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絮语：2019年冬，省语文教育学会理事长吴伟把我刚完成的《青春岁月》”三恋“初稿推荐给河南书苑。在书苑公众号上连载的几个月里，外地的一位语文教师和我有了手机联系。他说他想读完整版，我就给他发了电子稿全文。翌年春，他把校改了错别字的厚厚打印本给我寄来了。在附信中，他说他“读了好几遍，坚信这本书必成名著”，这让不自信的我十分感动。我回电说，这50多万字您读了几遍，又打印又校对，太辛苦啦！他说：“不辛苦，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有几段我快会背啦！还想读。”他家在豫西，我家在豫东，我们二人至今尚未见面，我视他为知音好友，他却称我为“恩师”。其理由是：“读您这本书，我这老是擦不干的泪水，促使着我和离婚的妻子破镜重圆。复婚后，我们全家过得幸福和美。俺全家人都感谢您！”最近，他又来微信说：“我很想读读您的创作谈，看看您写这‘三恋’的妙法。”我说，我这到老年才写出这本书的笨人，哪有啥“妙法”？要谈，也只能漫谈一下我所经历的几道“写作关”吧！我把本篇文稿发给他，他说他激动得“一连读了好几遍！”却又讲了好几个理由，执意要我在本文中隐其姓名。】
正文：
（一）两代人的心愿关
从1962到1978，是我和父亲在淮河湾、大别山流浪谋生的16年。其间，父亲常对我说：像我们父子这样的“文艺盲流”，也许是古今中外的唯一。父亲又说：为了感恩南乡的亲人，希望儿子将来能写一本像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那样的书。
1978年，我们全家老小从安徽淮河湾迁回河南沈丘县城。淮河湾的好多乡亲都说我们一家人“回县城吃上了商品粮，一步登天啦！”他们想不到：刚回河南那几年，日子过得有多艰难！在淮河湾时，吃的粮烧的柴都有各生产队的宣传员送到屋里。回河南后，在城郊小学当民师的我不但要花钱去粮店买面，还要拉着架子车上煤厂拉煤，拉回来还得打煤球。别说毫无精力写作，就连想去南乡看望亲友都既无时间也拿不出车票钱。这样的困境一直延续到我“高考、转正”。毕业分配到沈丘师范，虽然工资从20多元升至40多元，但一儿一女都已上学，负担也越来越重。为了多挣代课费，我教着本校语文课还兼任着校外电大班的几门中文课，不分日夜地忙！
再忙，我也没有忘记写《三部曲》的事。一想起那十六年的离合悲欢，流泪很容易，下笔却很难！主要原因是“怕”——千条万绪，不知从哪写起？怕写砸了对不起读者，更对不起南乡的亲人。直到我父亲去世那年（1994年），心中的《三部曲》仍未动笔。
“等我病好了，一定得去看看，南乡的亲人……”
父亲的临终遗言，仅此一语。
我知道，父亲平时一说到“南乡的亲人”，接着必定要说他所期盼的《父子流浪三部曲》，可这时，他已经没有力气说了。父亲之所以说“等我病好了”，是因为那天上午我安慰他：“我叔下午就来看你啦，他在郑州给你买了特效药”（我叔于通是河南日报社的编辑）。
父亲说的“南乡的亲人”，就是大别山的二爷二奶、四妈、六妈、三姑奶、四姑奶、芸子姐、余二叔、老秋爷，还有淮河湾的桂芳妹、杨三爷、小谢老师、刘支书、卢建华、小凤子、玉蓉姐……
父亲去世后的好几天深夜，我都陪着“病好了的父亲”前往“南乡”。“亲人”相见，悲酸无限，哭了一场又一场……梦醒了，又接着哭，枕巾湿了一片又一片……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父亲和我没流浪到“南乡”之前，父子二人和这么多的“亲人”全都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是父亲和我“盲流”到“南乡”之后，我们才偶然相识成为“亲人”的。
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我从南乡的来信中，很悲伤地得知：南乡几位年长的亲人（二爷、姑奶等）已先后去世。特别是接到玉英妹的电话惊闻玉蓉姐自尽的噩耗之后，写《三部曲》的事，就成了我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负担。
想起父亲曾经的感叹——“感恩容易报恩难！”
不是吗？想报恩，要有大把的时间，还要有大把的钱。去一趟南乡，从叶集到金寨、梅山，再从山里山外辗转到阜南、颍上的淮河湾，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根本就转不完。再算算四面八方的往返车费和几十家的礼品费，对只靠月薪维持全家生活却又毫无存款的我来说，除了“望洋兴叹”，就是“仰天长叹”！
我痛恨自己——只有“寸草心”，却没有故地重游“报三春晖”的能力！
最近十几年来，生活水平大有提高，车旅费和礼品费也花得起了。但可惜可悲的是，南乡亲人的长辈们大都已经去世。与我同辈的兄弟姐妹们也都成了老头老婆。前年，有一次我去阜南的淮河湾看望九十多岁的岳母，路过一个当年很熟悉的村庄时，只有一个老人还勉强认出我是几十年前“教宣传队的小于”。
拖拖拉拉几十年啦，对于南乡亲人，除了写本书作为感恩的念想，我还能做点啥？下决心——写！
不写不知道，一写才知道：写作路上还横着好几道难关哩！
（二）最先遇到的文体关
写这三部曲之前，为练基本功，我曾先后写了《风雪腊梅》和《雪坟》两个中篇小说，都是以第三人称写别人故事的。而今要写自传体《三部曲》，当然要改为第一人称。这一改，是回忆录？还是长篇散文？我实在搞不清。2009年，我先试写了一篇回忆录《我的两次“姐弟恋”》。2010年冬，该文在北京得了个散文二等奖。颁奖会的第二天上午，梁晓声老师在他家给我打电话说：“这是很少有人写的小学生生活题材，你写得很真实、很细腻，能引起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和共鸣……”
有了梁老师的热情鼓励，我才壮着胆子开始写“第一部曲”《小杨庄之恋》。《我的两次“姐弟恋”》写的是我上小学时的往事，《小杨庄之恋》写的是我初中毕业后的往事。我自认为，这两篇都是回忆录式的长篇散文。2013年，河南文艺出版社以《小杨庄之恋》为书名出版我的小说集时（内有十几篇小说），我想来想去，把六万多字的《小杨庄之恋》自命名为“纪实小说”。
没想到，这篇“纪实小说”又得到了梁晓声老师的认可。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这是一篇读来令人悲伤的小说，同时是一篇好小说。”对我命名的“纪实小说”，梁晓声老师指出：“曰‘小说’，大约是指文字的文学性要求，并改变了当年一些生活原型人物的姓名。就内容而言，是以纪实为主的。”
我家在周口，梁晓声老师在北京写这封信时，并未与我通话相商。可他对“纪实小说”的解说却与我不谋而合。比如，我写的人与事的确是“以纪实为主的”，但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不得不“改变了当年一些生活原型人物的姓名”。
所以，对梁晓声老师，我非常敬佩！永远感激！
写完了“第一部曲”《小杨庄之恋》，接着就要写“第二部曲”《大别山之恋》。没想到，写了十几页，自己看看，不像样，扔掉……又写了十几页，看看，又扔掉……反复了多次，我实在写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原来，我面前还有一道道——
（三）难以翻越的雷同关
在《小杨庄之恋》中，我如实回忆的是：父子“盲流”到小杨庄。我在杨福禄家画画时与桂芳姑娘“一见钟情”，继而“初恋”、“定亲”，最终又因办不来证明信半夜逃离……
写《大别山之恋》开卷“第一恋”时，我又如实回忆的是：父子“盲流”到大别山北的叶集唐家园，我在老常叔家画画时见到芸子姑娘，然后又“定亲”，又因为办不来证明信半夜逃离……
哎呀！这两段往事的情节也太雷同啦!
尽管我自知：这两段往事绝对真实，可这样雷同地写出来，我自己都觉得没法看，还怎么让别人读？我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像我们父子这样的“文艺盲流”，也许是古今中外的唯一”。往事回忆中的人与事、景与物，确实是“唯一”的，特别是情节与细节，是与“古今中外”诸多爱情故事的常见“模式”绝不“雷同”的。
可是，我也不能自我“雷同”呀！
“雷同关”这么一挡，“第二部曲”的写作立马停了下来。
这一停，竟然停了三年！在这一千多天的日子里，一想起这写书不成的事，对不起南乡亲人的负罪感，再加上半途而废的失落感，常常让我长夜难眠……
万分为难时，我也曾想，干脆就把这个“雷同”段删去不写也罢！可又一想，这个“雷同”段删去不写，再遇到一个“雷同”段删去不写，这“三部曲”还何以成书？那十六年的流浪生涯，原本就是在这一连串“雷同”的真实往事里熬过来的呀！
想想看——当年，我和父亲“盲流”到某一村庄，遇到一位多情姑娘……接下来，我和父亲又“盲流”到另一个村庄，又遇到一位多情姑娘……这一次、一次、又一次，从“我”和读者的主观感受上来说，这就是重复、就是雷同。可是，倘若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在那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姑娘们心目中，每一个“她”都觉得：这么巧地碰上了一个北乡的“小画匠”（后来又谓之“小导演”），可是“她”今生今世毫不雷同的第一次耶！
那十几年的真实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呀！
怕雷同，除非不写。何况——在这一连串真实而又“雷同”的往事里，还蕴涵着一条条“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命运因果链，不管删去哪一段，我和几个姐妹的命运因果链都会因此“掉链或断链”。
这时，我才突然领悟到——只有一个女主角的婚恋故事才是最好写的。例如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祝英台与梁山伯》、《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英国莎士比亚的三大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再比如，我写在小杨庄“桂芳妹和我的初恋”就觉得很容易，可我再接着写在大别山和柳河湾“芸子姐与我”、“小蕙妹与我”、“小凤子与我”、“高翠敏与我”、“赵秀梅与我”的一系列恋情……要写出这么多“雷同”中的“不同”，可真的越来越难！
这时，我才顿悟到——为什么说《红楼梦》是难以超越的文学高峰？想想看，大观园内，芳龄相近、美貌相似的少女如宝钗、宝琴、黛玉、妙玉、湘云、晴雯、紫鹃、袭人、香菱、金钏儿……何其多！只有曹雪芹才能写出她们相似中的不同个性与宿命，才能让她们围绕着一个小太阳似的男主角贾宝玉，争妍斗艳、各美其美……
我又想起《西游记》取经路上的故事——唐僧多次遭遇的男妖魔，模样都很凶，都是想吃他的肉；唐僧多次遭遇的女妖精，形象都很美，都是想和他“成亲”。在这“九九八十一难”里，这样相似的情节何其多！对《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来说，不也是一道道难以逾越却也被他成功逾越了的“雷同关”吗？
《三国演义》书写大小战役上百次，单是火攻就有三十多次。从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到火烧赤壁、火烧连营，每一次都写的精彩纷呈绝不雷同；《水浒传》写一大帮英雄好汉前赴后继“逼”上梁山，同是一个“逼”，却“逼”得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读之不但不觉得雷同，还读出了人间万象的千姿百态。
啊！要想突破“雷同”困境，只有——向大师们学习！向经典名著致敬！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想起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这句名言。对呀！既然这句话是无可辩驳的真理，那么，不也可以说——“世上也没有两片完全不相同的树叶”吗？
我忽有所悟：由此，不也可以引申为——“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也没有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人”吗？人，不管男女老幼还是古今中外，既有四肢形体、生老病死等等的相似相同，又各有美丑善恶、贫富智愚等等的不同……
高尔基曾有“文学即人学”之说，所以，作为“人学”的作家，如果没有能力写出人与人的“雷同中的不雷同”，如果没有能力写出人的共性与个性，还怎能称得起“作家”？
我咬紧牙关、眼含热泪，改了一遍又一遍，竭力“同中求异”。例如在人物外貌、言行、父母、家教以及不同地域风物文化等等细节上努力“求异”。比如先写桂芳妹秀若春柳，后写芸子姐美白如玉；先写桂芳妹柳塘月下之歌唱，后写芸子姐竹林月下之蜜语；先写的桂芳妹小鸟依人的撒娇，后写芸子姐慈母疼爱般的怀抱；先写在桂芳家画的画儿是“凤凰牡丹”，后写在芸子家画的画儿则是“梅兰竹菊”；先写桂芳的父母操办的“定亲”酒，后写独生女芸子的父母要操办的“招亲”宴……
还有些不同的细节——桂芳的第一次出场很爽快，她的大嫂一声高嗓就把她喊来了。芸子的第一次出场却很迟缓：“我”听三叔先讲了芸子姑娘的因为长得太美导致退学的往事，又讲了芸子母亲当年冒死抢救刘邓大军卫生队指导员的惊险义举……翌日，来到芸子家见到芸子母亲时，“我”仍然未见芸子姑娘本人露面。好比锣鼓敲了又敲，前奏曲拉了又拉，背着竹篓从梅山归来的芸子姑娘这才姗姗而至……
穿过几道“雷同关”，写了两年，才算写出了十三万多字的《大别山之恋》。
“雷同关”最多的，是第三部曲的《柳河湾之恋》。一个在“文革”中能坚持排练演出长达十多年的大队文艺宣传队，单是一茬又一茬“雷同”的“女主角”就有好几个！好在写过《大别山之恋》后我已经有了些突破“雷同关”的经验，才“同中求异”地写了小凤子的“撒娇扯疯”，写了玉蓉姐脸上的甜美“酒窝”，写了“大眼睛”小俊子和我的“眼睛对话”……
接下来，不但要写小凤妹的“明恋”、玉蓉姐的“暗恋”、小俊子的“梦恋”、高翠敏的“冷恋”和赵秀梅的“热恋”、以及小珍子的“童言之恋”与女知青竺晓静的“朦胧诗恋”……还要通过她们各自不同的家境、不同的个性，写出她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各自异彩纷呈的“恋”。
2019年冬，我终于写完了三十多万字的第三部曲——《柳河湾之恋》。
而今，我还深深体会到：在突破上述“心愿关”、“文体关”、“雷同关”的同时，还要——
（四）过好虚实关
所谓“纪实小说”，“纪实”就是生活真实的“实”，“小说”就是艺术真实的“虚”。这“实”与“虚”结合得好不好，决定着作品水平的高低。
例如：这本“纪实小说”里的人名、地名就有虚有实。亦如梁晓声老师所说，我不但“改变了当年一些生活原型人物的姓名”，还改变了当年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村庄的地名。
如果要详细论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虚实关系”，也许可分解出“互补、互动、递进、转化”等等多种多样的辩证关系。然而，我可不想在此像写论文那样条分缕析地论证，我只想打个简易的比喻——这二者的关系就好比是“夫妻”：生活真实谓之“夫”，艺术真实谓之“妻”。这个作品就是这对“夫妻”的亲生“儿女”。由于丈夫执意求实，妻子一心爱美，这对“夫妻”难免争执吵嘴。妻子不但要把自己打扮得清新靓丽，还要把“儿女”全身收拾得干净爽利。这样，丈夫对妻子就既“宠爱”又“顺从”。所以，这“夫妻关系”就有了些“妻管严”的时尚风气。
例如：在那十六年的生活真实里，我们父子流浪过的村庄可比这本作品里的村庄多得多；我们父子教过的文艺宣传队也比这本书中所写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当年，我遇到的有恋情故事的姑娘，没写进这本书里的还有好几个。为什么没写？因为“爱美唯美”的妻子说：多则滥，少而精。于是，她的纤纤玉手一伸，“咔嚓咔嚓”，三下两下就把那些她认为的“多余的人与事”给剪掉啦！
再如，《柳河湾之恋》初稿里曾写有这样的两件事——
其一：炎夏之夜，大队宣传队演出前。舞台（即土台子）前台上的开场锣鼓正“咚咚锵锵”地敲……后场，满头大汗的我正忙着给围在身边的宣传员化妆。小强子说：“看你热的，咋不脱了呢？”那年代的农村人还都没见过啥是背心，我身上穿的是白洋布褂和蓝洋布裤衩。小强子的话还没说完，小凤子就跑过来把我汗淋淋的褂子扒拉掉啦！她还笑哈哈地说：我的个小华哥耶！凉快了吧！我说着凉快凉快，手里还忙不停地给大俊子画眉眼。后场桌子上只有一盏小马灯，光线暗，画眉眼时老是看不清。接下来，该给小俊子画了，小俊子说：前台的汽灯亮，咱上前台画！
我跟着小俊子来到前台，敲锣鼓的递过来一条长凳。于是，我就坐下来给小俊子画眉眼……前台上方横杆上高挂着两盏大汽灯，台上台下照得一片光明，在这儿给小俊子化妆看得可真清。啊！我突然想起——在这雪亮的汽灯光下，在这台下男女老少的社员观众眼中，我这个光着膀子只穿个蓝布裤衩的大小伙子，左手扶着一个漂亮女孩的头（别人远看就像是“搂着”），右手拿着眉笔面对面的在她脸蛋上画眉毛抹嘴唇……哎呀！这算个啥样子的舞台画面呀！这也太不像“画”、太不像话了吧！我想很快站起来逃回后场,可是，当我偷偷地扫瞄了一下四周的观众时，竟然没看出大家有啥诧异的神情！他们为什么都如此大度？如此宽容？我想，也许是因为好多男社员也都和我一样热得光着膀子？
其二：午饭后，小海子想让我教他拉二胡的“63弦”。父亲说他想在家多再歇一会儿，让我们俩先走。原以为还不到上工时间，大队排练屋里不会有人。没想到，我和小海子背着琴袋走进屋时，忽然看见屋里有一个裸着雪白上半身的年轻女子——哎呀!是秀娟嫂！还有一个女孩儿，是小玲子。我急忙扭头要走，秀娟嫂说：走啥走？说着，很坦然地用毛巾擦拭着胸前双乳溢流的奶汁。她又对身边掩口而笑的小玲子说：笑啥笑？小海子的眼睛看不清，俺这小华弟文静得像个大闺女，俺不怕他看。说着，秀娟嫂从小玲子手里接过上衣，不慌不忙地穿上。又对我笑笑说：给俺家的小妮儿断奶哩，才到这儿,奶“惊”啦……
“求实”的“丈夫”说：这可都是百分之百的生活真实！可是，“爱美”的“妻子”说：可有亦可无，留之易误读！于是，她又玉手一挥，把这两段真真实实的往事给删除啦！
在此，尚需申明的是——这对“夫妻”虽然有些“妻管严”，但作品里所写的人物事件、地域景物、历史风云、情节细节，还都是“生活真实”说了算。但，“艺术真实”也曾引用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书中的话说：
对逝去年华的追忆，无需与真实记忆如一。
回忆中的生活，比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更为现实。
我说：你们“夫妻”也别再争论啦！因为，我坚信——作品中的人与事，是“编”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明眼人一看便知；是“编”出来的感人？还是“长”出来的感人？有心人一读便知。
我最想说的是：艺术真实应该比生活真实更真实！
不知不觉，扯了这么多啦！可是，还有诸如“草蛇灰线关”、“声画再现关”、“恋母情结关”、“历史风云关”、“情与礼的人性纠结关”、“国事家运同频共振关”等等好多的话题哩，下回再聊吧！
【附：于华创作心语：一想起“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这句话，我就感动不已！因为，我这本书回忆的那16年，如果没有农民乡亲的收留与保护，我和父亲岂止是有没有生活，而是根本就没法活！
1962年春，我跟着父亲从河南老家来到安徽淮河湾、大别山流浪谋生，陌生的乡亲接纳了我们。白天，农家屋内，被称作“小画匠”的我给他们画山水、花鸟画；夜晚，煤油灯下，我吹竹笛父拉弦，小姐妹们唱起了《十送红军》和《八月桂花》……1966年冬，父亲由“裱画师傅”改行为“拉弦师傅”，我由“小画匠”改行为“小导演”。在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样板戏的日子里，几个小姐妹和我演绎出一幕幕饱含着欢笑与热泪的爱情悲喜剧……多年后，我熬成了淮河湾的女婿。
1978年，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春风，我们全家回到河南，经高考、民师转正，在父亲报恩思想的激励下，我和儿女三人都入了党，先后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写这本书，我体会到：有了报恩之心，作品才能融入人民。有了人民的角度，作品才了有历史的厚度和情感的温度，才有了思想的深度与高度。
作者简介：
于华，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语文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获教育部“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语文特级教师、周口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奖项。已在《人民日报》《中国报告文学》《散文选刊》《小说评论》《绿风》等报刊发表诗文数百篇，著有《潇潇春雨》等多部文集。《雪坟》《初恋》获第六、第九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中篇小说一等奖，二胡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在周口市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文艺汇演中获特别奖，《莲姐美》获“中国梦”国画奖，《喜事》获河南省高校短剧大赛优秀编剧奖，长篇纪实小说《青春岁月》被评选为“周口市文艺精品创作工程2020-2021年度重点项目”。
高山流水有知音1359228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