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刘震云出生于河南新乡延津县，靠5元救济款上了学。尽管一度梦想成为厨子，渴望能吃上白馍，却因当兵而发生了转折。

15岁时，他利用身高优势参军，不仅实现了吃白馍的愿望，更在军队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复员后，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将目光投向了1978年恢复的高考。当兵复员后，刘震云又把目标瞄向了1978年恢复的高考。

为了备考，他每天点着煤油灯学习到深夜两点，这份努力和坚持最终让他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刘震云面临着职业选择。尽管有机会进入中央机关单位，但他却选择了《农民日报》。这是因为他深知文学来源于生活，只有在报社这样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平台上，他才能更好地观察社会、感悟人生，为文学创作积累素材和灵感。家里买不起风扇，刘震云大夏天挥汗如雨在家写作。一次次投稿，一次次退稿。妻子试图说服他放弃，他说：你放心，我一定成功。

刘震云在文学道路上的坚持与努力，终于在他苦写五年后得到了回报。《塔铺》、《新兵连》等中短篇作品的发表并获奖。他成功地从“新手村”突围，继续前行，到达了那个他一直向往的文学殿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笔会，成为了作家们的高端聚会。这些笔会通常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地方举行，如黄山太平湖、滇池白鱼口等，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远离尘嚣、静心创作的良好环境。天南海北的作家们汇聚一堂，不仅是为了纯玩和社交，更是为了在这个平台上交流思想、碰撞灵感，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

文人混在一起，互捧互踩比试机锋是常态。

有一次，并称“京城两利嘴”的刘震云和王朔一起参加马未都所在杂志举办的笔会，那时他俩还不怎么熟。

第一天，刘震云对王朔说：王老师你小说写得好。王朔说没什么好的，瞎写;

第二天说：王老师你小说写得确实好。王朔说真的写得不好，你的小说也写得不错;

第三天还是同一套嗑，说王老师你小说写得真好。王朔说我是觉得我写得不错。

刘震云转头对马未都说：一般人也就扛3天。

1993年，王朔把冯小刚和刘震云撮合到一处，三个同龄人相会了——

王朔风头无两，冯小刚是影视新贵，刘震云是与池莉、刘恒齐名的新写实作家代表。

此时的刘震云不缺名气，只有一个小问题：差钱。

文字的变现，和影视不在一个量级。

从这一年起，他迈进影视圈，与冯小刚合作，把才华转化成票房。

刘震云与冯小刚的合作，可以说是文学与影视的完美结合。1995年，好梦影视公司推出的电视剧《一地鸡毛》，不仅成为了该公司的开山之作，更在市场上获得了高度评价。这部作品是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改编而成，而刘震云也首次亲自担任了自己小说的编剧，这一尝试不仅让他获得了8万元的人生第一笔巨款。

一家三口吃了顿肯德基，家里两张拼搭的小床，终于换成了大床。

一场合作下来，冯小刚对刘震云的能力、见识以及重复改本子哪怕改10遍都行的干劲非常满意。

冯小刚对刘震云的评价是：“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中势不可挡。自从有了刘老师，我们都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

据冯小刚说，直到2003年拍《手机》时，刘震云还时常穿着不合身的宽大西装，腰间还挂着一串钥匙，像个大队会计。

冯小刚不得不郑重地提醒刘震云说：摘下。

虽然装扮质朴，但此时的刘震云已炙手可热。

他的《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被国内外奖项雪埋，多部作品改编为影视剧。

蜂拥而至的，不再只是读书版的文化记者，更多是影视娱乐记者。

人群簇拥下的刘震云常常散发出一种悻悻然的气味，有时又变得格外兴奋，爱说笑。

说笑的腔调极具辨识度，有一种故意的不诚恳、刻意的荒诞和非常明显的举轻若重。

刘震云是少有的能同时在文学品质、大众认可、影视娱乐几方面都做到平衡的作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在娱乐圈里混得既不吃亏、拿到好处，又让对方觉得他厉害、离不开他的作家。

2017年，刘震云以《我不是潘金莲》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发表感言：“冯老虽年事已高，但他的神经末梢结满了20多岁的奇葩，冯老，要保持。另外特别感谢王朔先生，19年间不断督促我们不能半途而废，王老虽然也年事已高，但遇到大事不糊涂，要保持。感谢华谊兄弟，中军是个资本家、画家，对剧本爱指手画脚，但他的意见90%是正确的，要保持。”

举座笑绝。

此时的刘震云，已是跻身财富榜的成功人士，轻松游走于富人和名人的江湖。

早些时候，尚属阳春白雪的严肃文学作家过于积极地参与影视市场，还是一件有争议的事。

而随着文学式微，影视变现已是作家的必经之路，无可厚非。

但刘震云好像始终很难摆脱这种纠结，他一方面积极参与并对结果甘之如饴，另一方面又极力撇清自己和影视业的关系。直到2018年，刘震云还在解释：“我不赞成说影视界就是名利场。我也不赞成说我是影视圈的人。在电影界只有小刚导演和我女儿刘雨霖改了我的小说。总不能说他俩改了我的作品我就成影视圈的人了，那我经常去菜市场买菜，岂不成菜市场的人了。”

说这话时，他已是不止一家电影公司的股东。

刘震云的社会角色扮演云山雾罩，或真非真，滴水不漏，四两千斤，似为利往又似游戏欢场。但有时，又忽然冷峻起来。

一次和《手机》编剧宋方金一起坐车，刘震云突然问：

“《一地鸡毛》里的小林，30年后，是街头一个下岗工人呢，还是变成了潘石屹?你觉得变成哪种人有意思?”

宋方金答：“当然是变成潘石屹有意思，你可以写一写这个社会波澜壮阔的变化。”

刘震云接了一句让宋方金一直记着的话：

“我跟这些富人不亲近，就是不喜欢这些人，还是喜欢写尴尬的人，失意的人。”

这时的刘震云，露出了《一地鸡毛》中小林的底色。

30年后，老林早无生计之虞，眼界也远超出切近庸常的生活，彻底摆脱了尴尬失意的状态，但内心的漂泊和动荡并无止歇。

2018年，冯小刚未能上映的电影《手机2》却成为了另一个焦点。这部电影不仅因为自身的制作问题未能如期上映，更因其中涉及的复杂人际关系和恩怨情仇，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共事件。昔日的合作伙伴因宿怨与新仇而反目成仇，相互攻击，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当事人的名誉和事业，更对整个娱乐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连锁反应。

风波过后，不知此事在刘震云心里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对他行走江湖的存身之道有什么影响。

但外人能看到的，仍只是披挂入世的保护色。

刘震云在成名之后，有机会游历世界各地，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他深刻地意识到，尽管各地的建筑、河山、肤色、语言和习俗存在巨大差异，但人性这一本质却是相通的。这种认识让他觉得，无论走到哪里，其实都像是在自己的故乡延津老庄村行走一样，能够从中感受到人性的共鸣和生活的真谛。

刘震云对于生活的观察和理解并不仅限于书本知识，他更注重从实际生活中汲取灵感。他提到，有时候读书还不如听那些来自乡野游民的一席话，比如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人。这些人的话语虽然质朴无华，但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哲理和人性洞察。

这些来自基层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成为了刘震云创作的重要养分和源头活水。他将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片段和人生感悟揉搓到一起，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人性的温度。这种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也让他的作品更加真实、生动，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国外文学评论家对刘震云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中国最伟大的幽默大师”。

刘震云本人却对此持谦逊态度，认为自己并非幽默之人，反而是他们村里最不幽默的一个。刘震云在言谈中经常提及“我们村”，这种表述方式不仅拉近了他与听众的距离，也让人感受到了他对于故乡的深厚情感。

然而，随着他对于“我们村”的频繁提及，听者也开始产生了一些疑惑：这些貌似等闲又不等闲的乡亲们，到底是刘震云通过文学创作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还是延津这个地方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群具有智慧和幽默感的人们呢?

这种疑惑或许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正是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让刘震云的作品充满了更多的解读空间和思考价值。他的作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也让我们思考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文学创作来反映和诠释生活。#创作挑战赛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