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女性情谊；姐妹情谊；母女情谊；审美迁衍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天堂》则精心塑造出来一个内心时刻充斥、被灌注着慈悲与仁爱的女修道院主人康妮，同时，围绕在她周围的各色女性，无一不是被其善心所收留，她们往往皆是被彼时主流与强势的男权社会无端挤压、悬空、搁置出来的部分女性，这些底层女性群体所面临的绝境与“深渊”虽因人而异，但都还大抵共同指向了男性话语的天然压迫，因此相似的悲惨境遇总使得她们互帮互助，决定共同搭建起属于她们自己的“诺亚方舟”，也即所谓的“女性命运共同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方舟”对男性具有天然的排他性，从其成立之初，即是专门为“失语”的女性们提供的一个紧急避难所。作家对这些身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边缘地位女性的尴尬境遇感同身受，尤其在非洲地区，种族和阶级问题更是加剧了黑人女性命运的不幸。故作家最终希冀通过弱势女性群体的联合来对抗咄咄逼人的男权社会，给予其最有力的回击！

      纵览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对“女性情谊”的深情描摹与刻画一贯是作家们的审美焦点与着力点所在，这其中固然有着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层潜在的原因，但主要生成机制还是跟时人特有的审美偏好不无关系。现在把关注的目光暂时收束到我国现当代文学的肇始时期，也即1919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再落脚于女性小说这个领域内，则可以惊喜地发现，我国现当代女性小说中“女性情谊”的表达愈发呈现出含混多重的审美面向，这虽然强烈地表征着其内蕴的文化与社会涵义十分丰硕，但同时外在美学面目却也始终显得较为驳杂与凌乱。本文则立足于其中较有典型性的女性小说样本，进一步尝试厘清其中“女性情谊”复杂多变的美学脉络，试图明晰其发展流变的整体趋势，同时也希望可以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学者往往侧重单个作家作品研究，极力探析其内蕴的“女性情谊”的审美质素，其中尤以庐隐、冯沅君、张洁、陈染等女作家作品为重点研讨对象，而往往疏于对当代最新文本的阐释生发，本文企图在这一个维度上有所突破，故援引了当代作家苏更生的小说为参照，由于苏更生的该部小说立足于当下正在发生着的上海，无形中又跟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人物处在同一个地域谱系中，从这些人物的精神脉络中窥探“女性情谊”传承与流变的过程，则会更具代表性。而且，以往研究通常把重心倾斜于特定时间段内“女性情谊”审美内涵的开掘上，因此较大部分研究成果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显著。本文则有意呈现出来不同阶段的审美表征，站在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中观照这一文化现象。

   一、“姐妹情谊”的审美流变与当下演绎

      在国内外文学作品中，“姐妹情谊”通常牢牢占据着“女性情谊”美学叙事的核心地位，无疑成为“女性情谊”这一特异审美范式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枢纽。杨莉馨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一文中则对“姐妹情谊”作出了以下命名和阐释：“一是同窗女友之间的真挚情怀；二是受父权/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的彼此抚慰与荫庇；三是女性之间的同性爱恋”。诚然，在我国的各类女性小说中，这三类叙事主题通常“各自为政”，但间或也交叉进行，其中尤以前两种审美类型较为常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直接造成了其美学面目的驳杂多变，以及其审美面向拥有着朝内外敞开的多种可能性。尤其立足于新世纪以来较为斑驳淋漓的社会现实，这一情势变得尤其焦灼，对其展开梳理显得比较紧迫。

      通过系统性爬梳新世纪之前我国的女性小说，不难发现，这些女性主人公身上具备的种种鲜明特质皆有机吻合了上述中关涉“姐妹情谊”的相关定义。如张洁的《方舟》中，作者有力形塑出三个深受男权压迫的女性梁倩、荆华、柳泉，她们在各自激烈的人生突围战中富于机缘地聚合到一起，进而成功打造出属于她们自己的“诺亚方舟”。文本“以审丑的姿态，老辣、粗粝甚至粗俗的风格（这是对传统文化期待女性文本文雅、精致风格的极端反抗），揭示了男性的虚妄自大、猥琐自私以及整个男权世界的种种卑劣、丑陋与荒诞”。从中可以看出，张洁企图通过作品重建起来的是独属于女性的乌托邦世界，而男性往往作为其对立物被有意搁置、乃至放逐出这片“净土”，“好像她们与男性之间有一道永远不可理喻的鸿沟，如同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一道‘代沟’。莫非男人与女人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性别的沟壑？可以称它作‘性沟’？”。女性之间天然生成的浓密且互相缠绕的情感被刻意放大、突显，强烈昭示出作者为女性有意指出的一条新的救赎之路。与此同时，她们往往在一个庞大的同性集体内部中反观自我，在缓慢认同他人身份之时，也在逐渐提取、确立自我的身份。“可以说，正是姐妹之间的温情与扶助给她们搭建了一片‘方舟’，让她们在饱受磨难之后，仍然能够凭借这同舟共济的情谊获得再生”。但作者实则对此又不无表示出一种潜在的隐忧，即“女性之家”的现实可能性又能有多少呢？同时也有其他学者质疑其合理性，“池莉的《小姐你早》等，都是几姐妹联合起来，形成女性乌托邦。显然，这个方案过于理想化了”。

      而放眼新世纪以来，毋庸置疑，我国女性小说中关涉“姐妹情谊”的精准描摹仍时刻显现出作家对于传统既有审美模式与惯性有着一定的谨遵与承继，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其崭新作品中又展露出一些异于以往的审美面向，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主导的，本无可厚非，但对于其中一些新质元素的及时捕捉对有力廓清其纷繁复杂的美学面貌还是有着充分必要的。

      苏更生首发于《当代》的最新长篇小说《女人的秘密生活》，则可以作为新世纪以来一个较为典型的文学样本进行深度剖析，笔者也试图勘探出该文本中所指涉的“姐妹情谊”在当下拥有着何种可能性？以何种纹理面目示人？且较新世纪之前女性小说中的“姐妹情谊”又发生着怎样的审美转向？同时给我们当下的“姐妹情谊”书写提供了何种审美资源与理论参照？这都是笔者目前关注的焦点。

     《女人的秘密生活》把审美的关注目光任意投射到了都市空间位移下的新上海女性，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存有的特质，已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爱玲笔下深受男权意识荼毒的女性有异，张爱玲饶有巧思地勾勒出来的女性皆普遍深陷于无休止的“雌竞”当中，争相成为男性可有可无的附庸物而存在，她们往往甘愿把自己物化，相互之间的“姐妹情谊”更是虚假得近乎虚空。而茅盾笔下的女性又往往作为男性的陪衬物在文本中偶尔展露出“惊鸿一瞥”的倩影，可旋即又隐匿或消遁于整个历史事件的背后深处，“姐妹情谊”作为一种叙事话语在茅盾这里也未曾得到重视。可以看出，张爱玲与茅盾精心形塑出来的女性通常缺乏自我主体性人格的深层建构，前者往往落脚在对女性身上残留的男权思维的极力批判上，而后者则让女性“第二性”的社会性别属性不断加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姐妹情谊”的刻画就一度被二人有意搁置，乃至几乎泯灭于面世文本中。及至当代作家王安忆，其笔下的部分女性虽仍置身于现代上海这一都市场域中，但她们所面临的精神突围实则跟张爱玲、茅盾力图凸显出来的女性困境形成了一种本质上的同构关系。《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始终游离辗转在身旁的异性中，其无疑是对《连环套》中霓喜、《子夜》中徐曼丽的一种内在本质上的精神接续，男权文化的印痕早已牢牢嵌印在她们的基因深处，世代沿袭。正如波伏娃所言：“女性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而值得注意的是，“姐妹情谊”一个较为显著的外在表征就是女性结成稳固的联盟以勇敢地反叛男性的“在场”，基于这个维度，我们可以这样言说，长期以来上海作家对“姐妹情谊”的审美偏好较少落到实处。上海虽然地理位置优越，易开各种风气之先，但亘古千年的男权文化早已渗透进每个人的内部肌理，直接或间接地诱导着人们的外在行动，其中不乏男性，女性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物化自己，而一旦女性自愿成为男性附庸的时候，其“第二性”的身份属性就会愈加彰显，女性同盟则根本无法成立。

      当然，在此笔者仅把上海作家作品作为一个重点研究对象与参照体系，借此管窥蠡测，可以发现新世纪之前的我国小说笔涉到“姐妹情谊”的书写相对并不多见，且大都以女性作家为主要创作群体，如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在文坛上偶尔出现相关作品，又如刚才提及的《方舟》，也都大抵以宣告与男性的决裂、女性的结盟为第一要义。而深具同样主旨内涵的小说是池莉的《小姐你早》，“这篇小说无论在基本的主题构思上，还是在标题意旨上（‘小姐你早’中的‘小姐’是普泛化‘女性’的代称），都表达了一个普遍的女性主义命题：以缔结‘女性同盟’的方式反抗无所不在的男性文明”。总体来说，新世纪以前关涉“姐妹情谊”的书写态势并不容乐观，被女性作家几乎把持、向度单一，同时还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强烈的女权色彩。而到了新世纪以来，伴随社会语境的流变，“姐妹情谊”的书写方式也愈加多元，慢慢褪去了激进色彩的“姐妹情谊”在当下固然仍能鲜明地体现出“女性同盟”这一核心要素，但不再仅把敌视男性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旨归，而逐渐有了更加多元的审美面向，从而在一个较大的集体视域中真正实现了相互间的观照，在审美情感上也易于被大众接受。

     《女人的秘密生活》提供了一个观看“姐妹情谊”的不同向度，该小说立足于新世纪以来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发生地则定位在了上海这个国际化都市，精巧地构成整个故事主要框架的是三个有着迥异人生遭际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三个女性的身上，笔者依稀可以觉察出张爱玲、王安忆等上海女性作家笔下人物的独特魅影，但又由于这三个人物是当今社会的典型产物，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新时代的浓厚气息。文中的三个女性在机缘巧合中同居在一起，她们皆怀揣着各自内心深处的隐秘与身边的复杂人事展开周旋，以及跟这个温暖与残酷兼具的生活世界“劈面相逢”。性格迥异的她们却同时拥有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求，也正基于这一点，爱的温度才有可能从这个“临时之家”中不断生发，继而逐渐包裹着身处其中的她们，而其也在被迫的同居生活中缓慢恢复着对爱的感知力，以及逐步习得关涉爱的能力，在爱着本我的间隙，也学会如何爱着对方。但吊诡的是，主人公们被作者有意编排为同父异母的姐妹，这也就意味着文中的“姐妹情谊”是确切地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但显然，较为重要的却远非是仅靠血亲所维系起来的情谊，更多得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情愫，作者借文本意图极力传达出来的恰是对当下亲密关系的如何形成与维持进行的有力释疑与回应，即并非先有亲密关系的存在，而是在日常相处中才能真正孕育出亲密关系。这些性格鲜活的女性个体被逐一塑造、呈现在文本中，与当下社会真实存在的女性境况隐幽地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二者互为镜像。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营构出来的女性情感共同体不再以一味放逐与悬空男性为核心要义，而是慢慢正视异性在女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男性仅是女性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并不主导着她们的全部人生，作者选择把更多的审美倾向还是安放在了如何处理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上。在该文本中，男权文化的在场性相对《海滨故人》《方舟》《小姐你早》等作品普遍地被弱化，对于性别差异的突显、社会批判的彰显均不能有机构成作者主要的聚焦对象，作品始终无意突出性别差异等系列本质问题，这已是作者力图对“姐妹情谊”在当下做出的重新阐释了。

      当再次系统性爬梳“姐妹情谊”这一概念在我国现当代女性小说中流变的审美表征时，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以《海滨故人》为代表的我国现代女性小说肇始，到以《女人的秘密生活》为典型的我国当代女性小说为止，“姐妹情谊”逐渐褪去了较为激进的性别政治色彩，而逐渐回归到它理应落脚的位置，趋于理性与日常化。在我国现代女性小说中，女主人公本质上还是偏于认同男权文化的深层逻辑，她们极力反对的仅是封建式包办婚姻，她们因不能找寻到理想伴侣而纷纷离家出走，选择在同性那里执着探寻心灵的蕴藉；而到了《方舟》，女性却普遍意识到男性内在本质上可能存有的种种劣根，旋即在与男性展开的激烈博弈中却又纷纷溃散，自此理想男性的光辉也慢慢退隐，她们把最终的救赎之路完全寄托于仅由女性一手搭建起来的乌托邦；及至到了《女人的秘密生活》，性别议题已不再作为一个显著的审美焦点浮现于文本中，当然，其中的性别讨论固然存在，但笔者在此需着重声明的是，男女对立的显性叙事逻辑显然已消弭于作品，其呈现出来的是屡经情感过滤后的理性的性别思考，且对当下亲密关系的反刍才是作者力图张显的。从中可以看出，“姐妹情谊”历经了一个繁复幽微的演变过程，乃至到了当下，其审美内涵也并无生成一套固定的范式，而是逐渐趋于多元与含混，这是历史择选的必然结果。因此，如今的“姐妹情谊”不仅涵盖着以往多重的审美向度，也注定正在不断开拓着全新的美学空间。

   二、“母女情谊”：在审美演变中走向多元

     当然，在我国现当代女性小说中，除却“姐妹情谊”在“女性情谊”中始终占据着较大比重，另一个较为显著的书写对象则为“母女情谊”，对于“母女情谊”的审美刻画也一直是女性作家的一种特有偏好，且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也颇得相关学者的关注目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与“姐妹情谊”如出一辙，“母女情谊”同样也经受着长期的审美迁衍。故立足于时刻处于变动性的当下，为“母女情谊”在我国女性小说中种种复杂幽微的审美呈现进行“搭脉问诊”就显得极为必要与迫切。通过进一步澄清其审美变迁轨迹，能洞察出其也内蕴着丰厚的美学肌理。

     在我国文学史上，“母女情谊”一向不被重视与书写，而“母子情谊”则被反复给予其较高的地位。细究其内部原因，则不难发现，在男权意识占据社会主流之时，女性的身份地位则一直被刻意忽视，乃至完全隐匿于历史深处，踪迹难寻。而此时的“母亲”形象也早已并非单纯指从属于生理性别维度上的女性身份，而是更多地从其后期的社会性别身份来考量，在我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强势浸润下，“母亲”连同“父亲”一词皆被不断地赋予了封建家长制的话语权威，在一个家族中往往有着较高的声望地位，恰如《红楼梦》中的贾母、王夫人等。此时，对母子关系的有意美化与弘扬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纵深向加强整个父权制的性别统治，而反过来，对“母女关系”的变相推崇实则将会逐渐瓦解千年来日益强化的父权制壁垒。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强制赋予了“商品”的属性，长期扮演着“交换物”这一特定角色，因此这就不仅决定了关涉“女性情谊”的书写长久以来都被认为荒诞不经，同时“母女情谊”的浓厚还可能为彼时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即母女之间的情感联结一旦稳固、难以割裂和断绝，并不利于女儿嫁到夫家之后成为夫家的“代言人”，彼时的身份转换就会异常艰难。加之我国的文学书写传统长久以来都几乎被男性作家单方面把持，他们普遍对“女性情谊”存有一定的审美偏狭，这几乎也是当时中外男性作家达成的一致共识。因此我国文学史上对“母女情谊”的倾情书写有着长期的空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以后，这一态势才稍微得以纠偏。

     纵观我国的现当代女性文学史，其中张爱玲笔下殊异的“母女情谊”势必会引起大众的深沉思索，同冰心甘愿精心谱写出一曲曲高扬母爱的颂歌持迥异态度，同时期的张爱玲则坚持把以往作家们成功形塑出来的“地母”们纷纷推下“神坛”，并对她们进行了彻底的贬损与污名化。《金锁记》中被金钱物欲戕害了一生的曹七巧转而把人生积怨的“利斧”狠狠劈向自己的儿女，不仅以强硬姿态介入与破坏孩子们的婚姻，还妄图对他们施加更严苛与变态的精神操控，使得长白、长安彻底沦落为被其任意摆布的傀儡玩偶，其中曹七巧与长安这对母女之间复杂幽微的情感纹理也令人感喟；《倾城之恋》中落败家族里的白流苏与母亲在精神情感上的疏离促使她在兄嫂的排挤下抓住范柳原这根“救命稻草”。文中曾多次提及兄嫂们极力压榨完白流苏的个人财产后，又企图劝服流苏重返婆家守寡，意欲再分得部分家产，白流苏冷漠绝望地注视着这个落魄家族里的众生相，其中也包含对此无动于衷的母亲；《小团圆》是张爱玲后期对其一生的传奇经历反复展开审视与溯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其中女主人公盛九莉与有妇之夫邵之雍之间的情爱纠葛固然成为全书一个典型的审美焦点，但其与名为“二婶”，实为“生母”的蕊秋之间生成的那种驳杂凌乱的“母女情谊”更是一个值得深入省思的话题。两人虽为母女，但浓厚的血缘之情却并未能有效缓解激烈的内部矛盾。

     当然，诸如叙写类似“母女情谊”的作品仍有很多，限于文章篇幅，未能一一展开详细论述。如《花凋》中郑川嫦的母亲在内心深处即便怜惜病重的女儿，但在主观意志上又不情愿提供些许实质性的助益；《心经》中许小寒由于极度痴恋父亲许峰仪，继而把对父亲爱而不得的执念有机转化为对母亲的疯狂嫉妒与挤压，母亲在家庭单位中尴尬卑微的处境却令女儿心生快意；《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愫细、靡丽笙两姊妹与母亲蜜秋儿太太之间时刻充斥着的鬼魅气息使读者的心底不由得陡生寒意，在一定程度上，蜜秋儿太太恰是《金锁记》中曹七巧与《怨女》中柴银娣的另类“翻版”与“演绎”。综上不难发现，张爱玲笔下深描的“母女情谊”往往掺杂着潜藏于人性深处的丑陋欲望，作家富于机巧地调动起自己丰沛的情感认知与独特的审美体验，通过文学的方式力图呈现出她意图构建的“母女情谊”的特异美学景观，这已然是张爱玲给我国现代文坛带来的新的美学面向了，也无疑是对以冰心为代表的将称颂母爱作为人生核心要义的女作家的一次强有力反拨，张爱玲在关涉“母女情谊”这一概念的审美内涵空间上展开了新的增殖。

      除却张爱玲对“母女情谊”有一定的审美偏狭外，现当代的女性小说大致对其却显露出同一的美学面目，即对母女之间天然的温馨细腻情感的大力颂扬，但值得注意的是，同“姐妹情谊”类似，在特定的话语环境下，小说中的“母女情谊”同样裸呈出多样的审美形态，当然，对“母女情谊”的正面描摹与弘扬几乎贯穿文本始终。精准回溯到“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不难发现，“母亲形象、母女深情频频出现在‘五四’女性文学中，成为创作的一个聚焦点。这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五四’女性与母亲之间的事务联系和情感联系都远远大于她们与父亲之间的联系”。其中冯沅君的小说不仅在反对包办婚姻层面上试图解封彼时人们陈旧思想的坚冰，而且还不断尝试在母女关系这一家庭伦理维度上进行深度探研，给“母女情谊”的文化内涵提供一定的文本支撑与参照，并及时注入一些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资源，为后续“母女情谊”的进一步迁衍提供助益。

      小说《慈母》中，女儿极力挣脱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后，时隔多年，当其重返家门，母亲的悲悯慈爱竟无声消解了女儿先前的种种不安与惧怕，母爱迸射的光辉瞬间充盈在女儿的心中，乃至车站别离之际，母亲仍对女儿关怀备至，固然，其中女儿对母亲的厚重思念也可见一斑，文本时刻涓涓流淌着浓稠且深沉的“母女情谊”，属实令人感喟！《误点》《写于母亲走后》，以及苏雪林的《棘心》等作品也都大致传达出相同的主旨意蕴，即母女之情的相互缠绕与彼此依恋。与此同时，冯沅君也有一些作品则有意将“母女情谊”搁置于一个极为尴尬和悖乱的境遇中，在此种特异话语环境下，文本中的“母女情谊”与上述作品中显呈的“母女情谊”相较又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审美转移。在小说《隔绝》《隔绝之后》中，女主人公隽华被迫在“母女之爱”与“情人之爱”中做出艰难抉择，此时的母亲已然正式褪去了“慈母”的外衣，而俨然作为封建父权社会中一个忠实的“卫道者”，对女儿进行种种诘问。即使母亲对意图反叛的女儿尚存有一丝温情与怜惜，但与其正切身背负着的经由上千年传统文化聚合而成的精神枷锁相比，这仅有的温存瞬间也注定如梦幻泡影、转瞬即逝。至此，女儿对母亲的希冀彻底落空，而母亲们同样不能从刚获得精神解放与灵魂自由的“五四”女儿们那里得到半分妥协，隽华最终选择自杀作为身陷两难处境中的唯一出路。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亲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银娣们有所不同，虽然这些母亲们都深受封建思想的荼毒太深而不自知，并还一致将罪恶的“刀斧”纷纷砍向了自己的女儿，但张爱玲塑造的母亲们在精神上皆已饱受摧残，千疮百孔的灵魂无一不散发着极其病态的气息，她们在主观意志上还妄图操控女儿，冯沅君刻画的母亲形象并无太多的病态，只是思想上被奴役太深的缘故。我们可以这样言说，以冯沅君为代表的“五四”女作家心目中的“母女情谊”往往充满着极鲜明的矛盾性，这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诞生的“母女情谊”，此时的女儿们由于刚刚迈入新式学堂接收新思想，致使她们的精神世界从封闭黯淡逐渐变得更加开放多元，继而在婚姻等诸多事务中都与上一代母亲们潜意识中根存的父权文化产生严重背离，“母女情谊”受到严峻挑战，其实这是新思想与旧思想内在本质上的不相容。但客观来说，母女之间的情分尚存，“五四”女作家还是坚持让读者看到母女之间既充满人伦温情又不乏尖锐冲突的两重棱面，“母女情谊”的含混多重性也趁便显现。

      经过多年的沉寂，直至新时期以来，我国女性小说中的“母女情谊”元素再次复苏，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五四”女作家“母女情谊”书写的一种文化传承与精神接续，其审美面向因有全新时代话语权威的无形介入而更加趋于多元，尤其立足于新时期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不难发现，如今我国女性小说中的“母女情谊”更内涵了多重的美学意蕴，有着极强的审美张力。

      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女儿与母亲成功搭建起了一种在人格上较为平等、精神上相对完整的新型母女关系，母亲钟雨的身上既完全驱除了张爱玲笔下阴郁可怖母亲的身影，还有意与“五四”女性小说中普遍父权化了的母亲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此时的钟雨虽也遭受着思想上的一些禁锢，但较以往我国女性小说精心形塑出来的母亲形象谱系而言，已然获得了某种层面上的开创性与先锋性。当母女两代人就爱情话语的相关困惑彼此探讨时，母亲会说：“珊珊，要是你吃不准自己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当母亲充分尊重女儿择偶的个人意愿，而不再以长辈的身份施压，正常和谐的母女关系才能建立，这也是女性的人格主体性在新时期得以明确指认并不断强化的有力体现，张洁在“母女情谊”内涵的进一步填充上做出了一定的拓殖，也为两个不同代际的女性如何实现有效沟通指明了相关路径。

      在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中，女主人公倪拗拗与母亲同为父权制剥削下无辜的受害者与牺牲品，她们只能在彼此的紧紧依偎中相互舔舐着对方的伤口，在有效缓解着情感痛楚的同时，并有机地组成了一种“情感共同体”，起初她们对男性还持有某种莫名期盼，但获得的却往往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创伤，自此男性光辉伟岸的滤镜被无情打碎。文中倪拗拗对同样遭遇男性暴力的保姆奶奶言道：“奶奶，等我长大了，挣了钱，我接你回来。我让他走。我要报仇”！由此可见，除了女儿和母亲之外，文中仍有不少弱势女性正在普遍经历着男权的各种迫害。迥异于《方舟》中三个姐妹结成同盟毅然反抗男性话语霸权，《私人生活》则主要选择让一对母女来承担起这一艰巨的任务。陈染让母女两人同处于边缘且无望的尴尬处境，接着以底层视角去尽情观照这斑驳淋漓的现实人生，并有力地烛照出位处其中的纷繁复杂的两性关系，一齐勇敢发出自己微弱但有力的声音，这已是陈染对“母女情谊”进行了自己的有力诠释和最佳注解。

      由此可见，我国现当代女性小说中“母女情谊”的审美书写虽说相较“姐妹情谊”还是略显单薄，但仍占据着较大比重，并且同“姐妹情谊”的衍变空间同样丰富。伴随社会语境的不断发展变换，关涉“母女情谊”的书写空间还势必得到新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反复探觅到新的美学路径！

      在我国现当代女性小说中，关涉“女性情谊”的审美书写俨然是蔚为大观，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本文尝试用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等方法旨在厘清其流变脉络，在梳理、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展呈出一定的新意。本文重点从“姐妹情谊”与“母女情谊”两个向度进行论证，然而，限于文本择取的有限与笔者对相关理论把握的生涩，本文仍有不足之处，希望在后续相关研究中可以有所跟进。

作者简介：张一博（1995—），男，河南新乡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宁夏文学、女性文学、当代审美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