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乐图强
王光祈和他的奋斗求索之路
吴江波
1902年,在四川省温江县社学巷儒生黄玉珊的私塾里,来了一位10岁的学生,他在这里苦读了4年,尔后去了成都、北京,最后去了德国,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他就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社会活动家王光祈。
少年王光祈
苦学历文
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1892年农历中秋出生于温江县城西外德通桥锅厂。其祖父王再咸(字泽山),系清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赴京应试礼部落第后,愤然弃绝科举,寄情诗酒,著有《泽山诗钞》二卷,名动京师,赵尔巽、赵尔丰等八旗子弟曾慕名从其受业。父亲王展松(字茂生),温江县秀才,曾于京城谋职,后弃职返乡经营锅厂,终因不善经营而将厂出租,转做小生意。王光祈出生前两月,其父客死四川隆昌,家道自此中落。
王再咸著《泽山诗钞》
深刻影响王光祈一生的母亲罗氏,出身书香门第,秉性温和贤惠,知书达礼,尤为重视对光祈的教育。她携子依靠锅厂微薄租金及替人缝补浆洗维持生计,勉强度日。光祈5岁,母亲便教其识字诵诗。他天资聪颖,过目成诵,亦通晓楹联。一次,母亲出上联“以天下为己任”,王光祈脱口对以“视富贵如浮云”,令母亲甚为欣慰。为减轻家累,8岁的光祈开始替附近农家牧牛。晨曦微露或夕阳西下之际,他常骑牛行于杨柳河畔,或横吹短笛,或默诵诗文,尽享乡野无拘时光。
1901年,罗氏迁家至麻市街。王光祈初入庆丰街三官庙侧蒋氏私塾,塾师蒋春帆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常向学生讲述维新思想及戊戌六君子事迹,在童年王光祈心中烙下深刻印记。次年,他转入社学巷儒生黄玉珊私塾。乐以修内,礼以修外,在儒家传统教育的熏陶下,光祈熟读四书五经,涵养于礼乐之中。
王光祈社学巷读书处
另一位对王光祈影响深远的人物是赵尔巽。1907年3月,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得知恩师后人窘况,遂资助其学业与生活。是年,15岁的王光祈入读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次年,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赵尔巽在川4年间,始终关切光祈学业,督责甚严,规定其每周需作文一篇,亲自批阅。此番际遇不仅改变了他的求学轨迹,更锤炼出其深厚的文学功底。
苦学贯穿了王光祈的一生。1910年,在母亲安排下,光祈与温江镇子乡罗次玙成婚后,继续求学。1912年,因经费困难,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停办,原丙、丁两班并入成都府中,王光祈编入第九班。时值成都兵变,家产尽失,他挣扎至年底方毕业。社会的动荡令光祈萌生研习兵书之念,遂潜心遍读中国古代兵书数十部。毕业后母亲患病期间,他边侍奉炊爨,边勤读不辍,竟读毕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诸家专集,并涉猎众多经史典籍。1914年,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主攻《国际公法》与《中西外交史》。在京期间,他蜗居北池子一陋室,半工半读。物质生活的艰辛并未磨灭其锐气,他外出谋职之余依旧“苦学勤工惜寸阴”。在京任职期间,他不改其志,每晚坚持赶往青年会补习英语。后来他向好友恽代英忆及此段生活时曾淡然道:“如是者两月,我才晓得在号称生活昂贵之北京,每月有一两元的生活费,亦可以过活”。4年后,王光祈以优异成绩(第二名)毕业于中国大学。
1920年,王光祈赴德留学。他生活无着,语言不通需从头学起,期间更跨界转攻音乐,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其间的孤苦奋斗不言而喻。1922年冬,工读之余,他开始随柏林一位音乐教师学习小提琴,每周习琴6小时,寒暑四载不辍。他还常与德国大学教授及音乐学者交流,获益良多。1927年4月28日,王光祈正式入柏林大学音乐系深造,专攻音乐学长达两年半。师从德国著名音乐学家霍尔博斯特尔(E. M. von Hornbostel)、舍尔林(A. Schering)、沃尔夫(Joh. Wolf),并随柏林乐器博物馆馆长萨克斯(C. Sachs)研习三个学期乐器学,且在馆内实习一年半。为掌握试唱练耳原理,他甚至师从柏林国家医院耳科主任学习耳喉解剖学。1934年,王光祈以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哲学(音乐学)博士学位。
王光祈在波恩大学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
乐于苦读、勤奋著述贯穿王光祈一生。早年在家乡,他曾任报馆编辑;在京任职期间他兼任成都《群报》《川报》驻京记者,后更创办主编《少年中国》月刊。在留德16年间,他撰写了大量音乐文化评论见诸报端。王光祈以其苦学历文,为世人树立了典范。
同窗共载
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一所旧制五年制中学)求学期间,王光祈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同窗情谊成为其人生的重要滋养。
校长刘士志热心教育、提倡新学,常以“薄于自奉”“勇于治学”教导学生。深受王光祈崇敬的刘豫波(成都“五老七贤”之一),其教诲亦如种子深植光祈心田。在丙班,王光祈先后与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蒙文通、曾琦同窗。那段岁月里,同窗情谊如清泉流淌,润泽心田。
有“中国的左拉”之誉的李劼人,初入分设中学丁班。次年因成绩优异升入丙班,遂与王光祈同窗。起初两人因生活习惯、处事风格迥异,几无往来。后来李劼人读到王光祈诗作,“惊其才思之余亦起了惺惺相惜之心”,二人“志趣之交不拘细谨”,一年间友情日笃,终成风雨同舟的知己。李劼人担任《四川群报》主笔时,聘王光祈为驻京记者;其后参与创办《川报》并任社长兼总编辑,亦委王光祈以驻京记者之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身为北大旁听生的王光祈积极参与学生集会和游行。凭借记者的敏锐,他洞悉此事的深远影响,当日从赵家楼脱身径直飞奔电报局,以专电将消息发回成都。晚间,他又激情写就一篇鼓动性通讯。李劼人赓即在通讯前加按语于《川报》发表,疾呼四川青年声援北平,终使“五四”烈火在蜀地熊熊燃起。
周太玄小王光祈3岁,低一个年级。他多才多艺,善诗词、通琴画,在同学眼中是风度翩翩的佳公子。共同的文学热忱使二人交情甚笃。毕业后,他们始终保持书信往来。1914年春,王光祈致信在上海求学的周太玄,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发表了诸多深刻见解,誓言要“彻底地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1916年,周太玄抵京,与潘力山共创《京华日报》,王光祈兼职编辑。二人同处一报馆,常工作至深夜,畅谈人生理想与时局思考。他们深感“国中一切党系不足为有,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决心“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为此定下原则,他们决定:首先,要坚持发扬志气,艰苦奋斗,绝不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一定要奋勇向前,为国家民族找到一条道路。第三,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必须扩大圈子,使有为青年都能团结在一起。他们构想建立一个在学问与事业上并肩作战的团体。两人思想碰撞的火花,还不时通过书信与远在东京的留日好友分享。七夕之夜,他们同游陶然亭,面对皎皎圆月更添忧思,王光祈吟成二诗,“蟾影中天静,虫声永夜凉”“乐忧都一瞬,饱食且看山”,字里行间透露出内心的挣扎与苦闷。纵使远隔重洋,同窗知己亦设法相会。1931年周太玄旅法归国途经德国,两人相约车站短暂重逢。多年未见的周太玄激动不已,事后回忆道:“他的精神依旧,抱负不俗”。
魏时珍是最早向国内引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涉猎数学、物理、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王光祈与他的深厚情谊,始于一次无端受罚。尽管校长刘士志提倡新学,但以学监都敬斋为首的守旧派仍奉行封建刻板的教育方式,为光祈所不齿。此事为都敬斋所知后,便于第二学期开学时,以“桀骜不驯”为由,挂牌禁止他和魏时珍住校,后经多方斡旋方得解决。共同的经历与奋斗使二人情谊日深。保路运动期间,他们一同加入保路同志会,参与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赴欧留学时,两人相约同行。因王光祈经济拮据,赴德旅费全由魏时珍慷慨资助。抵德之初一两年间,光祈不通德语,每晚由魏时珍口译德文报刊,光祈整理成文寄回国内发表,以稿费维持学业生活。1933年,魏时珍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之邀再赴德国深造,与光祈相遇于波恩,两人约定每晚7点光祈至时珍寓所交谈1小时。
王光祈、魏时珍等赴德前合影留念
他们不仅是同窗好友,更是毕生致力于“少年中国”理想的同志。后来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中,分设中学堂的旧友们成为核心力量,仅丙班同学就有王光祈、周太玄、曾琦、魏时珍、李劼人。他们来自巴山蜀水间,同窗共载,勠力同心,怀抱着“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壮志,为民族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唤醒广大青年思想觉醒。
少年中国
“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1914年,怀揣一个脸盆和一部杜诗的王光祈离开成都,开启了“北漂”生涯。他取道长江,途经夔门时触景生情,写下《夔州杂诗》,既抒胸中抑郁,更显勇毅决心。在这长夜未央之际,他立志要为中国的未来点燃星火,探寻出路。几经辗转抵京后,在时任清史馆总裁赵尔巽的帮助下,谋得清史馆书记员一职。任职期间,他接触到大量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彻底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由此激发投身社会改造运动的热情。
王光祈与李大钊的相识,得益于陈愚生的引荐。1917年夏,李大钊自日本归国后出任《甲寅》日刊编辑,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1918年1月,李大钊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秉持“兼容互需”的藏书方针,引进大批国内外进步书刊,将北大图书馆打造成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这里成为众多有志青年汲取新知、探讨时局的聚集地,王光祈便是常客之一。据周太玄回忆,李大钊待人宽厚,尽管事务繁忙,却格外重视与他们的交流,每次约谈必提前到场,甚至曾有两次畅谈至凌晨两三点。李大钊对王光祈评价甚高:“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组织救国团,3000余人罢学归国。值此之际,王光祈邀集友人共商救国之道。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启发,他首次提出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的构想,并草拟学会规约大纲数十条。对此,王光祈有着理性而务实的判断:“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最好在早做基础的准备工夫,而准备工夫不外两事:一为人才,二为办法。但人才已不能求之于已成势力中,则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实际问题的解决。”
北京城南顺治门的岳云别墅,被王光祈称为“本会成立最可纪念之发祥地”。1918年6月30日,他邀集张尚龄等5人于此商议正式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推举王光祈为起草员,负责草拟规约章程。经多次修改完善,并邀请李大钊指导,最终形成70条规约。学会发起理据阐明:“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其终极目标在于创造“适于二十世纪之少年中国”。7位发起人包括陈愚生、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王光祈,众人一致推举王光祈任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太玄任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辑部主任。
1919年7月1日,由李大钊、王光祈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王光祈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李大钊提议将学会宗旨修订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议根据王光祈提出“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势力之需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的思想,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还确定了负面清单,“有第十四条概括规定之禁约”。入会条件极为严格:须具备“纯洁”、“奋斗”精神,并对学会表示充分同情;需五名会员推荐,并经通信、谈话和考察等程序确认。这在当时社团中实属罕见。学会设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曾琦任评议部主任,王光祈任执行部主任,李大钊任月刊编辑主任。
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和信条
少年中国学会对会员提出严格的自律要求,强调思想、道德和人格的不断完善,这正体现了王光祈一以贯之的原则。他在《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中明确表示:“我素来深信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改革程序,以为无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他看来,若连个人生活都不知改造,又何谈改造国家民族生活?
因此,少年中国学会同人既追求“修齐治平”的理想,又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认为唯有具备理性能力的国民,方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政治问题。他们从政治改革转向思想改造,通过文化启蒙夯实社会基础,进而实现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之创造》中写道:“我们要改造中国,便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学会的号召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邓中夏、恽代英、张闻天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青年纷纷加入。
1919年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第二次抵京,经李大钊、王光祈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此后,毛泽东长期与学会保持联系,1921年9月,他还按要求重新填写了入会志愿书,并致信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
毛泽东致信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
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设总会,并在上海、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设立分会,会员遍及国内外,达120余人,成为五四时期历史最久、影响最广的社会团体。蔡元培评价道:“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学会成立后,主要开展教育、出版、新闻事业及个人生活改造等活动,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30余种,创办《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月刊及《星期日》周刊。作为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注重文化运动、学理阐发和纯粹科学,刊载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与五四时期著名刊物《新青年》《新潮》杂志鼎足而三。
《少年中国》月刊
王光祈堪称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从筹备到成立初期,他倾注全部心力于会务工作,给予同人极大鼓舞。周太玄在《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中回忆道:“从此以后的光祈,便真入一新境界,得着一新生活,他的全部光阴精力都用于会务,会中的大小事件都由他一人悉心擘划”,“简直可以说他的整个人生都寄托在这个学会。我常说光祈没有这个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
工读互助
少年中国学会在创办刊物的同时,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新村运动。其中,王光祈更是倾尽全力发起并推动了一项自称为“平和的经济革命”——工读互助运动。
这一运动源起于1917年7月,学会会员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小组织的提倡》一文。他观察到受新文化运动感召而脱离传统家庭的青年,普遍面临求学与生计的困境,因而提出建立“青年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以“改革青年生活”。此主张迅速得到王光祈、宗白华的响应。王光祈随即写了一封长信《与左舜生书》,详述其具体构想——“菜园子的新生活”。
王光祈对“小组织”的规划是:在距城市四五里的乡间,租一处可供十余人耕种的菜园。园中建一座中式两层楼房:上层设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下层为卧室、饭厅等。另在西南角建厨房,东北角建厕所,屋后砌个球场,院落四周挖条小溪。他理想中的半工半读生活,不仅追求“物质上的适宜生活”,更寻求“精神上的快慰生活”,既能革新思想,又能解决青年生计问题。青年“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头脑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更能使“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共同谋求中国改造。
为避免讨论流于空谈,王光祈急切呼吁:“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主张将构想付诸实践,成立工读互助团。这一设想获得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支持。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带有鲜明新村主义色彩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提出理想的“少年中国”需“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是“打破知识阶级”“加入劳工团体”“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倡议在城市组织工读互助团试验“新生活”,秉持“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并公开征集同志。倡议迅速得到北大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徐彦之、罗家伦等师生的热情响应。几天后,他们联名在《新潮》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并带头捐款。不到半月,捐款额近1300元,远超1000元的开办费预算。
依据王光祈的方案,数十名成员分成三组,在北京展开实践:第一组设于北大附近,第二组在北师附近,第三组在女子高师附近。各组经营项目包括素菜食堂、石印局、洗衣、装订、编织、制造小工艺等。成员每日必须工作4小时,工余时间可自由选择学校进修课程。
王光祈视“工读互助团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1919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各地来函探询者数百,上海、武昌、南京、天津、广州等地相继筹备。王光祈欣喜于“这真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憧憬着“工读互助团若成功推广,‘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将逐步实现”。
然而,这次探索终如昙花一现。毛泽东参观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后,与彭璜在上海发起工读互助团,仅试验月余便敏锐察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他致信黎锦熙坦言:“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横压在工读互助团上有着经济压力与成员能力薄弱两大问题,短期内尚可支撑,日久则难以为继。至1921年初,工读互助团运动宣告失败。
在近代中国社会运动与青年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影响虽相对有限,但其探索本身对于理解新青年的困境、认识新文化运动的深层危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经历了互助团的挫折,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进步青年刷新了对中国社会的认知,逐渐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骨干。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半年后,王光祈决定出国留学,探寻新的救国道路。行前,他写下《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他计划先赴南洋两月,再至欧洲数月,最后赴美洲留学。信中坦言:“我此次出国,亦是最末一次之烘炉,若是仍毫无所得,最好是到太平洋里与鱼虾作伴侣,永远不要再与诸兄见面了。”他勉励会员:“精神亦团结,局面亦展开,努力奋斗与创造,以实现我们的理想。”并以最恳切之心祝愿:“诸兄奋斗胜利,创造成功,永远活泼泼的快乐。”
国乐图强
1920年6月,王光祈以沪京三报(《申报》《时事新报》《晨报》)特约驻德记者身份,在德国法兰克福郊外寓所暂时安顿下来。在他眼中,此地犹如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推窗即见旷野,遥望处,青山野色竟与蜀中故园无异,令人心旷神怡。他决心在此开启新生活,着手补习德文,数月足不出城,每日攻读政治经济学。
王光祈等在法兰克福合影
一次偶然的集会,彻底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改变了他救国图强的方向。1921年7月某日,王光祈参加德意志国民党在林间举行的报告会与游艺晚会,目睹宾客随乐起舞的盎然兴致,他如坐针毡,往来踱步,深切感悟到音乐在德国人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就在那个冬天,他毅然放弃经济学研究,转向音乐史学习。自1923年下半年起,王光祈全力投入音乐学的研究与著述。短短半年间,他应上海《申报》之约,撰写10篇通讯,多维度报道《德国人之音乐生活》,首次提出“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的警世之言,萌生了以音乐振兴民族、实现“少年中国”理想的宏愿。
“处世治心惟礼乐,中华民族旧文明。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儒家文化的滋养使他对孔子“礼乐治国”思想推崇备至。他改习音乐,正是意图以“乐教”为手段,达成“少年中国”的理想。他在文中疾呼:“为扫除中国下等游戏,代以高尚娱乐;廓清残杀阴气,化为平和祥气;唤起将死民族,与以活泼生气;促醒相仇世界,归于大同幸福,舍音乐,其莫由。吾所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能否实现,吾将以是卜之。”王光祈并非主张恢复古代“雅乐”,而是致力于创造“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特性”、“跻身于国际乐界而无愧”的“国乐”。他强调国乐“必须吾人自行创造”,“不能强以西乐代庖”。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中,他阐明国乐的责任在于“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现出来,使一般民众听了无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为此,他系统规划实施步骤:“第一步须将古代音乐整理清楚;第二步再将民间谣乐收集起来;第三步悉心研究,从中抽出一条定理出来”,究明中华民族的音乐特色及其能否代表民族性、发挥民族美德、舒畅民族感情,以此作为制乐基础。
自1922年底学琴并钻研音乐学,至1927年入柏林大学主攻音乐学,再至1932年受聘波恩大学东方学院讲师讲授中国文学、研究转向中国及东方音乐,王光祈在“国乐图强”的理想世界中孜孜以求。1923年至1936年间,他对中西音乐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涵盖音乐史、律学、乐器学、音乐美学、比较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作曲理论等领域。
王光祈向国内系统引介西洋音乐,著有《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西洋制谱学提要》《西洋名曲解说》《西洋乐器提要》《德国音乐教育》《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音学》《对谱音乐》等,几乎涵盖欧洲音乐全貌。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卡勒博士曾高度评价他:“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努力介绍西方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运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方面,他算第一个前驱者。”
在汲取西乐的同时,王光祈深入研究中国及东方民族音乐,向西方推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著有《中国音乐史》《论中国音乐》《论中国古典歌剧》《音乐在中国的意义》《论中国记谱法》《中国的道白戏剧和音乐戏剧》《论中国诗学》等。其力作《中国音乐史》被我国音乐学家廖辅叔点赞为:“纪念碑性的作品”,从历史进化论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乐制和乐律两大问题,开辟了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新思路,拓宽了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新方法。
王光祈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是因为他最先把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引入国内。他在《东方民族之音乐》自序中写道:“我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若有人更能作较深的研究,则吾此书价值,至多只能是一本《三字经》而已!” 日本民族音乐学者岸边成雄以“第一个”评价他:“把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观点第一个介绍到东方来的,是中国人王光祈。”
王光祈曾对魏时珍说:“吾之志,在以学为乐,而不以学为技。吾将遍究各国之音乐,考其嬗变,审其异同;吾国先民音乐之素养,视各国为深。吾尤将发湮扶危,张皇幽渺,使吾国音乐亦得与欧洲各国,各占一席,一洗外人讥笑我为无耳民族之耻。”他潜心数年,整理总结比较研究,在所著《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创用“调子音阶组织”的方法,对世界乐系进行分类研究,创造性地将世界各乐系分为三类,即中国乐系(五声体系)、希腊乐系(七声体系)和波斯阿拉伯乐系(四分之三音体系),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地位。王光祈虽在异国他乡,无时不在实现他“国乐图强”的理想。
世纪回响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惟我少年,努力!努力!”这首旅欧船过中国香港时写下的诗篇,本意是短暂的告别。孰料天妒英才,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怀着对祖国的深沉眷恋,因病在波恩医院溘然长逝,留给世人无尽的悲痛与惋惜。
噩耗传来,波恩大学校长脱罗斯基旋即向全校发出讣告。1月18日,波恩大学举行追悼会。消息传回国内,上海、南京、成都等地相继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活动。2月28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发《王光祈先生之哀耗》称:“吾国唯一之音乐史学家,平生著作甚丰,治事亦极精炼,不幸骤于上月在德逝世,享年仅四十四岁……”。3月15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举行追悼会。同日,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召开追悼会,由宗白华主持,蔡元培致悼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代表与会并致辞:“王博士不仅是一个学者,并且也是一个沟通中德文化的一个重要人物。”徐悲鸿特为其绘制遗像。4月19日,成都于文庙西街成公中学举行追悼会,并刊发纪念专刊。
同年8月15日,王光祈遗体在波恩火化,10月其骨灰被运抵上海。1941年,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等同窗故友将其骨灰安葬于成都沙河堡李劼人住宅“菱窠”附近,由周太玄亲书墓碑“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
王光祈早年因少年中国学会活动与毛泽东结下深厚友谊,毛泽东始终挂念故人。1950年陈毅赴川前,毛泽东特嘱其打听王光祈近况。闻知王光祈已逝十四载,毛泽东感叹不已,再次叮嘱陈毅:“下次如再去四川,请了解王光祈有没有家属子女。”陈毅再赴成都时托人寻访,得知王光祈与夫人罗次玙所生一子一女均早夭,仅在其家乡寻得一位远房侄子。
王光祈的学术思想、成就与人格魅力,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近百年来更持续获得国内外学界高度赞誉。
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卡勒博士评价道:“他是一个很静默稳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波恩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希德玛博士表示:“他把握住了西欧,特别是德国方面研究音乐的科学方法与途径,由此设法与他的故乡的音乐与戏剧的艺术相接近,这居然给他做到了,他是一位受有严格教育的音乐家。”
冼星海赞誉:“我们不能忘记这位音乐理论家王光祈,他推动了新音乐的发展,他的刻苦耐劳是我们从事中国新音乐的模范。”吕骥指出:“王光祈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的近20年中文化界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著作家,卓越的音乐学家。将东西方之音律,东方各民族之音律进行比较研究,始创于王光祈,这无疑是中国音乐学上一大贡献。”
故乡成都始终深切缅怀这位先驱。1983年10月,王光祈墓碑被迁至四川音乐学院,并建碑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题写亭匾,亭柱镌刻楹联:“革命先驱,少年中国;蜚声寰宇,音乐名家。”1984年6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政协等联合举办“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1986年,王光祈纪念馆在成都市温江县(2002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温江县,设立成都市温江区)落成。2001年,温江县新建光祈音乐广场并重塑王光祈铜像。2002年8月王光祈诞辰110周年之际,成都市温江区举办首届“光祈音乐节”,并定为常设年度活动。2008年,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设立“王光祈文艺奖”。2012年3月,四川音乐学院成立王光祈学术研究中心。2022年,成都市温江区修缮王光祈社学巷读书处,打造“文庙印巷”,传颂其“实践、奋斗、坚忍、简朴”的励志故事。
成都市温江区王光祈纪念馆
“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这句百年前跨越重洋的呐喊,至今仍在世纪长廊中回响。“律出昆仑”这一华夏文明代代相传的瑰丽愿景,必将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征程中,续写更加璀璨的篇章。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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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江波(成都市温江区人大城环委主任委员)
供稿:成都市温江区人大城环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