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类正处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然而，技术时代的到来，并未改变人类异化的生存状态，反而巩固了异化力量的抽象统治。在“资本技术化与技术资本化”的双向逻辑运动下，资本主义的增殖方式、剥削方式、价值形式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资本对日常交往领域的全面入侵。面对此种情形，以约迪·迪恩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交往资本主义批判”这一重要议题。实际上，交往议题在西方哲学界有着深厚的理论传统，从康德对“独断论”的反思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到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理论，再到后现代哲学的多元主体理论等，无不向我们展示着交往议题的重要研究价值。面对技术时代人类交往方式的变革，“交往”理应成为当代哲学反思的中心议题。
交往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成。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交往的扩展程度构成了人类文明形态历史演进的重要表征。在封建文明阶段，各民族地区受制于地理因素疏于联系，无法进行密切的经济活动以形成规模化经济单位。封建文明的覆灭，则是伴随较为普遍的经济交往而实现的。资本主义文明诞生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交往的广泛性与活跃性。在资本主义阶段，交往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科学技术变革引发的生产力的形态质变。尤其是在现代新兴技术集中爆发的今天，技术对于人类交往方式乃至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影响具有更为宽泛的现实可能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技术、机器作为人的肉体延伸，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展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历史性特征。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维度：其一，技术能够改变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具有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实践功能；其二，技术能够改变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具有变革生产方式和社会秩序的实践功能。现如今，人类社会正处于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关键阶段。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爆发，现代技术进一步深入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资本主义生产实现了由传统的实体工厂领域向数字工厂领域，再向日常交往领域的历史性转变。据此，部分西方左翼学者判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交往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交往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在其中，资本已经成功地使整个社会和全球从属于它的体制，完全压制了其他可能性”。
交往资本主义是资本创新与技术创新相互作用的历史结果，其内含着资本技术化与技术资本化的交互逻辑。按照马克思的预判，资本在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中，其历史存在样态必然会以自我创新的方式不断变化，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今天的生态资本、数字资本、交往资本等。客观而言，资本存在样态的每一次创新发展，实际上都依赖于技术创新的实践背景。在此意义上，交往资本是在现代新兴技术集中爆发的背景下衍生的一种特殊资本形态，具体表现为“当代交往传播媒体已经在强度和广度上，从娱乐、生产和监督上俘获了所有的用户”。一方面，交往资本作为一般性的资本，其核心逻辑仍旧是剥削、增殖、扩张；另一方面，交往资本作为技术性的资本，其内在的技术向度将资本剥削对象由传统领域扩展至日常交往领域。但就本质层面而言，交往资本是现代新兴技术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具象实体，此即为马克思所言之“资本躯壳的改变”。在资本技术化与技术资本化之交互逻辑的共同驱使下，交往资本主义开始以现实历史的“合理形式”深入影响现代人类的生存发展实践。
交往资本主义的剥削统治逻辑。交往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新，但并未改变“资本剥削人、奴役人”的资本主义文明主题。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直接指向对生产劳动的剥削，那么交往资本主义则建立在对日常交往剥削的基础之上，使得资本剥削进一步朝向全领域、全时空的态势发展。交往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剥削方式创新，根源在于其剥削靶点不再局限于传统实体的商品模式，而是以现代新兴技术为中介载体，将剥削触角伸入“位于商品中心的社会关系”之中。据此来看，即便在数字交往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的商品价值的社会属性，即能够体现商品价值交换“劳动一般”的社会关系依旧是最为需要重视的。
在交往资本主义构建的剥削体系中，除了初期的技术成本投入外，剩余价值的剥削是无须耗费劳动成本的。数字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使得数字交往中的任何一次浏览、关注、转发中所生产的一般数据都能够构成交往资本主义的获利来源，成为价值创造的直接要素。交往资本主义同样存在基本矛盾——“信息的供给和对注意力的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是基于价值形式的一个内在矛盾”。资本的信息供给是无限的，人的注意力的需求则是有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借助全新的技术形式进行规模化的信息生产；另一方面，生产出的信息必须向对象精准投递，最终达到引导舆论文化、政策制定和消费偏好的政治经济目的。质言之，交往资本主义通过对信息供给的全面操控，从关注度的不平等中攫取更多利润。所以，这种剥削体系具有双重性：不仅无偿占有人们日常交往生产的数据、信息等数字生产资料，而且反过来操控信息供给，塑造全新的社会运转模式服务于实体资本。
建构技术共享与普遍交往的社会秩序。众所周知，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而实际上，马克思对“交往活动”也给予了充分重视。“交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之一。通过交往活动，人类社会得以打破封闭的地域性特征，科学技术、生产力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保存发展而不至于失传。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潜在地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秩序形式，其相互间的矛盾运动更是从交往层面展现了人类文明形态更替的本质内容。马克思以“生产与交往”的关系为逻辑基点，在对全部历史发展深刻把握的基础上，以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为动力机制，科学阐释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律。其中，普遍交往构成了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
交往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其内在基本矛盾的深层根源仍旧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这在本质上并不利于普遍交往状态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对于大工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是一种“桎梏”，对于现代新兴技术的发展而言也是一种“桎梏”。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现代新兴技术所内含的生产力潜力只能以资本逻辑为导向进行选择性、片面性释放，其在文明交流、社会治理、民主协商、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等方面的潜能不仅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对于多数人而言，它是一种破坏性、剥削性的力量。所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力机制原理，现代新兴技术所实现的生产力的跃迁质变这一经济基础，客观上呼唤着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表征、更加利于生产力普遍交往的上层建筑。
科学技术并非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革命理论，科学技术解放功能的最大限度释放必须在合理的社会条件之下；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主体的斗争，资本主义不会自动转变到共产主义阶段，科学技术的解放功能也不会真正为人所用。所以，笔者认为，在交往资本主义阶段，主体解放的重点方向并非在于技术发展本身，而在于从制度层面消除技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技术的全面共享为基础，推动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普遍交往状态。
（作者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