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erma Klein Goldewijk，乌得勒支大学人文学院冲突研究高级研究附属机构博士，在荷兰国防学院从事国际安全研究。是联合国授权的和平大学（哥斯达黎加）和平与冲突研究的附属副教授，和平大学海牙和平宫的学术主任。其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内战、反复冲突、宗教、维持和平、稳定行动、国际外交和谈判。

摘要：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学术分支和批判性学术的一个新分支，“批判性智能研究”（CIS）的建立是一个独特的开始。本文通过关注“批判性安全研究”（CSS）和“批判性战争研究”（CWS），将CIS置于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批评性研究中。CSS和CWS的基本假设、概念、理论和方法对CIS的发展有什么启示?作为回应，CIS将在不同的规范性、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对CSS和CWS进行分析。同时本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含义和建议，以期对批判性学术和批判性智能研究的研究议程作出贡献。

要词：批判性智能研究（CIS）；批判性安全研究（CSS）；批判性战争研究（CWS）；安全；战争；国际关系

文源： Berma Klein Goldewijk,“ Why still critical? Critical intelligence studies positioned in scholarship on security, wa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DOI: 10.1080/02684527.2021.1893071.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52期，总第52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林沁，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审校：杨朔，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编译精选

一、导言

批判性智能研究（CIS）的建立需要在更广泛的批判性学术中进行定位。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明确认同“批判性”的标签及其分析和变革的方向。本文认为有两个分支是与之相关的:“批判性安全研究”（CSS）和“批判性战争研究”（CWS）。两者都是从国际关系的学科中发展起来的。此外，“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CIR）和“批判性恐怖主义研究”（CTS）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贡献。然而，批判性方法并不局限于以上四种研究，它种类繁多，而且不断扩大，包括批判性法律研究、批判性政策研究、批判性军事研究、批判性地缘政治研究等等。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将CIS定位在不同的规范性、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以期对批判性学术做出贡献。本文的写作目标是评估批判性智能研究在批判性研究方面的潜在相关性，从而为其研究议程作出贡献。核心问题是：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批判性学术中，规范假设、概念、理论和方法对推进CIS的影响是什么?为了实现本研究的目的和回答核心问题，本文将从安全、战争、国际关系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搜集线索，研究它们对批判性智能研究的影响。

二、安全和恐怖主义

CSS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并在冷战后时期全面发展，挑战了流行的基本假设和理论：即什么是安全的，是谁的安全，以及如何保护安全。这些问题引发了开创性的辩论。在肯·布思（Ken Booth）的批判性文章“安全与解放”（1991）之后，出现了关于安全是什么的新概念。本研究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揭示了安全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范式中的知识建构过程。

从最初阶段开始，CSS至少提出了四种核心的安全理解。首先，它挑战了国家关系理论中认为国家是安全的第一“参照对象”的现实主义观点。另外，肯·布思把新的重点放在了作为安全的首要取向——“人”，而不是国家，从而将各种各样的集体中的个人定位为安全所关注的重心。这背后的理念是：国家是个人和集体安全的障碍，它们更容易受到本国政府政策和不足的威胁，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威胁。其次，CSS提出了一种安全概念，该概念包含了更广泛的威胁因素。通过涉及非对称冲突、环境问题、移民或流行病等，CSS的概念不断扩大。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安全，而不是通过与军事、政府相关的力量。第三，CSS还将安全作为一个衍生概念来深化：安全是政治观点的产物，CSS牢牢地扎根于安全的政治核心之中。对布思来说，政权作为一种衍生概念还意味着它具有“工具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人们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去处理对他们自身的威胁”。第四，CSS显示出安全领域知识力量之间的各种联系。它批评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和理论，这些假设和理论产生的知识不会使国家本身成为不安全的来源。“批判性”则是对国际安全秩序的知识合法性及其政治影响的质疑。

总而言之，CSS将安全取向在国家层面的转变概念化，通过吸收新威胁扩大这一概念，并通过超越其与政治变革的关系离而深化了这一概念。解放（“使人自由”的安全）成为关于安全的新知识创造的基础，从而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再现现实主义逻辑的安全概念。这些新概念的纳入集中了安全的概念，并极大地发展了安全研究的整体学科。CSS很快产生了充满活力的和非常多样化的学术体系。

三、战争的破坏性和生成性

在上述以安全、战争、战略为中心的争论中，塔拉克·巴卡维（Tarak Barkawi）指出，“安全研究和战争知识之间对话的破裂”，并概述了战争研究应该是什么。国际安全环境的空前变化，引发了安全—战争关系的问题。这涉及到框架的扩散，如内战、非常规战争、低强度战争、代理战争、混合战争、网络战争、虚假信息战争等等。然而，在这些叙述中，战争的概念本身和战争的本体论很少被明确地讨论。CWS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具体分析了战争与战争知识之间的关系。

当塔拉克·巴卡维和肖恩·布赖顿（Shane Brighton）在2011年推出CWS领域时，国际关系理论学家们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战争本体论的研究上。在这里，本体论可以理解为对“是什么”的研究，对存在和事物如何存在的研究和对战争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将战争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对象：战争是一种定义性质存疑的概念。这一努力值得注意，因为他们研究的是战争本身：战争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其变化的特点、原因或动力。他们在传统战争研究中质疑关于战争的认知，并试图通过质疑与战争有关的常见假设，挑战学术话语和社会中关于战争概念的政治规范的模糊性和不一致性，来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出发点。

对于巴卡维和布赖顿来说，战争的批判性因素是对抗，广义上的“战斗”，应该是对战争重新进行批判研究的核心。他们认为“战斗”是战争本体论的中心。对他们来说，“战斗”必须被理解为战争的对抗性和生动性的基础，破坏和创造政治秩序。此外，战斗具有“本体论第一”的地位，因为在一般意义上，它统一了对什么是战争的理解，与各种形式的特定战争，如叛乱战争、游击战或网络战争进行了对比区分。

然而，“战斗”也是一个事件和过程，它破坏了所有人类生活的协调，包括既定的身份和政治秩序。巴卡维和布赖顿承认，战争是破坏性的；但也肯定，战争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生产力：战争具有变革性的效果，它破坏确定性、意义和秩序，就像它重新创造它们一样。因此，战争是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强力破坏和重塑。简而言之，从批判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对战争的重塑是有趣的。这种破坏和重塑使得战争成为“本体性的”：战争的生产能力通过知识生产、战略、系统和制度运作，不断地扰乱和重构知识体系。然而，同样的制度也容易受到战争及其产生力量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由于战争的破坏性作用，战争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对学术界、国家、政治和社会都是决定性的。

四、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因果化机制

批判性智能研究的发起者将物化概念作为未来智能研究的核心方向。对于CIS来说，具体化与分析知识生产这些过程中涉及的策略和实践，与对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持续需求有关。他们呼吁将智能机构去具体化，成为一个自我参照的封闭系统。在这方面，他们将智能描述为一种具体化的机构，其概念包括信息、常规和需要去验证的监视。这种非物化的分析努力旨在加强智能机构以应对当前各种变化（包括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能力和效率。下文将在方法层面探讨批判性智能研究建议的相关性，将物化作为一种社会和因果机制。

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一种方法论，认为现实具有一个维度，虽然不能立即观察到，但在那里可以发现产生经验上可观察到的事件的机制。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相反，批判现实主义认为，研究不应该专注于寻找因果意义上的线性或单因果关系，而应该通过揭示产生这些关系的因果机制来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

克莱因•戈德维克（Klein Goldwijk）在2018年指出，物化作为批判性智能研究的一种因果机制是通过研究边境安全、移民和地中海（Frontex）实现的。基于两个不同的案例，批判性智能研究的框架帮助具体化了移民、被视为对边境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走私受害者，以及与跨国界犯罪有关的非法越境者。然而，当把安全化本身作为分析框架时，对于解释现实的复杂动态也被证明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对立的话语也激活了相反的去安全化过程。换句话说，批判性智能研究的框架能力有限，无法深入解释现实的动态。

本文提出的观点是，相同的物化机制可能有相反的效果：在不同的背景下，在不同的有利条件下，相同的机制得到不同的内容，这意味着话语也可以成为去物化和去本质化的来源。这意味着因果机制在其触发能力下，会被促进条件的周围环境影响。这种意识也重申了戈德维克的观点，即因果机制的具体性质和内容，除了它如何在具体的环境中运作不能被理解之外，还包括它运作的话语情境。

五、结论和建议

批判性研究的激增引发了诸多问题。其中一些已经被讨论过，而另一些仍然是公开的挑战。在今天不断扩大的跨学科研究中，是否会有一个新兴的批判性理论体系?“批判性”背后更广泛的共同理论一致性是什么?继续使用这个标签来指出一种理论或方法论的方法是否有意义?学术上的批判性方法有什么不同吗?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是否有必要在某些特定时刻推动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CIS作为智能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的开始，以及作为跨学科批判性研究的新来者，是一个在这两个领域继续向前发展的极好机会。本研究通过将批判性智能研究置于更广泛的批判性研究中，评估其在这种背景下的潜在相关性，以及作为智能研究的学术分支领域。有人质疑目前的批判性研究能否为智能研究的新途径提供指导。因此，本研究的重点是确定一些批判性研究的基本假设、概念、理论和方法对CIS演变的影响。通过一致性分析区分不同层次，考察CSS和CWS的相对解释力，为CIS的理论创新提供依据。

在规范层面，讨论了将CIS作为智能领域研究的规范透镜的意义。首先，通过检查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CIS倾向于接受霍克海默和考克斯提出的基本公理，即知识生产的重点在于转化。CIS将规范性视角与对知识形成的反身态度联系起来。它作为基本的哲学框架在CSS、CTS和CIR中仍然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知识创造中的规范性来源应该不断地（重新）检查、质疑并更新到新的环境中。因此，有人认为，在更广泛的批判性研究阵营中，批判性智能研究将不得不面对一些关于其规范假设的辩论和争议。

在认识论水平上，批判性智能研究的努力批判性地思考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的突出紧张状态，与更广泛的批判性研究提出的“认识论转向”一样，CIS促进了对经验主义—客观主义如何产生知识的分析。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性智能研究特别关注知识、知识体系和以智力看待世界的普遍方式，这可能表明认识论具有很强的首要地位。这可能会对本体论造成损害，就当代智力“是什么”以及它今天处于什么位置的新批判性学术而言。

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批判性智能研究被置于安全、战争和战略研究之间长期存在争议的分界线。智能边界的改变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批判性战争研究”通过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对战争的核心概念进行阐述来研究战争“是什么”，从而找到其解释力。CWS通过对本体论争论的复苏，为批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它将战争的对抗性和生成性，即破坏和创造政治秩序，置于批评战争研究的中心。在此基础上，《化武公约》完善了战争研究中关于战争的破坏性和变革效应如何在政治结构和机制中内在显现的争论。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CIS不应该忽略关于什么是智能的本体论。有人建议在前面提到的多元本体论的意义上，对智力的概念进行批判性的阐述。这可能与更广泛的批判性研究如何促进对安全、战争、恐怖主义和国际政治概念的多种理解有关。这样的反思可能也有助于避免一种趋势——一些批评暗含着将认识论的承诺与本体论的承诺混为一谈的逻辑。据推测，重新定义智力是什么，聚焦于其核心概念信息，加强批判性智能研究的研究议程，并可能对普遍的合理性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影响。本·杰弗尔等人提出的跨学科、批判性研究计划与这一方向很接近。它概念化了什么是智力这一问题，它扎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和实践中，信息生产不断地执行、抵制和转变，由多种行动者，从而影响智力的意义和边界。

在方法层面上，批判性智能研究通过推进批判性方法来挑战智能研究。在这方面，CIS似乎支持了一个话语分析框架。其建议是探索批判性智能研究可以在哪里满足智能决策者和从业人员对更多经验主义和实际参与的智能研究的要求。连接点可以是检验在批判性智能分析中使用多种/混合方法的潜力。此外，CIS发现物化是分析智能机构及其方法的批判性导向概念，这些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已成为物化标准。在最后一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将分析层面的具体化作为一种“因果机制”来推进这一建议，以及从系统方法的角度来看，具体化是如何实现的。当被视为一种因果机制时，物化可能不仅支持智能的变应性知识生产，而且还加强了批判性智能研究对当前国际政治的必要解释，智能机构和实践是通过该星座运作和寻找合法性的。

为什么仍要发展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描绘一些挑战、提出问题和提出问题，促进批判性智能研究在不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研究议程。批判学者面临的挑战是认真对待批判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形式的支持性批评，包括这种努力，仍然是片面和不完整的。

译者评述

本文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智能研究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从安全、战争和国际关系三个角度论述其对批判性研究的贡献和影响。以下是本人对本文涉及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性研究的评述：

首先, 批判研究的立足点主要是对现有知识体系的颠覆, 缺乏建设, 更没有提出替代性的方案。对第一次大辩论和 “大辩论 ”研究方法的颠覆是近来批判研究颇为集中的关注点, 如果他们的观点成立, 那么传统上理解和组织学科历史的框架和结构将彻底瓦解。但是, 修正派的研究者未能提供一种重新理解学科发展脉络和知识系谱的框架, 没有阐明学科的“真实历史”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借鉴了不同的学科视角和方法, 指出了现存学科史研究和写作中的弊病, 但是并没有提出一种合理的 、替代性的学科史的叙述和写作方法。批判强于建设、解构多于建构、破而不立, 这是学科史批判研究乃至于后现代和批判理论在与主流理论论战时的薄弱之处。

其次, 国际关系的批判性研究不是考古学, 任何写作方法都是对历史的归纳和抽象而非复述和描绘, 任何批判性研究的写作都是具有选择性的, 完全还原历史真实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能够在人类的知识传承中积累和沉淀的往往只是部分（甚至是极小部分）学术成果, 尽管以往被忽视的知识会以某种改头换面的形式重新为后人所关注, 但是不能苛求在学科史研究中面面俱到 、了无遗漏 。对“大辩论”史学的批判就没有考虑到它的合理性。正如批评者所注意到的那样, “大辩论 ”的历史叙述方法的确忽略了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学术和思想片断, 然而它却简化了许多历史的细节, 抓住了学科史中的知识发展主线和脉络。对现有知识体系的许多批判忽略了学科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所在, 学科史是以历史为依托的, 但不是史料的堆积。卡尔对第一次大辩论的界定抓住了学科发展某个阶段上的  主要特征, 甚至是实质性的东西。同时, 这种归纳、总结 、甚至是设计并没有脱离历史的背景, 所以从大辩论的角度来看待学科历史仍然是合理的。

最后, 关于批判性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是遭到批评的一个方面, 但是,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联系是由于国际关系研究对象本身决定的, 作为一个与国际关系的实践关系密切的学科, 其知识生产必须对现实政治的变化( 尤其是那些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做出回应。而认为国际关系应该完全超越国家间关系而走向“后国际 ”的观点很难站得住脚, 在当今这个时代, 国家间关系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对国际关系的批判性研究也不能太过于跳脱出国家间关系，否则会偏离主题的研究方向。

问题互动

问题1、批判性国家关系理论对当今国际关系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问题2、应如何从安全、战争这两个角度去阐述批判性智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