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作为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一面镜子，为我们呈现出真实自然的生活画面。而当它进入文学，特别是小说中时，则更像是一个万花筒，为我们折射出更多彩的社会画卷。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顶峰《红楼梦》中，节日叙事同样有着突出的地位。周汝昌认为：“一部《石头记》，一共写了三次过元宵节、三次过中秋节的正面特写的场面，这六节，构成全书的重大关目，也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大对称法。”小说以两大节日为主要构架，并形成了一个对称协调的结构特点。尽管我们无缘以完整的作品去验证周先生的观点，但是就前八十回中的节日叙事和周先生的论证而言，这种说法有很大的可信度。而且不仅是两大节日相对构成一个大的对称法，在每一个节日叙事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小的对称法，渗透着浦安迪所提出的“二元补衬”叙事模式。所以，本文试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出版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文本基础，以文中元宵节和中秋节（以下暂将两节日合称为“月圆时节”）为例，分析作者在节日叙事中体现的“二元补衬”模式及其所体现的美学意义。

一、“二元补衬”释名

浦安迪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寓言小说，但这种寓言不同于西方。中国自汉代以来的“美刺”说、“讽喻”说以及唐代的“文以载道”说，似乎类似于西方所说的“寓言”，但是中国文学中所寓的指向是针对君臣行为、士人道德等等现实世界的，不同于西方指向形而上的宗教信仰，隐喻上帝之音。而“二元补衬”便是浦安迪在研究《红楼梦》的寓意时提出的一个核心观念。针对西方寓言小说的核心观念———“二元论”，浦安迪认识到西方寓言小说与我国寓言小说在写作思想上存在差异。他指出如果单纯地将西方的批评理论用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分析上，不免出现生搬硬套的违和感。而同时他在《红楼梦》中又发觉“阴阳五行”的宇宙观明显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始终，构成小说的思想基础，统摄小说的结构。其实“阴阳五行”思想不仅贯穿于《红楼梦》中，后世多种文体创作中都有五行理论的影子。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中说：“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这里的叙事更多的是指文章的结构组织，虽属文学理论范畴，但是理论来源于对当时大量文学作品的分析，同时又用以指导小说创作，因此小说作者在布局叙事结构时，往往会用到“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早已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以及表现精神世界的一种常用思维。

而浦安迪将这种古老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具体运用到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中来，提出了著名的“二元补衬”说。以“二元补衬”为基础和中心，进而又提出了“多项周旋”理论作为辅助。他指出：

中国人倾向于两两相关的思维方式，人生经验藉此可以理解为成双成对的概念，从纯粹的感受（冷热，明暗，干湿），到抽象的认知，如真假、生死，甚至有无，等等。事实上，每对概念都被看作是连续的统一体，各种人生经验的特性时时刻刻地相互交替，总是此消而彼长，是无中有、有中无假设的二元图式。明乎此，只要将“阴”与“阳”看作一种关于两端关系、无休止交替、对立之物的互相涵容，以及无限对等的两段特性无穷交迭的范型，“阴阳”二字当可囊括所有的二元体系。无论释家（如“色空”）、道教（如“性命”），还是新儒家（如“理气”），凡是对等的两元，几乎可以统摄于“阴阳”这一范型。

他还补充道：

二元的交替与错迭尚不足以穷尽其容纳多种现实具体变化的广阔生活画面。因此，语言作家在构建较为复杂的叙事格局时，总是寻求各种循环的公式，特别是五行理论相联系的时序与方位的轮转。

在浦安迪的叙述中，没有给予“二元补衬”一个明确的概念定义，本人不才，暂进行简单概括，以待方家指正。通过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粗略地把握，所谓“二元”，即用以表现人生经验的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而“补衬”则指这两项范畴相辅相成，相互包涵的动态过程。引文第二段则是对“二元补衬”的补充，也就是对其所提出的另一概念———“多项周旋”的解释，即在作家叙事中，不仅貌似对立的二元范畴互相包涵、补衬的状态在文本中不断循环和反复，而且与五行理论相关的人物、时序和场景设置之间也是多方牵连发生相互关系的。关于五行理论相关人物设置间的周旋关涉，已有学者做过相关论述，本文则只阐述二元范畴互相包涵、补衬状态的不断循环和反复。

浦安迪提出的“二元补衬”有着传统的思想基础，如《文子·微明》中言：“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这是上溯到道家与二元补衬相关的阐述。此处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与引文完全相同（为同一句话），直接为后世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此外佛家让门徒领悟佛法的“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与“二元补衬”亦有相通之处。《坛经·付嘱品》中记载惠能语：“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其中“有”与“无”、“圣”与“凡”都是对立相因的二道。二道在相互否定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双方存在的肯定，既非无亦非有，既非圣亦非凡，而所要领悟的“义”，虽未言及是什么，但已言明不是什么。佛家子弟在领悟“义”的时候也便在破除一面的同时，又去破除另一对立面，防止因执泥于一端，而阻碍对“义”的体悟。这样在相互否定中得以肯定的思维方式，为小说叙事中传达作者的寓意提供了借鉴。

因而此处的“二元补衬”不同于西方的“二元论”。不管是二元之间的包涵互渗，还是二元的相互抵消，“二元补衬”最终实现了和谐的统一。曹雪芹的人生经验也就在这种和谐统一中得以呈现，让读者站在一个统筹双方的高位上，冷静地思考关于人和社会的困境与命运。

需要注意的是浦安迪所说的“二元补衬”模式呈现的结果类似于“冷中热，热中冷”，这种思维与儒家的中庸相似。中庸往往是肯定的、实在的、可把握的东西，属于“有”的范畴。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质中文，文中质，是实现了二元双方特性之后的圆满。但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代，是各种思想交融汇合的集大成时代，这部作品通过“二元补衬”所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儒家的中庸，还有因禅宗“二道相因”思维下，生出的“义”，这种“义”其实最终将变为佛家所说的“空”。这往往是一个否定的、虚幻的、不可把握的东西，属于“无”的范畴。如“夫真见者，无所不见，亦无所见”，是非见，非不见，是二元相互否定而得以领悟的“空”。“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第一回）和“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第五回）等等语句中体现的这种“空”的思想，正是“二道相因”思维的结果。当然这多重思想的呈现恰恰印证了《红楼梦》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但是在浦安迪的论述中，却将“中庸”与“空”都归因于“二元补衬”模式，似乎有些不妥。

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它在分析《红楼梦》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因为“二元补衬”模式确实使文章情节结构，以及由这种结构表现出来的内容呈现“中庸”的样态。以此看待《红楼梦》的各个大小事件，依然明显呈现出多重二元的交替和往复。如第一回中即写到贾雨村受甄士隐资助“入都大比”，紧接着在第二回又写到贾不久便被革职，而在第三回则又官复原职。贾雨村的官运便在这“浮—沉—浮”的交替中演绎开来。而在《红楼梦》对“月圆时节”的叙述中，不仅仅有二元的单纯交替，更多的还含有二元的互涵和互渗，如热中冷、冷中热、实中虚、虚中实等模式。

二、“二元补衬”在“月圆时节”叙事中的具体表现

《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十六回中有眉批曰：“偏于大热闹处写大不得意之文，却无丝毫牵强，且有许多令人笑不了，哭不了，叹不了，悔不了，惟以大白酬我作者。”可见曹雪芹在写作中，有意将悲喜、祸福、冷热集中在一起展示。

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说《金瓶梅》很重视季节的更替，常以“冷”“热”来状，而二字不仅状天气，更具有象征人生起落的美学意义。很多“热”的场景常常出现在冷季节中。而《红楼梦》里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人生的起落、家族的兴衰在季节的冷热中呈现出循环往复的运动。“动静”交替也是曹雪芹叙事结构中的主要脉络之一，它组成了小说大部分的表面纹理。宝玉及其姐妹们的生活，忽而“热闹”，忽而“无聊”，即贯穿着这一脉络；同时，“动静”的补衬同样有助于说明：何以乍遇安宁而忽生是非，何以喜庆未酬而意外已至，何以远离人寰的幽远，却也自自然然地波涛暗涌。动与静这二元在“月圆时节”中常常表现为热闹与冷清的补衬交替。节日往往是热闹的代名词，然而《红楼梦》中欢庆的节日里，却不是含有纯粹的热闹，而是热闹中渗透着清冷，清冷过后又是另一个新的热闹。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作者分别在第一、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五十三回中叙述到了三次元宵节，在第一和第七十五、七十六回中叙述到了两次中秋节，以下将作具体阐述。

第一回中，在本应家家团圆合乐的中秋节里，贾雨村却有着“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的感叹，孤身一人，远在他乡。他自以“娇杏”为知己，然而这知己虽同在一乡，能否真正实现日夜团圆的愿望，却是“未卜”。不仅如此，他还“搔首对天长叹”，感慨自己这块美玉仍在待价，身为玉钗却未得飞起的机会。虽值夏末，“苦未逢时”的他却有着透骨的凄凉；在家家户户“闹元宵”时，霍起带着甄士隐的爱女英莲在街上看“社火花灯”，也就是看各种杂戏、花灯等等庆祝节日的欢乐活动。这本是一个普天同庆的狂欢时刻，英莲却在此时被人拐走，可怕的悲剧就此笼罩着甄府，而笼罩着英莲的却是一辈子的悲苦。甄府外的热闹狂欢与府内人物凄楚的命运形成强烈的对比，节日越是热闹，读者所能感受到的甄府的悲剧也就越强烈，不得不说这正是“二元补衬”叙事模式的显现。

第十七、十八回的元宵节里，元春省亲游大观园。“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此番“世面”在顽石叙来，不由自叹完全迥异于“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这一感叹由破折号另起一段，且作者叹完却说：“且说正经的为是”。也正是这看似随心的有感而发，却提醒了读者：顽石在经历了繁华之后，仍归于那片凄凉寂寞之地。由青埂峰的凄凉到诗礼簪缨之族的繁华，最终又身归原位。凄凉与热闹的渗透交替，在看似题外话的插入中显露无遗。家族成员团圆相聚所引起的人物心灵上的温暖里，其实也透着团圆前分离以及团圆时刻短暂的苦痛。元春出园回到贾母正室：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垂泪无言。甚至是不轻易流泪的贾政，帘外问安时“亦含泪”。相见无言唯以泪相对，心酸处此非一时能说尽，分离之久亦非团圆之短可弥补。“正月半”处于一年当中的寒冷时节，贾府其乐融融的暖意冲淡了气候上的寒冷，而骨肉分离的苦痛却不免使这种团圆显得短暂易逝。

与此同时，元宵节的省亲活动里，还有动静的结合和补替。贾府一族在园中欣赏风景彩灯、说说笑笑自是一番动态闹景，闹景之后开始进入了题匾作诗的雅静状态。笔墨未干便接着又传“快拿戏目来”，文雅安静的诗词过后衔接以声态俱备的戏剧表演，情节的安排便在这一静一动的交替中劳。同时元春点的四出戏：《豪宴》《乞巧》《仙缘》《离魂》，给欢乐的人群带来一层“悲凉之雾”。脂砚斋曾在此批注：“《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牡丹亭》中，伏黛玉死”。尽管“身在此山中”的人物不曾看清，身处事外的读者却如明镜一般。静静地看着寒冷节日中人群的热闹欢喜，又看着热闹的人群为自己揭开悲剧预示，团圆热闹的元宵盛况里时时透出令人惊寒的家破人亡之运。

元宵过后几天，都在一些姊妹间琐碎小事儿中，相对安静地度过。第二十二回中，正月二十一日虽非元宵当天，在古人看来，依然是节下。刚好又是宝钗“将笄之年”的生日，于是迎来了又一个热闹的高潮。在这天里，宝玉听到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曲文，在苦于姐妹间“周旋”的机缘下，开始领悟“禅意”。尽管这“禅意”终被熄灭，却在读者心里埋下了种子。这一戏谑闹剧过后，娘娘又送灯谜来。贾政猜完“元迎探惜”四姐妹的灯谜后，“内心沉思道：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盘，是打动乱如麻。探春所作风筝，乃飘飘浮荡之物。惜春所作海灯，一发清净孤独。今乃上元佳节，如何皆作此不详之物为戏耶？”看宝钗的灯谜，亦是“更觉不详，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最终“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来覆去竟难成寐，不由伤悲感慨”。作者在此借贾政的沉思，一使热闹欢快中插入一位冷静思考之人，形成二元共存模式，二是引导读者领悟谜底隐含着的悲剧命运。

再看第五十三、五十四回中的元宵节，依然人丁兴旺，设宴看戏、击鼓传梅、讲笑话、放烟花，热闹非凡。但此时的热闹与上一次的元宵又差了许多。成员里没有了元春，花销用度上虽也是颇见奢华，但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架子。贾府中自又设宴看戏，女先生讲书，贾老太君破陈腐旧套，击鼓传梅，一时欢声笑语不绝。虽是同一天看戏，叙述起来却也有不同，前一个是撒的“满台钱响”，后一个是“众人都鸦雀无声”。同是看戏，一动一静的独特安排，使得两次同中有异，不觉乏味。最后凤姐的两个笑话引向了热闹的终结。一个是麻溜儿地罗列了一串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名儿，最后却说“吃了一夜就散了”，大家都觉得“冰冷无味”；另一个却依然以“众人哄然一笑都散了”结尾。元宵晚铺叙开来。这种动与静的结合既符合文学真实，又不会造成读者审美疲宴最终也是“聋子放炮仗———散了”，虽然这两个笑话都“应景”，却给读者一种“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悲凉感。实写的奢华豪宴，与虚写的“树倒猢狲散”的家运交相呼应。

最重要的是此时的热闹之前，有着大量贾府“捉襟见肘”的事实叙述。贾珍急着要贾蓉去领“不等这几两”的恩赏，领回的恩赏口袋上写着“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这一行字，表面是托祖宗的福，隐含着的却是啃祖宗基业。田庄的庄头乌进孝带来的年物和银两明显不如往年，贾珍亲自盯着各子弟来领年物。这些叙述含蓄地表现了贾府的“内囊”情况，而贾蓉向乌进孝诉穷：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甚至还跟贾珍说凤姐和鸳鸯商量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则是直叙入不敷出的境地，偷东西当银子之事在当时虽是捕风捉影，但在之后的中秋节前夕却做了实。这些直接和间接叙述出来的颓败，在“当局者”看来却是“那里就穷到如此”。有着这些前提描写，我们再去欣赏元宵的热闹时，看到的仿佛只是一个华丽的家族空壳，拿掉空壳，只剩下冬季沁骨的冰寒。

第七十五、七十六回的中秋节，虽是在温暖适宜的节日里，而衰败凄凉之气已渐上高峰。中秋之前的抄检大观园、宝钗欲搬离大观园都是曲终人散的征兆。在贾母处吃饭，竟然出现了米饭不够的状况，鸳鸯道：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要一点儿富裕也不能的。贾母自己也在感叹“比不得先前辐辏的时光了”。饭后尤氏看到的夜间观优赌博的热闹里，透着家运衰败的悲凉气象。这里插入“斗叶掷骰”的欢声笑语，已不光是揭示经济财力流失的一方面，更是直指冷子兴“一代不如一代”的评价。所以贾珍中秋前夕家宴时，亦闻墙下的叹息声，这叹息声虽诡异，但在读者看来，贾家的祖辈如地下有知，必然喟然长叹。凸碧堂上热闹地玩着击鼓传花，却与之前元宵节的击鼓传梅不同了，之前没有贾政、贾珍等老爷们的参与，便满桌子的人，现在加上他们，却也比不过先前的热闹，贾母自叹“天下事总难齐全”。用以助兴的笛声添了几分闲适宜人之处，随着曲调的变缓，呜咽凄凉之声却将众人情绪带得低落起来。幽静的凹晶馆联诗，愈联愈颓败凄楚，关涉到了人之气数，无情的冷月笼罩了纯洁的诗魂。温暖适宜的中秋节日，却处处透着悲凉气息，冷与热的互渗形成了浑然一体的戏剧场景。

元宵节中的团圆热闹里渗透着家运的衰颓；中秋节里的凄冷联诗，大不如从前的感慨中却有“斗叶掷骰”的热闹；实写的节日盛况里渗透着虚写的衰败运势，实写的衰败中又暗含了书中人物的经济自信，这些都体现了曹雪芹创作中的“二元补衬”模式。

第一个元宵和中秋都是事件机缘的开始，二元补衬的模式有体现但并不复杂，作者在同一回里匆匆交代。第二个元宵里，团圆热闹算是主调，在一些小的冷热互渗和动静结合中，总体上还是热中兼带冷，热为主调的状态。第三个元宵节同样是热闹与凄凉共存，但略露衰败之势，贾政对此有所察觉却又无甚行动，不过一时感叹而已。这一节日属于总趋势的过渡。在第二个中秋节里，家宴成员极度减少，昔日最能为热闹出力的王熙凤也病在床上，家宴上虽也有笑话笛声，却不免黯然失色。贾珍、贾蓉亦有察觉，却存有盲目的财力自信。中秋夏日里的寒意直逼贾府，这一节日总体上属于冷中微带热，冷成为了主调。这两大节日的频繁交替实现了由盛到衰的趋势，看似打破了“二元补衬”模式中的循环交替，倾向了一种单向的运动。但是顽石经历富贵回到青埂峰下，却又因这一段石头自述重回记忆中的繁华，这轮轮回回所构成的“大圆”，何处是始，何处是终，不免难言。这正是“二元补衬”模式与“多项周旋”结合的结果。

三、“二元补衬”模式的美学意义

《红楼梦》“大旨谈情”。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学”乃动心摇情之学，力图从哲理上揭示文学艺术感动人心的奥秘。“二元补衬”模式在“月圆时节”叙事中所体现的美学意义，便在于它给读者带来的丰富复杂的审美感受，及其由此产生的净化心灵的审美效应。

曹雪芹不仅将深沉的生命体验寄寓于“顽石”，而且以想落天外的思维拈出“通灵”之说，藉其出入于天外人间的经历与悲欢离合，形象演绎了自我之于生命存在的审美思考。只有将“情”熔铸于“通灵的顽石”之中，再去叙述其经历和悲欢离合，才会引起读者心灵的震撼。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牟尼的悲天悯人。不得不说，曹雪芹正是这样的人，无深情者不能体察生活的美，更不会为美的逝去而悲天悯人。这种悲天悯人又不是歇斯底里的，而是像希腊晚期雕像群中的拉奥孔，神情镇定肃穆，嘴巴微企，仿佛轻声呻吟。这是艺术的真实，是曹雪芹将人生的经验进行升华之后的呈现。李泽厚认为《红楼梦》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充满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痛、悲伤和求索。它的美学价值已不在感伤，而在对社会生活具体的描述、揭发和批判。也就是说在描述、揭发和批判中让人们产生心灵的震撼，从而反观自己，反观身边的社会，产生净化心灵的审美效应。曹雪芹的伟大之处还在于透过日常生活的表象，挖掘出了埋藏在生活中的美与诗意。在《红楼梦》所描绘的百味人生中，彰显了人性人情中永恒的悲剧因素。而且他是以一种让人“笑不了，哭不了，叹不了，悔不了”的方式实现的。这种方式进一步讲是有“二元补衬”叙事模式的一份“功劳”在的。正是这种冷热互渗、虚实相间、动静结合才让人有了更加丰富复杂的审美感受。“二元补衬”模式的运用使得读者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中，隔着一定的审美距离，体悟人生的冷暖、家族的起落和社会的兴衰。

在寒冷的元宵节里，大写其热闹喜气的氛围，在温度适宜的中秋节里，一边团圆围坐讲笑话、听笛声，一边悲凉地渲染双孤女儿的诗联。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来审视历史的态度，表现的是至真的境界。这种冷热、悲喜、虚实等等对立又相互渗透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既有乐极生悲的哲学意涵，又有一种协调矛盾的和谐。乐极生悲，否极泰来揭示了社会、家族、人生的兴衰起伏，是对生活的具体描述和揭发。荀子《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足以谓之美”。由于“粹”，去粗取精，艺术表现里有了“虚”。由于“全”，才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虚和实的辩证统一，才能完成艺术的表现，形成艺术的美。虚与实，冷与热是一种矛盾，但在艺术中，将二者融合渗透，形成一种协调的和谐美。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

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是“实”，引起我们的想象是“虚”。作者实写元宵的热闹，以灯谜和“散了”的笑话虚写未来的悲剧，实写节日前入不敷出的状况，暗写节日中欢闹下的虚空。贾珍自言“万到不了这种地步”的无知，是经作者的全知视角叙述而远观之所见。之所以能有远观的效果，一方面是作者选取叙述视角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所营造的这种虚虚实实、悲喜情节交替的结果。作者的虚写，使读者能有更多的想象和思考，去冷观家族的兴衰。冷观不是无情，而是镇定平静而深情。说句戏谑的话，“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或许姓冷才能更清晰地看透这些表象吧。在元宵节的看戏活动中，作者将元春所点戏目一一写明，不由得让人将“豪宴”“离魂”等字眼与眼前的喧哗富丽相关联，从而将场景推出一定的距离，使读者能够在远离喧哗的距离外，去冷静地思考乐极生悲、月满则亏的永恒规律。这段距离也就是由“二元补衬”叙事模式产生的审美距离。这种审美距离自然是恰到好处。这种距离的把握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对生活现象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进行真实地展示，而冷热互渗、虚虚实实、动中有静，雅俗兼备恰恰真实地体现了生活的复杂和丰富。处于热闹和富贵中的人们往往体悟不到凄凉和贫穷，而只有当作者将热闹与凄凉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书中人与读者有了距离，读者才能比书中人多了更深入的思考。以此，便合了美学中的“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作者以精神的淡泊看这个世界，实现了艺术的空灵，同时有意将美与读者拉开距离，实现了美的呈现。

浦安迪在研究《红楼梦》寓意时提出的“二元补衬”模式，不仅仅体现在上文所说的元宵节和中秋节里，其他节日同样有此模式，只是在这两大节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冷热互渗、虚实结合、雅俗共赏等等在这些节日里集中呈现。而由这个模式所呈现出的结果，带给了读者美的启示。其美学意义不可低估，正是在这种模式下，曹雪芹艺术性又不失真实地为读者展现了“诗礼簪缨之族”的生活。多数读者虽没有这样富足的生活作为理解基础，但是作者密针细脚的精心构造让一切故事发生得顺利自然，因而读者既感同身受又能远而观之。在二元的相互交替叙述中，读者随之起伏的心情也不断变化，亦赞美、亦痛恨、亦羡慕、亦鄙夷，而二元的碰撞渗透，又时不时地让读者冷静，隔着审美距离，体悟人生的冷暖，家族的起落和社会的兴衰。

原文载《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1期，《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