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8月《收获》《上海文学》《天涯》《作家》《芳草》：
勘探自我与世界的意义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一年一度的《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理应是浪尖上的栏目。无需遮掩，这一回最打动我的作品，是杜梨的《涓漪》。这篇小说讲了什么？一次“凶宅”购置、一个真实梦境、两对伴侣、一场命案、既玄幻又科幻……这是一个颇为精彩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该作具体而生动地展现了如何以文学之想象为今天的现实图景添上几笔有意义的亮色：如写女主人公从那些接地气的“新中式”物件与“中华攀雀”的生活中获得滋养与勇气、如写男女主人公之间清新而深沉的感情等等。杜梨的文笔犹如刺绣，以每一针的精准来实现整体的细密繁复，同时还具有一种极难得的适当的幽默感。傅悬的《吃黄昏》则完全是另一种写法，叙述极稳妥，甚至略有些温吞，直至最后，一碗饱含乡愁与尊严的“姜汁炖蛋”顿时成为一根锋利的刺，为主人公不知所措的生活带来泠冽的痛感。坦率地说，与上述两作相比，我认为该专辑其余几篇小说似乎尚未充分准备好自身来“对付”这为世人所共享的丰富的生活世界，或迂回踯躅、或略显心急、或暂时无法让凝滞的私人记忆变得澄澈……但这不也正是青年再正常不过的、可贵的模样吗？
《上海文学》第8期“文本探索专号”发表了四个短篇，其中《倒纪元》《机器人学》《风切变》为科幻作品。《倒纪元》设置了一个“倒纪元元日”，此日之后，不再有新人类诞生，死于此日之前的所有人类则将依次复活，人类历史彻底倒序播放。《机器人学》一篇将机器人家族史与机器人构造学结合在一起叙述，作者用心严肃诚恳。《风切变》以查案的方式写一款人工智能与其开发者之间的羁绊，故事既跌宕又利落。不得不说，今天的科幻作者们已经拥有一整套较为完整丰富的语汇与题材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现实了，此刻我们一面憧憬或忧虑于人性的未来，另一面也应以更强烈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来理解、诠释人性的前世今生。杨莎妮的《草中商厦》讲的是“我”和马占涛（两个彻底的i人）的交往与奇遇。按理说，这故事并不新鲜，近些年来青年作家们就很热衷于“内向”“社恐”等主题，但作者设置的“咨询师”“黑猫”等角色、元素，以及通篇那古怪又奇妙的小说语言，一同营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我看来，作者笔下主人公在大厦下河滨小公园的灌木中躲避人群的段落，是全篇最精彩的描写。“i人”独处充电，作为一种近乎于满足生理需求的行为，被这些描写诗意且精准地捕捉到，释放出一种惠特曼式的生机勃勃的自我肯定感。池上的《如果海水分开》（《作家》2024年第8期）写一个核心家庭外出旅游时的遭遇，作者精准地为我们照亮日常生活中的裂隙，这些裂隙是如此深邃、如此难以合拢，使得孱弱的个体不得不发“如果海水分开”这般大愿才有可能反抗绝望。
白琳的中篇《布达佩斯咖啡馆》（《上海文学》2024年第7期）让人想起韩国导演洪尚秀那些高度风格化的充斥着各种谈话的电影。主人公“我”在布达佩斯城内的五个咖啡馆里，和新识旧友聊彼此的生活与情感，同时也听着咖啡馆里的陌生人们聊着自己的遭遇。这些谈话作为小说的主体内容，犹如无意汇入河道的溪流，不致力于构成前后贯通的主要情节，但读者依旧能从中体会到当代生活的一些特质与命题，如情感模式的多样与脆弱、普遍失落的氛围下个体的不适与不甘等。小说中大量关于咖啡馆建筑细节与各色食物的描写，可被视为谈话的“物质基础”，代表着异国中产阶级生活文化，给人一种“过于丰富而口感混乱”的感受。同期《上海文学》刊发的三个短篇《定锚婴儿》《一个二十五岁女孩的一生》《东京都候鸟》也都是异国故事，三位作者聚焦于各自主人公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或时段），为读者敞开了人物的命运。
遍览近期各刊物中所发表的诗歌，我的直接感受是诗人们的表达缺乏最朴素意义上的“诗言志”这一维度。我读到了许多意象、意图，但鲜少读到清晰明确的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意思、意义，即使有，也常常是以一种呢喃、氤氲的散文语调暗示、“散发”出来的。因为这一或许主观偏颇的判断，我愿意强调诗人蓝蓝的写作的重要性。她的组诗《修辞与沮丧的诗人之歌》（《收获》2024年第4期）以一种今日罕见的极具穿透力的铿锵语调，表述了自己对于“象征”“隐喻”“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诗人”等概念、形象的看法。这组诗中的蓝蓝具有这样一种品格，即她能够将自己私人的体验转化为一种言说与判断的勇气与能力，直面一系列客观的命题，而非任由私人体验漫漶于诗行之间。这样的写作就是一次捍卫诗歌尊严的“诗辩”。倪湛舸的组诗《我的爱人皮埃尔》（《上海文学》2024年8月号）用一种童话般忧愁而清澈的语言编织出“皮埃尔”这一形象。诚实地说，我发现自己很难把握这一形象。在诗人笔下，皮埃尔似乎是一个想要取消自己的“人类”属性的人：“皮埃尔什么都听不懂，/他早已丧失了学习的热情，/他捂住耳朵和眼睛，说这里没有人。”与蓝蓝那肯定的、钻石般的语言不同，倪湛舸用复沓、摇荡的句子展现了一种趋向于“否定”的诗歌感觉，一种坚决地想要“避让”乃至“退出”现状的态度，而诗行中的童话感又确保这一有些灰色、抽象的主题是在一个五彩缤纷、具有活力的世界中生成的。这样的诗歌能使读者在困惑中领会到一丝丝奥秘，感知到某种寄身于文学的可欲求之物的存在。
还有散文。黑陶的《中国房间（之四）》（《芳草》2024年第4期）以笔记体写就，别具一格，每一则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一个地点、一处景观、或是一个关键词。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房间”这一说法。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房间”至少可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将“中国”比作“房间”这一人们安顿身心的最小单元，透露出亲切的归属感；第二种，“中国”包含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房间”，等待人们去清理，去布置，去为之奋斗。于是，至少内蕴这两种解释的“中国房间”，不也就高度概括了我们在今天读到的各种游记与关于风土的散文书写？还可以就此提问：“房间”与“房间”可否连通？无数个“房间”如何构成“建筑”？如何在作为空间的“房间”中发现时间？……在《蕲州记》（《芳草》2024年第4期）中，舒飞廉写自己如何在今天的蕲州城里找到16世纪60年代的李时珍与吴承恩。极有趣的是，他此次考察的“据点”，是一个被装修成婚房的乡镇酒店房间，找资料、写作的工作台，则是房间里的一张麻将桌。正是在这一洋溢着生的喜悦、接着地气的“中国房间”里，他感受到李、吴“二位先生在各自的油灯下奋力笔耕”，连通了今与古。今年第4期《天涯》的散文栏目提出了“自述式写作”这一概念，以期让“普通人以自述的方式参与历史的叙述”，其中邬霞的《自由行走的花》与李方毅的《南方漂泊二十年》两篇作品提供了难得的来自普通人的第一人称叙述。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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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9月20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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