同步发展。在一万多年以前“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分别出现了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萌芽，随之出现了第一批农业村落，到距今6000年前后，农业生产体系开始成熟，农业开始成为人们主要依赖的生活方式。直接导致了人口和聚落数量增加，社会开始出现复杂化，出现地位远高于一般聚落的中心聚落。

赵辉介绍说，这些中心聚落的本质是一个血缘集体的胜出，古国的权力由一个血缘集体所把持。例如安徽的凌家滩遗址，其面积至少在140万平方米，里面由规模很大的高等级墓葬和平民墓葬，这就说明在这个时期的中心聚落里，社会分化程度十分明显。同时，在史前中国其他文化区，也陆续形成了若干“地域性国家”，这些国家的本质已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血缘集体所掌控的社会权利。

为什么说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赵辉表示，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研究的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为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极其丰富和关键性的考古材料。

距今5300—4300年，良渚以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精美的玉器、陶器、漆器为代表的专门化的手工业，具有文字风格的刻画符号，大型人工营建工程及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为特征，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重要实证，在中国和世界文明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为主的出土文物，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的历史。

关于文明的定义及相关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赵辉介绍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农业与手工业显著发展，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贵重资源和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发生显著的阶层分化，出现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贵重器物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以及附属的大型的高等级建筑和公共设施;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并且，当一个社会具有以上大部分现象时，就可评估为进入了文明。

“中国方案的提出为学术界提供了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时的具有可探作性的概念工具，同时也指出了史前中国历史的特点和人类历史的样性。”赵辉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