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古代矿冶技术方面有着辉煌成就，诸多技术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是记载我国古代矿冶技术较为完备和系统的典籍，然而受限于作者个人的见闻与经历，书中内容简略，无法全面展现我国古代矿冶技术所达到的高度。实际上，近二三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不断证明，我国古代矿冶技术的成就远超现代人的想象。
在对铜绿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种类繁多的遗物，这些遗物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矿冶生产的场景。大量用来支护井壁的圆木，见证了古人在矿井建设方面的智慧与努力，确保井下作业能够安全进行。而采矿用的铜斧、铜锛、铜凿、木槌、木铲、铁锤、铁锄以及运载工具藤篓、木钩、麻绳等工具，则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矿工们忙碌劳作的身影，他们运用这些简陋却实用的工具，一点一点地从大地深处开采出宝贵的铜矿资源。此外，还发现了少量陶罐等生活用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矿工们在矿区的生活状况，他们在艰苦的劳作之余，依靠这些简单的生活用具维持着日常起居。
在距离开采地不远的东北坡，古代炼铜遗址的发现更是令人惊叹不已。考古工作者共发掘出外形、结构基本相同的炼铜炉九座，这些炼铜炉构造精巧，设有炉基、炉缸和工作台。炉基用沙石、黏土等细细夯筑而成，并且台基内还设有风沟，这种设计体现了古人对通风原理的巧妙运用，有助于炉火的持续燃烧；炉缸虽在发掘时已残破不堪，但经鉴定是由高岭土等耐火材料筑成，足以证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耐火材料知识；炉身虽历经千年已坍塌，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它曾经的雄伟；工作台用黏土、矿石垒筑在炉侧，台面高于炉缸底部，方便了炼铜过程中的操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炼铜炉内残留着数量不等的炉渣，附近渣坑中的炉渣堆积竟高达1米多，据专家粗略估计，此矿区遗存的炉渣至少在40万吨以上。而对炉渣含铜量的测验结果更是让人震撼，三号炉西侧发掘出的粗铜含铜量为93%以上，可炉渣的含铜量仅为0.7%，大冶湖边出土的铜锭进行铜含量测定，竟达91.86%。在距今2000年前的古代，就能将提炼铜的技术发展到如此高超的地步，着实让人对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艺钦佩不已。
透过铜绿山矿冶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采冶炼技术已经相当发达，这也暗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金属的认识更为久远。事实上，古代奇书《山海经》就已经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战国以前矿业开发的情况，书中明确提出当时的产矿地有167处，其中铜矿就有52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矿冶业进一步蓬勃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如《管子·地数》记载道：“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从这两组数据对比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矿冶业迅猛发展的态势。
再把目光投向江西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采矿遗址，意义非凡。在它被发现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西周晚期才开始出现冶铜业，而它的出现直接将我国采铜历史往前推进了数百年。瑞昌古铜矿遗址面积约1平方千米，采矿区约有二十多立方米，在这里发掘出了竖井53口，平巷6条，斜巷3条，露采坑一处，木溜槽1处。由于开采时间较长，经历了多个时期，但幸运的是其地层叠压关系清晰，出土遗物丰富。其中，对一件木制滑车进行测定，结果显示为商代中期的遗物，这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商代我国已经有了较发达的采矿业。除此之外，出土的遗物涵盖了多个种类，如陶制的鬲、罐、豆、盆、纺轮等，木制的滑车、锨、铲、水槽、瓢等，竹制的筐、盘、签等，铜制的斧、凿、锛等。而那个长3.5米的木溜槽更是改写了我国冶炼技术的历史，经有关专家鉴定，它是分节水冲法选矿用的一种原始装置，此前人们一直以为这种分节水冲法产生于宋代，在这之前文献资料中并无记载，瑞昌铜岭选矿槽的发现，一下子把我国的这种选矿技术往前推了2000年，让我们对古代矿冶技术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
综合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我国铜的开采与冶炼技术最早出现在商代，但考古本身具有随机性，未来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来推翻这一结论，谁也无法确定。这也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它总是在不断的探索中，有可能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让历史的真相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不仅是铜的开采冶炼，我国人工冶铁开始于何时同样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地质学家章鸿钊认为是在春秋战国之间；历史学家范文澜力主东周时期已经有了铁器，并从古体铁字的一种写法推测东方的夷族最早掌握了炼铁技术；而历史学家李亚农则认为早在西周就已经有铁器了，郭沫若先生也赞成这一观点。众说纷纭之下，也反映出探寻古代金属冶炼起始时间的艰难性，毕竟年代太过久远，资料有限，只能依靠有限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去推测、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在驰名中外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的遗迹中，还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很多串最原始的项链，这些项链是用红线把一颗颗青鱼上眼骨穿起来制作而成的，奇特的是，线之所以呈现红色，是因为线是用赤铁矿粉染成的。这一发现让人不禁思考，在十多万年前，人类就已懂得利用金属铁锈做“染料”，这究竟只是偶然的利用，还是当时的人类已经初步掌握了这门技术呢？这同样为我们探寻古代人类对金属的认知和利用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
放眼世界，人类掌握冶炼技术的年代更是扑朔迷离。据说，在苏联的瓦什卡河岸上发现了一块稀有金属的人造合金，制造年代为距今10万年前；在秘鲁高原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铂制装饰品，要知道，熔化铂必须要有1800℃的高温熔炉。这些现象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古代人类技术水平的常规认知，它们该如何解释呢？是外星文明的介入，还是古代人类有着我们尚未知晓的独特技艺传承，亦或是有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这都有待有志于此的人们去进一步探索。
青铜器作为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的溯源探究涉及到多个方面。从中国古代矿冶遗址的发掘，我们看到了本土技术从商代甚至更早便开始萌芽、发展，历经春秋战国等时期不断进步完善的脉络，它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互交织，比如随着矿冶业的发展，青铜器的大量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祭祀、战争、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等。而从世界范围内那些超乎想象的发现来看，又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国的视角，或许在远古时期，不同地区的人类之间就存在着某种交流或者共同的探索，促使了冶炼技术在不同地方以各自独特的形式出现和发展。
在探寻青铜器溯源的道路上，虽然困难重重，存在诸多未解之谜，但每一次的考古发现、每一个新的研究成果，都如同点点星光，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或许未来，随着更多遗址的发掘、更多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勾勒出青铜器起源与发展的完整画卷，真正揭开笼罩在远古金属冶炼技术上的神秘面纱，让我们得以深入窥探人类早期文明那波澜壮阔又神秘莫测的世界，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和伟大意义。
总之，青铜器溯源的探寻是一场跨越时空、跨越国界的历史探索之旅，它承载着人类对自身文明起源的好奇与敬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之不懈努力，去追寻那隐藏在岁月深处的真相，续写人类文明探索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