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的“辉煌”，源于当时政治架构的开创性。夏朝建立世袭制，以“家天下”奠定了国家统治的基本范式；商朝神权与王权结合，甲骨文记录下严密的占卜决策体系；周朝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礼乐制度构建起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些制度创新打破原始部落的松散形态，通过明确权力层级、规范社会关系，将文明推向新高度。所谓“开明”，本质上是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对权力分配与社会管理的智慧探索。
禅让制的出现，长期被解读为“天下为公”的道德彰显。传说中，尧让位于贤能的舜，舜又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看似是美德传承，实则暗藏玄机。从考古与文献结合来看，禅让更像是部落联盟时期的权力平衡机制。在生产力有限、资源争夺激烈的背景下，不同部落推举首领，本质是为协调利益、共御外敌。被推举者往往掌握关键资源或拥有卓越领导力，如禹凭借治水威望积累起庞大势力，禅让某种程度上是各部落对现实权力格局的妥协与认可。
随着私有制发展与部落联盟的集权化，禅让制的温情面纱逐渐被撕破。禹死后，其子启凭借父亲积累的军事力量与政治资源，打破禅让传统，建立夏朝。这场权力交接的变革，标志着“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表面上是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深层逻辑却是权力从“集体协商”转向“家族垄断”，反映出人性中对利益独占的本能驱动。
后世儒家将禅让制塑造成道德标杆，实则是借古喻今，构建理想政治的乌托邦。而夏商周时期的制度演进，恰似一面镜子，既映照出人类追求秩序与文明的努力，也暴露了权力更迭背后的利益算计与人性挣扎。历史的真相或许不如传说般美好，却更能让我们看清文明进程中，制度与人性相互拉扯的复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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