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治理

朝

之道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左传》的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虽然最早并非特指商朝，但揭示了古代国家治理的两大支柱：宗教祭祀和军事战争。

商朝的“国家机器”（政治术语，指阶级统治的工具），由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组织以及宗教与巫职机构等多个方面组成，共同维护着商朝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

政治制度

中央集权与分封制并存

商朝“国家机器”的核心就是王权，神圣不可侵犯。商朝统治者“尚鬼”、“尊神”，政治理念被神权观念笼罩，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

商朝的政治制度，既有中央集权的特点，又保留了分封制的传统，这样既保证了商王的绝对权威，又调动了诸侯的积极性。商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掌握着军事、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大权，同时将王族和贵族分封到各地担任诸侯，以拱卫王室。这些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也需要向商王进贡和服从调遣。

商朝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一套官制。从上层到基层，关乎辅佐朝廷政务、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林业劳动等方面的官职尽皆具备，一般而言，商朝的官僚体系大致可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简而言之，内服官就是朝廷职官，外服官就是地方职官。传世文献、卜辞和金文所见商朝的内服官有五六十种，大致可分为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百姓里君”这四类，外服官可分为侯、甸、男、卫等行政长官和基层行政官吏即“族尹”。

法律制度

天命与神权交织

商朝的法制指导思想更加强调“神”尤其是祖先神的作用。在王权神授观下，法律往往与天命观和神权思想相结合而制定。商王在立法时，常常宣称自己的决策是受到天命或神灵的启示，以此来增强法律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司法审判也往往会通过占卜来寻求神灵的指引，体现了“神明裁判”的特点。执行法律时，商王王命即为最高法律，直接参与司法审判，有权对任何案件进行最终裁决。

商朝的法律比较成熟且有一定的影响力，后人云“刑名从商”，成汤曾制定《汤刑》以强化统治，还有《甘誓》《盘庚》《伊训》等篇章也都是商朝具有效力的法律文件。

商朝还建立了严明的刑法体系，包括死刑、肉刑、流刑和徒刑等多种刑罚，其中炮烙、剖心等都是令人发指的刑罚手段。同时，商朝的法律也注重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比如对不孝、不敬等行为的惩罚，都体现了商朝法律制度的全面性和严厉性。

军事组织

无敌军队“铁血之师”

商朝逐渐构成完备的军事体系，军事之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军队规模扩大、种类增多。军队的编制以“师”和“旅”为单位，军事组织可分为三个系统，一归商王直接调遣常设部队，可称之为常备军，二是宗族世家的武装，即族军，三是外服诸侯的军队；第二，兵种多样化、装备精良。已知的有步兵和车兵，战车用畜力牵引，一般是两马驾一车，便于长途奔驰。武器大量使用青铜制造，殷墟屡次发现皮甲和青铜胄、盾，可见防护装备之发达。

商朝的“好战”在众多考古发现中得到佐证。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占了15%的比例，而在商朝中晚期的殷墟遗址中，兵器比例飙升至70%。在殷墟西区的墓葬中，甚至包括平民墓葬中都发现了实战兵器，这表明商朝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显示了商朝的军事化程度之高。

宗教与巫职机构

“意识形态”掌管者

宗教在商朝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商朝政事的决定，既不是由商王个人说了算，也不是由贵族会议决定，更非由民主大会讨论决定，而是通过占卜这种特殊的方法向神请示，最后由神决定。商王偶而也征询贵族和自由民的意见，但最关键的却是巫史的看法，因为掌管祭祀的巫史是神权的体现者，是王之下的最高执政官，是“通天地”的神秘人物，充分反映了商王朝神权政治的特征。

巫总管一切“神事”，而所有的“民事”也要涂上“神事”的油彩。以巫为首的各种神职人员，如祝、宗、卜、史等，组成庞大的巫职机构。太戊时有“巫咸治王家”，而祖乙时又有“巫贤任职”。这些人员不仅负责宗教事务，还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对军国政事起着直接或者间接的支配作用，可以说是掌管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指挥者。

不可否认，商王朝正是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使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然而，过度残暴地行使国家职能又恰恰为它的灭亡自掘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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