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市某乡镇的一家小超市，卖豆芽赚了12元，但没想到因这些豆芽农残超标，被罚款5万元。因为迟迟没有缴纳罚款，又被申请强制执行。为什么罚款的金额比获利高出这么多？法院会怎样裁定？检察机关又会如何发力？

　　一点绿豆芽农残超标被开出“天价”罚单

　　2021年2月2日，邓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日常监督执法中，抽检了某乡镇一超市销售的一批长豆角、绿豆芽，经抽样检测，发现该批豆角豆芽的灭蚊胺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

　　该局随即启动调查取证程序，认定该批豆角豆芽不合格，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决定对经营人刘某行政罚款5万元。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这条规定所列举的违法情形第一项就是，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本是小本生意，没想到却被处以天价罚单，这让刘某彻底懵了。一筹莫展的他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2021年5月30日，在缴纳了一万元罚款后，就没有再继续缴纳，不知所措的他企图用“拖”字诀来平复这一切，然而已经开始转动的程序又岂是拖延能够停止的。

　　2022年3月2日，邓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向邓州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执行。

　　然而，在送达执行裁定时，法院工作人员发现，该店的实际经营者为马某，马某以不知此事为由拒不执行，并将邓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告上法庭。随后，该局申请终止强制执行，马某也提出撤诉，案件由此进入僵局。

　　主动履职检察官破僵局化争议

　　虽然终止了强制执行，可行政处罚决定还在，马某不知道该如解决这件事，心里始终悬着一块大石头，甚至连自己的超市能不开下去都没有了信心。无奈之下，他在律师指引下向检察官田永师、王高峰诉说了此事：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等知道的时候已经超过了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时限，罚款太多难以承担，自己又不懂法律，只好自认倒霉。

　　闻听此事，为维护法律权威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检察官决定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帮助马某解决此事。

　　经过数次走访调查，检察官发现，马某销售的这批长豆角绿豆芽虽然有进货单据，但抽样检验结论不合格，未尽到查验责任，违法事实清楚，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涉案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就可以处5万元以上的罚款，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按最低的起罚点进行罚款，合法合规，并不存在过错。

　　但是检察官认为，从违法获利方面来看，马某的违法获利很小，但受到的处罚明显过高；同时，根据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认定马某不知道购进销售的长豆角绿豆芽不合格，并非故意出售。根据全国各地对小过重罚案件的报道和处理情况，该案有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可能。

　　2024年6月5日，检察机关就该店的违法行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幅度是否适当进行了听证，与会听证人员一致认为，该店违法情节较轻、市场监管局处罚过重，该局也表示将进一步研究，妥善处理此案。

　　随后，检察机关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该店的违法情节、违法所得、危害后果等综合评价，对行政处罚未履行部分依法处理。

　　接到检察建议后，该局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综合考量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从支持市场主体发展角度考虑，决定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按照1万元的额度重新对该店作出处罚决定。

　　“严惩危害食品安全行为是守护民生的应为必为之举，但是必须遵循行政法的过罚相当原则，综合分析违法行为的性质、案值、情节、社会效果等”，田永师说道，“行政处罚从情理法相统一的角度作出，才能让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群众从内心认同执法司法，产生良好政治、法律、社会效果。”

　　由点及面检察机关多向发力持续跟进

　　在办理该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小过重罚”“过罚不当”的类似案例并不少见。检察机关随即进行类案分析处理，多向发力，努力维护法律权威和群众切身利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会商，督促开展食药执法专题培训3次，引导一线执法人员既考虑行政处罚法的原则性规定，也考虑具体领域的专门法，并准确理解法条背后的含义，避免孤立执法、机械执法。同时，检察机关结合法律监督实践，会同市场监管局通过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方式，对食药经营领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题普法宣传，促进市场主体提高依法经营意识，并学会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法律轨道内有序经营。（张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