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是第四个年头。对于她的记忆，没有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
今年临近清明节，做了一个梦，母亲的房子漏雨了，扫墓那天我特意围着她的坟墓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漏洞，应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就着清明节，我在老家多呆了两天，也是想多陪陪父亲。父亲告诉我，家里还有2亩3分地，房子也都办了《产权证》，上面写的是父亲的名字。根据现行的政策，我和弟弟在老家都已经没有了户口，若干年后我们的房子将没有了当地的主人，时间一长都会属于无主房，会被收掉，地也会因为不是当地人而会被征掉。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老家已经没有房，没有地，也就没有天了。关于我们的消息若干年后，在老家就不再有流传了，我们也迟早会彻底从生我养我的地方消失。对于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这是很自然的结果，而对于我母亲，如果我不写一写，说一说，某一天什么都不记得了。别人不记得了，但我们这些要记住她的人是不能忘记的。
父亲身体还算硬朗，只是耳朵基本上全聋了，不戴助听器根本就听不到别人说话，那都是他年轻的时候打铁落下的根。母亲跟着父亲也打过铁，但她是得了肝癌而走的。现在想起来，头几年也是有一些身体上的征兆的，只是一直当作血吸虫病治疗，每年到血防站去拿些药，看起来像是没有什么大碍。走的那年，应该是她自己感觉到不一样了，就非要回老家。我叮嘱妹妹带她去检查。检查结果出来，是肝癌晚期，肝上面有一个直径6公分的恶性肿瘤，医生说最多两个月了。
我和弟弟照例找了很多关系，把她的病例拿给北京、上海的大医院的专家看。最后听从北京同仁堂刘医生的建议，采用中药保守治疗，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弟弟开始不同意，说怎么也要博一博。还是那个医生说话了，70岁的人了，就不要上手术台了，多半上去下不来，即使手术成功，恢复期其实还是危险期，不是意义大不大的问题，而是这么大年纪没必要受那份罪。
母亲的病情一开始是对父亲隐瞒的，跟他说还是血吸虫病，装模作样地送到县血防站去看，私下找到血防站的熟人开了一些药拿回来吃。但父亲应该是第二天就知道了实情的，我看到他在仔细看我从同仁堂拿回来的中药，虽然没有说话但眼神已经出卖了他。我们兄弟姐妹一共6个，我和弟弟都在遥远的外乡，姐姐和三个妹妹在离家不远的邻村，父亲吩咐她们四姐妹，每天晚上轮流过来一个人陪夜，我和弟弟则每半个月就会派一个人送药回去。我每两天就会打电话回去给母亲，问她情况怎么样。起初母亲没有什么异样，慢慢地明显感到她的声音都变了，苍老而无力。
她走的那天，我下午在深圳的一个酒店给人上课，手机放在讲桌上跳动，我瞟了一眼，是“妈妈”,心情便不好起来，坚持到下课，打过去是妹妹接。“哥，快回来，娘叫你快回来。”我一刻也没停，打电话订机票，没有了到景德镇的就订了一张到南昌的，12点半到昌北机场，一个同学用车把我送到300公里外的老家。
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一进屋，父亲说，“大儿子回来了。”母亲坐直了身子，微微地睁开了眼。我叫了声“娘”，站在她床边，眼泪就下来了。“您好点了没？”
母亲出了口气，说：“你们兄弟要团结，不要被人笑话......”
“好的，娘，别说这些，好好养病，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握住她的手。
“你小妹自幼就过继给了舅舅......”她继续说着。
“娘，您好好养病，这些话以后再说吧。”我心如刀割。
“你听我说，我和你爹没有养她成人，我手上有个戒指就给到她，你们不要有意见。”
“不会，怎么会呢？”我忙着点头。
“我手上还有个银的镯子，给你女儿，她问我要过的......”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泪如泉涌。
半个多小时，母亲说完了，把手一挥叫我上楼睡觉去，我拉着她的手不肯去。
“去吧，你一个晚上没睡觉，太累了。”
我还是不肯去，她提高了声音。“去吧，我也累了，要睡了。”
睡到5点左右，父亲跑上楼来，满面泪水。“儿啊，你娘她走了。”我顾不上穿鞋跑下楼，娘已经没有气息了，蜡黄的脸上却很安详。
我双膝跪下来，大声喊：“娘，您一路走好啊！”
母亲跟父亲走在一起的路说来挺复杂的。外公解放前做过乡长，母亲出生没几岁解放了。外婆起先是一个人嫁到我爸爸这个村里来的。不到半年，外婆去看母亲，发现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子了，便硬把母亲带过来自己照顾。那边外公又另娶了一个女人，带来了两个儿子，也就是说，我两个舅舅是大外婆带过来的，都不是我外公亲生的，其中一个小舅舅，从小弱智，吃了一辈子的五保户。大舅是个老高中生，后来做了老师。父亲家在村子里面是大户人家，解放后定了个中农身份。父亲上学成绩很好，却没有机会升学。我真正的外婆，我一直叫奶奶，出面把我父亲送去学打铁，一门手艺养活了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六个。父亲学好手艺后，便入赘到我奶奶家，领了我这个爷爷的户头。我出生时，外公和这边的爷爷都已作古，所以我从小印象只有奶奶（其实是外婆）和外婆（其实是外公填房），后来还把外婆的弟弟叫做外公。
也许真的是造化捉弄人，大舅结婚很多年都没有生小孩，便找母亲要了最小的妹妹。妹妹到十来岁时，舅妈自己又生了一个女儿，那个小女儿长到8岁时，在房后的水塘里面淹死了。妹妹师范毕业后和同村的男孩结婚，领了大舅的户头。就这样，转了几个大弯，我外甥还是保住了我外公的血统。这其中，母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上小学时，有人笑我地主公。地主公，王志忠，地主婆，熊天鹅。我经常被笑得哭起来。那天我去告诉母亲，母亲正在扫地，扶着扫把转过头来问我，“那个熊天鹅漂亮不？漂亮我们就娶回来。”我一时语塞，脸上通红。母亲当时的笑容我现在都能清清楚楚地记起来，一想起温暖的感觉便涌上来了。
那个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好，父亲整天在碧山手工业社里面打铁，母亲在生产队干农活。碰到青黄不接时，经常上顿接不上下顿个。晚上母亲搂着我故意问，“儿啊，没米了，怎么办？”“不要紧，”我骄傲地抬起头，“爹爹回来时会买回来的。”母亲听完一脸的幸福，我也一脸的幸福和满足感。到了晚上，父亲回来时就真的递过来一小袋子米或稻谷。有的是他从马路上买的，有的是他找其他生产队的干部买或借的，但总没有落空的时候。非常怀念那个温馨的家庭，非常怀念那种亲情！
我上学的时候已经知道虚荣了，喜欢穿新衣服。家里孩子多，大的穿小给小的穿，在我们家很经常，但我上面只有一个姐姐，想穿新衣服了便去磨母亲，母亲从来没有推辞过，便去跟父亲说。“儿的褂子很要紧，要想办法给他做一件。”父亲却总是说，能穿就再穿一段时间。母亲就说，男孩子要面子不要穿太破了，给人看不起。父亲拧不过，就答应了。
我读初中在朱家，有几里路。那时候好像特别冷，晚上怎么都睡不好，有几次实在冻得不行，便偷偷地跑回家。母亲一见我，便搂过来，倒热水给我泡脚。我怕父亲骂人，便早早钻进被窝，一直不敢睡着。父亲回来时，我竖起耳朵听。父亲问儿怎么又回来了？母亲就说，太冷了，脚都冻坏了。父亲便说，热水多泡一下。母亲说，泡了，让他先睡了，明天早上我送他去学校。父亲说，送就算了，这么大的孩子让他自己过去就行。我听完这些对话，闭上眼睛便睡。
因为孩子多，家里生活一直过得不富裕。但母亲总挂着一脸的笑容，我们在外面遇到多少烦心的事情，回到家里，看到母亲的笑容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印象特别深刻，母亲灿烂的笑容至少有两次。
一次是姐姐生第一个女儿，我和她一起去姐姐家里。我们走进门的时候，姐姐躺在床上，外甥女在摇篮里面睡。可能是我们的脚步声把她吵醒了，外甥女在摇篮里面突然哭起来了，母亲一下慌了，忙过去摇。
这时姐姐的婆婆走进来，亲家亲家的打起招呼。
“你看你外甥女多漂亮，跟她妈妈一摸一样。”婆婆说。
“是啊，”母亲笑得露出洁白的牙齿，“是你家里的底子好。”
“哪里？外甥似母舅。”婆婆竖起拇指。
母亲抬起头，一脸灿烂的笑容。那笑容就像春天的花朵，我在旁边也醉了。
第二次是弟弟结婚。弟弟去北京读书时，每逢有人提起，母亲总是一脸骄傲。“这东西，多大的胆子！去北京！”
弟弟结婚时，母亲和父亲都在我深圳家里，早几天就兴奋得睡不着，天天打听日子。等到了北京，母亲更是兴奋地满脸泛光。婚礼在一个酒店举行，整个大厅气氛非常热烈，我们同从江西赶来的大姐姐夫坐到一桌。母亲的笑容没有停止过。
婚礼中，司仪请母亲和父亲上台，新郎新娘上前敬茶。我第二次看到母亲似春天花朵一样的灿烂的笑，百叶都开了，皱纹里都充满了笑。
母亲是非典那年来深圳帮我带小孩，一直到2010年又去了北京帮弟媳带小孩，后来就回到老家。
母亲去世以后，我一直试图劝说父亲到深圳来住。
“去你那里我当然要去，但现在我还能自己照顾自己就不去了，到了自己管不到自己的时候那肯定还是要去的。”父亲说。
“你一个人在家里，我还是不放心的。”我说。
“我现在没问题，”父亲继续说，“主要是你娘在这里，我不能丢下她，不能丢下她不管。”
父子两相对，眼泪止不住下来，一时不知今夕是何年！

作者简介：王桦，曾用名王志忠，江西鄱阳人，现居广东深圳。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鄱阳县作家协会顾问。主要创作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和口语化抒情诗。出版发行《疼痛无痕》《梦来的春天》《燥》等长篇小说，小说集《来了就是深圳人》，诗歌集《绿叶沙沙响》《一路向南》等。作品散见《人民文艺》《鸭绿江》《诗选刊》等专业刊物，入选多种读本。《梦来的春天》获2018年“网民最喜欢劳动者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