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距今约3200—1200年）的考古发现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中原中心史观，其独特的青铜文明、神权体系和跨区域文化联系，引发了关于“三星堆人来源”的激烈讨论。结合考古成果与多学科研究，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假说：
一、本土起源说：古蜀文明的独立发展证据支持：
1. 文化序列的连续性
三星堆文化层（二期至四期）与更早的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存在器物（如陶器、玉璋）和建筑技术的传承，表明蜀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本土演化。
三星堆青铜技术（如分段铸造法）虽受外来影响，但神树、纵目面具等器物风格迥异于中原，凸显本地信仰体系。
2. 地理封闭性
成都平原被群山环绕，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古文献（如《华阳国志》）记载“蜀人纵目”可能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特征呼应。
争议点：三星堆一期（距今4800—4000年）文化面貌尚不清晰，无法完全排除更早的外来族群迁入。
二、西北羌戎族群迁徙说
证据支持：1. 人种与遗传学线索
三星堆出土人骨检测显示部分个体具有“古西北类型”特征（如高颅、窄面），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人群接近。
现代羌族、嘉绒藏族等藏缅语族群中保留“纵目”传说（如《羌戈大战》），可能与三星堆崇拜相关。
2. 器物传播路径
三星堆玉璋、牙璋与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陕西石峁遗址玉器形制相似，暗示陇蜀通道的文化交流。
争议点：三星堆青铜器技术（如含铅高锡青铜）与西北地区差异显著，族群迁徙无法解释全部文明特征。
三、东夷—长江中下游说
证据支持：1. 神权符号的相似性
三星堆金杖、太阳轮与良渚文化玉琮的“神人兽面纹”均体现“神权—王权合一”模式。
长江中下游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000年）的“凸目”玉面像可能与三星堆纵目面具存在信仰关联。
2. 水稻与象牙贸易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大量象牙，而长江流域是亚洲象历史分布区，暗示资源交换网络。
争议点：良渚文化消亡早于三星堆兴起约千年，直接文化传承缺乏中间环节。
四、外来文明传播说（争议最大）
四、部分学者提出的大胆假说：
1. “欧亚草原”技术影响三星堆黄金面具的“金箔捶揲工艺”与西亚、中亚早期冶金技术相似，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间接传入。
青铜神树的“宇宙树”意象可能与苏美尔、古印度宇宙观存在跨文化共鸣。
2. 南亚—东南亚联系
三星堆海贝经鉴定为印度洋货贝，反映与南亚的远程贸易。
争议点：缺乏直接的人群迁徙或文字证据，技术传播不等于文明来源。
五、多源融合模型（主流倾向）
综合观点：三星堆文明更可能是“本土基底+多方互动”的产物：1. 主体人群：成都平原土著（可能与宝墩文化相关）吸收西北羌戎族群。
2. 文化动力：通过长江流域与中原（二里头、商）、西北（齐家）、甚至远距离贸易网络的技术与观念交流。
3. 独特创新：在神权体系（如“眼睛崇拜”）、青铜艺术上形成高度本地化表达。
六、关键未解之谜与未来研究方向
1. 文字缺环：三星堆未发现成熟文字，难以直接追溯族群语言（古彝文？藏缅语？）。2. DNA研究局限：出土人骨保存较差，全基因组测序数据不足。
3. 未发掘区域：三星堆遗址仅揭露千分之一，新发现的祭祀坑（如2022年6—8号坑）或提供新线索。
结语:三星堆人来源问题本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其文明既非纯粹“西来”，也非孤立发展，而是东亚大陆史前网络中的关键节点。随着考古技术（如同位素追踪、古DNA）进步，这一谜题或将逐步揭开，但三星堆所代表的“神权文明”独特模式，已为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提供了珍贵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