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又称孔庙、先师庙、儒庙、儒学，是为祭祀儒学创始人孔子、宣扬儒学而建的祠庙。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在各地都建有文庙。明代，沈阳的中卫儒学在城的东南隅。

后金迁都沈阳后，受汉文化的影响，也开始尊孔崇儒。努尔哈赤于天聪三年（1629年）在沈阳城东南隅（今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北）修建文庙。文庙初建时规模尚小，只有圣殿三间、戟门三间、棂星门一座和银爵（祭祀酒器） 二十七件。皇太极称帝后，曾于崇德元年（1636年）八月丁丑日，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到文庙孔子神位前致祭。顺治十四年（1657年） 在沈阳设奉天府，沈阳文庙即作为奉天府文庙。康熙年间几经修缮，还增建了启圣祠及东西两庑、明伦堂、学官、照壁、大成门、启圣门以及名宦乡贤祠等。大成殿是祭孔的正殿，面阔5间，为文庙的主体建筑，内供孔子及四配神、十二先贤牌位。正殿两侧为两座配殿，供有先贤先儒。雍正元年，改面阔3间的启圣祠为崇圣祠。文庙整个院落布局严谨稀密有致，规模宏伟壮观，殿堂巍峨富丽。

据《兖州志》记载，清顺治世祖元年（1644年）就遣官祭告阙里，世祖皇就位第二年（1645年），对孔子加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于是，清顺治的时期，所有孔庙的孔子牌位均由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以后的“圣先师孔子”改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定文庙谥号。此后，各地孔庙，统称文庙，即“文宣先师庙”。顺治六年（1649年），封孔子第六十六代孙为衍圣公。康熙元年（1662年），即当朝伊始，视太学行释孔奠礼。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王朝又省去“大成”、“文宣”四字，为“至圣先师孔子”。经后全国各地孔庙的孔子牌位均沿用此制。

每年春秋仲月（即农历二月、八月）为祭孔时节，上自朝廷、下至府县都来拜祭，仪式隆重，场面热闹。届时，从大南门里到文庙，用黄土铺道清水洒街；在大成殿内的孔子牌位前，摆上各种青铜器皿和三牲、香烛、果品等供物；其他殿庑也陈上各色供品。主祭人（一般由地方最高官吏充任）身着古装祭服，宣读祭文，向孔子及众先贤行三拜九叩礼。此时，吹奏“韶乐”，跳起“八脩”舞、盛极一时。这种祭祀活动逐渐成为沈阳民间风俗之一，流传了很长时间。

清代为表示尊孔敬儒，从顺治皇帝进京后的九个皇帝，皆为盛京文庙御书匾额共计11块。

玄烨每次东巡东北，总是带着功成的豪气，因而无忌于寒暑，一在仲春二月，—在孟冬十月，都是北国山区冰雪盘踞的时节。玄烨的思路，没有被那荒凉侵蚀，相反，他心中只有澎湃的爱新觉罗家族的故事，那些死去的、未死的英雄偶像。

   康熙五年（1666）的时候，玄烨就在这座城市里设立了奉天府学。从此奉天的学生不用再背着包裹，披星戴月地从盛京到锦州山海关经过漫长的旅程，远去寄籍永平府寄宿求学了。这也启动了东北地区清代儒学的正规教育。玄烨在此次还规定，奉天府学的教员可以与直隶江苏、安徽教官通用，从文化发达处输入教员，这明显是对奉天缺乏人才的现状给予了支持。于是，盛京的文庙多了几分气魄，庙中增建了学宫、启圣祠，并且对孔夫子进行祭祀。

康熙二十五年（1686），文庙内竖立玄烨亲撰的“至圣先师孔子赞”，这位从小读书苦到咳血的皇帝，由衷地赞美着孔子的至高至大。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在文庙大成殿里悬挂御书“万世师表”匾额。

继康熙之后，雍正皇帝的“生民未有”两块匾额，也曾悬挂于大成殿之上。再后，乾隆皇帝一人就御书匾额三块之多，并亲赋诗词：

道接百王后，文崇一统前。

规模诚有异，声教讫无边。

志旧衣冠慎，怀新礼乐宣。

辟雍创国学，合在洽熙年。

到了民国年间，定祀孔典礼，改文庙为孔子庙，尊孔复古之风一时大兴。在文庙附近设立了不少学府、报社等文化机构：西为教育局、新民晚报社和闻名遐迩的原“萃升书院”，北为新式的女子师范学校，东为女师附属小学，南亦为小学校。

直至上世纪20年代，由于资金匮乏，各地文庙纷纷败落，沈阳文庙也未能幸免。随后，沈阳文庙西院学宫又长期被县教育会劝农所占用，文庙已毫无儒学氛围，渐渐被人淡忘。1954年，文庙被拆除，平整成朝阳街小学操场，学宫也改为住宅。至此，鼎盛300余年的奉天文庙，只留下“文庙里”这个名字。

近年，在沈阳市沈河区朝阳一小院内发现一株古树，这是一株洋白蜡，树冠高约20余米，树干直径达一米，需要二至三人才能合抱，据推断这株古树树龄已超过200年。从遗留下来的文庙老照片上看，文庙的大门左侧曾栽植过一株同样的古树，如今再看，这与遗留下来的老照片上的树形别无二致。研究人员据此判定，古树生长的位置正是昔日沈阳文庙大门的位置。

这株古洋白蜡以自己跨越200多年的坚守，无声地指证着早已湮没于历史的沈阳文庙的准确位置，由此，重建文庙指日可待。

   ——《沈阳老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