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约当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位于内城以南、内外城之间的南关外铸铜作坊已开始使用，沿用到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该作坊遗址位于内城南城墙中部以外约700米处的微高地上，面积约2.5万平方米，应是二里岗国家最大的铸铜工业生产基地。

南关外铸铜遗址分为南、北两个铸造区，其外都应有壕沟环绕。已知与铸铜有关的遗迹遗物，计有白灰面地坪残片、铜锈地面残片、铸铜土台、壕沟、储沙坑、水井和各类遗迹、地层堆填遗物中夹杂的铜矿石、炼渣、熔铜炉残壁、炼铜陶坩埚碎块、铸造铜器的各种残陶范、残铜器片（块）、铜锈块、黏结有铜渣的红烧土块、木炭、砺石等。

在数百件各种陶范和范芯中，能够看出所铸青铜器的器类，计有容器类的鬲、鼎、斝、爵、觚、罍、盆；生产工具类的䦆、斧、刀、凿、锥、锉；武器类的镞、戈；杂器类的圆泡形器和棍（或簪）等。从中可推知铜器的制作工艺，都是先用陶泥制作成陶模，然后再用陶模翻制成陶范。铸造各种青铜器所用陶范块的数量多少是依据所铸青铜器的形制而定的。此外还发现有鬲、斝、䦆、凿、刀、镞、锥等残铜器。

图：南关外铸铜作坊出土的鬲范模型（左）和戈范（右）

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商城南关外铸铜作坊的投入使用，与二里头都邑铸铜作坊的废止大致前后相继。在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的铸铜作坊中，即发现用于铸造青铜容器的陶范，表明青铜容器是在都邑内铸造的。这是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惯常做法，高精尖的青铜礼容器铸造技术为王权所独占。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不能排除郑州商城的铸铜作坊是有计划地由二里头都邑迁移而来的可能性。研究表明，二里岗文化早期的青铜器器类、形制和铸造技术都与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

与此同时，位于内城北城墙中部之外约200米处，又新兴建了紫荆山北铸铜作坊，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这里发掘出了与铸铜有关的铸造场地、房基、灰坑等遗迹和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如铜矿石、铅块、熔铜陶坩埚、铜炼渣、绿锈土、陶范、残铜器、木炭、砺石等。发掘出的100余块陶范中，以刀范的数量最多，镞范次之，另有车轴头范和铸造容器的花纹残范，以及无法识别的范芯等。铜器有钺、镞、钩、簪等。但这处作坊主要制作小型工具和武器类，这显示了两处作坊在铸铜生产上一定的分工和层级。

图：紫荆山北铸铜作坊发掘现场

总体而言，两处铸铜作坊的铸铜技术已达到相当熟练的水平。到了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率先投入生产的南关外铸铜作坊和新建的紫荆山北铸铜作坊使得生产能力达到极盛。从陶范所铸铜器的品种看，工具范最多，容器范次之，兵器范再次之。（河南省所  2001）

就两处作坊遗址的性质看，它们都是进行熔铜浇铸和成品处理环节的工作场所，而不承担陶范等生产环节的工作。这类面积超大、地位重要的核心生产作坊，可以视为当时的“国企”或“龙头企业”。此外，郑州商城还有其他3处可能与铸铜生产活动相关的地点，使用年代均在二里岗文化早期。从这些遗存的分布上看，南关外和紫荆山北两处大规模的铸铜作坊和2处有可能作为铸铜生产活动的地点都在内、外城之间，仅1处生产活动地点位于内城以内的宫殿区核心区域。这表明当时设立多个有生产任务区别的铸铜作坊。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作坊呈分散布局，但在宫殿区内多保留有一个铸造点，这反映出铸铜工业逐步发展，已不再需要像二里头都邑那样用围垣来刻意保护，但可能在宫殿区设置王室直控的生产场所。郑州商城所发现的青铜器，与南关外、紫荆山北铸铜作坊所见以工具和兵器为主的陶范种类数量比例不相符，因而不排除还存在另外的铸造工坊的可能性。（常怀颖  2013、2018）

南关外和紫荆山北两处大型铸铜作坊在二里岗文化晚期偏晚阶段才告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