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丰

最近，在上海举办的某场秋季找工作的圆桌会议上，复旦大学梁永安教授提出，有条件的年轻人可以多“啃”几年老，不要着急就业，去探索和发展兴趣。他说，这种“啃老”不是不劳而获，而是gap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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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很多人准备批评梁永安教授了，不过，我很赞成他。

有好几次，在很多年轻人参加的沙龙上，我都说过类似的意思，而且更激进，“能啃老就啃老，不要有思想负担。”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都是00后，他们面临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很多人毕业后面临着不能马上找到工作的现实。

在纽约访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北京女生，她刚刚从纽约大学毕业，在纽约的时候，她通过打工，没找父母要过生活费，但是，她发现，回到国内，由于就业机会有限，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告诉她：你父母有两套房，不错的工作，为什么不啃老呢？

00后的父母，大部分是65后或者70后，是中国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发展最受益的一代人。WTO，房地产，时代的利好都享受到了，如果碰巧也是大学毕业，在一线城市扎根下来、有两套房的家庭不在少数，完全有能力支持“00后”啃两年。

80年代以来，中国几代人成长的核心观念，就是“独立”。在国家话语层面，追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基本国策”；而在个人，从原生家庭出来，自立门户，挣钱养活自己，也开始“天经地义”。

这当然是进步的，也是“现代社会”的核心观念。但是，年轻人要真正实现它，也需要“社会前提”，就是需要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已经有很多论者提出，新世纪加入WTO以来，不管是外向型经济还是房地产推动的城市化，都创造了足够多的岗位，一个本科毕业生，很容易在大城市找到第一份工作。

这是70后、80后两代人自立的基础。他们当然很努力，很多人也有梦想和豪气，但是有时候也有一种幻觉，以为这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其实至少有一半，归功于上一轮的全球化和这二十年的城市化。

但是，全球化已经遭遇挫折，“外向型经济”尽管仍算强劲，却已经增长乏力；城市化到了一个瓶颈，最大的地产公司，都面临着裁员和债务风险。足够清晰的统计数字表明，现在年轻人的就业选择正在日益变得狭窄。

当下年轻人最主要的两条出路，一是考公务员，大部分大学毕业生都会参与这个游戏，考上就是“上岸”；第二种是考研究生，这算是次优选择，可以推迟就业。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责任感的父母，怎么忍心孩子那么卷去考公务员？如今公务员队伍日益庞大，让人想起90年代的“国企”。当财政压力不堪重负，“铁饭碗”会被打破，现在卷考公的人，很多年后没准会面临一次下岗潮。

梁永安教授所说的美好的gap year，利用毕业一两年时间去旅行、探索世界，其实并不是乌托邦，对有条件的家庭来说，完全是一种现实和功利选择，因为这种做法最终会对你的孩子有利。这样的孩子，会更善良、乐观，也会更优秀，这难道不是一种现实主义吗？

我的看法更激进，也没那么浪漫，却也同样现实主义：这几年已经不是强调“独立”的时候，而是一个家庭要抱团取暖，渡过难关。现在，竞争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个人”，而是家庭。父母作为受惠的一代，“既得利益者”，拿出积蓄帮助孩子，重新成为一种义务。

说起来残忍。讨论这个话题，意义主要在于为有条件的年轻人，卸掉“啃老”的道德负担，让其“啃老”啃得理直气壮，让“啃老”跟“废柴”“窝囊废”这类的传统印象解绑。而没条件的年轻人，不在讨论范围内。一个底层的孩子，当然没有资格“抱团取暖”，去送外卖或者工地搬砖，是别无选择；但是，对中产家庭来说，孩子去送外卖，这样的“吃苦”并不会换来才干的提升。如果他有创造性、爱学习，继续花钱支持他两年，是更好的选择。

我主张“啃老”，还有一个原因是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很多人压力极大，基本生活都有困难，这个时候父母如果也是艰难，只有认命。但是，如果父母生活宽裕，你“回归家庭”吃饭，就是天经地义。年轻人在外租房，父母把房子租给其他年轻人，这看上去更像是一种“表演”。

独立仍然是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是现在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把“独立”看成一种道德价值，因为它实在太过沉重，一般年轻人没有能力承受。

无论如何，年轻人都要先活下去，其次是要开心一点，为了这两条，“啃老”算得上什么呢？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