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72年，白居易出生于郑州新郑的东郭宅，一个“世敦儒学”的中小官僚家庭。彼时唐王朝虽已平定安史之乱，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社会暗流涌动。自幼，白居易便展露非凡的文学天赋，襁褓之中已能默识“之”“无”，五六岁学诗，九岁谙熟声韵，家庭教育为他奠定深厚文学根基。

 

十一岁时，因父亲职务调动，白居易一家迁至徐州符离。这里的运河枢纽繁华、四战之地的风云，拓展着少年白居易的视野。陴湖濉水的波光、武里山村的静谧，都融入他的诗文。在符离，他与当地青年才俊“苦节读书”，“昼课赋、夜课书、间课诗”，刻苦到口舌生疮、手肘磨茧，甚至因用眼过度出现飞蚊症，为晚年眼疾埋下隐患。这段时光，不仅磨砺他的学识，还让他收获真挚友谊，“秋灯夜写联句诗，春雪朝倾暖寒酒”，成为日后珍贵回忆。同时，他与邻家少女湘灵那段纯真悱恻的爱情，也为他的情感世界添上一抹温柔又遗憾的色彩，“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莲”，多首情诗倾诉着他的眷恋，却因门第观念和母亲反对无果而终 。

 

青年白居易前往长安，追寻仕途与诗名。相传他15岁拜访文坛领袖顾况，以《赋得古原草送别》折服对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与远大抱负，从此声名渐起。29岁时，他进士及第，“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意气风发。在长安，他结识元稹，开启近30年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力求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发挥政治讽喻作用。

 

白居易在长安担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直言敢谏。他登临游仙山，有感于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写下千古名篇《长恨歌》，表面是爱情绝唱，实则隐含对统治者的批评。身为谏官，他直面朝政弊端，《观刈麦》中“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描绘农民疾苦；《卖炭翁》里“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揭露宫市的掠夺本质 。这些讽喻诗如投枪匕首，刺痛达官显贵，也为他招来祸端。

 

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遇刺，白居易率先上书请求缉拿凶手，却被指责越职言事，加上先前诗作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沉重打击成为他人生转折点，从积极“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在江州，他于落寞痛苦中创作《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借琵琶女身世抒发自身愤懑与无奈。此时，儒、释、道思想逐渐渗透他的生活，他多次探访庐山，与名寺道观结缘，纵情山水诗酒，文学之路也更为开阔。

 

此后，白居易历任忠州、杭州、苏州刺史，主政一方，造福百姓。在忠州，他组织人力开辟山路，改善交通；在杭州，修整钱塘湖堤，解决农田灌溉难题，留下“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的美景与佳话；在苏州，开凿山塘河，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无论身处何地，他都尽力为百姓谋福祉，也在当地的风土人情、山川草木中找到心灵慰藉 。

 

晚年白居易定居洛阳，在履道坊营造精致园林，过上诗酒文会、崇佛悟道的生活。他常与刘禹锡、裴度等好友相聚，饮酒赋诗，组织“七老会”“九老会” ，享受人生乐趣。“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简单生活场景在他笔下充满温暖诗意。经历好友离世、独子夭折的悲痛后，他更加寄情佛教，拜谒龙门石窟与寺院，捐资香山寺、重修藏经堂，将文集藏于各地寺院，回顾一生文化历程。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享年75岁，结束传奇又辉煌的一生 。

 

白居易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坚守文人风骨与社会担当。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通俗，从民间疾苦到宫廷轶事，从个人情思到政治讽喻，无所不包，影响深远，享有“诗魔”“诗王”美誉 。他是郑州的骄傲，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璀璨的瑰宝，其作品与精神，永远滋养着后人的心灵，激励我们在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