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那些人事儿与典故#

2005年， 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张沟发现一北宋夫妇墓地，奇怪的是墓志并没有撰写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只有简单的“宋故宝文阁待制赠太中大夫杨畏子安”。杨畏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那时代党争激烈，他却能屹立于政坛不倒，新党、旧党都任用他为重要的御史，苏轼、苏辙都和有交往； 宋神宗元丰年间他担任御史，积极拥护王安石变法；宋神宗死后元祐派掌权，他丝毫没受影响，深受吕大防、苏辙、刘挚信任，继续担任御史；宋哲宗亲政后元祐派倒台，他又支持新法，人称“杨三变”。

青少年时期杨畏潜心研究学问，深受王安石学术思想影响，他把自己的著作拿给新党吕惠卿看，吕惠卿很欣赏他，提拔他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因为吕惠卿的关系，杨畏结交了新党张璪、舒亶，张璪、舒亶陷害过郑侠、苏轼，制造了苏轼“乌台诗案”。舒亶还担任过杨畏上司。

宋神宗元丰五年，舒亶推荐他为监察御史。宋朝人很重视台谏，台谏官可以给皇帝提意见，还可以监督宰相与百官，“谏官、御史权势可以比肩宰相” 。谁控制了台谏就能掌握政治走向，所以宋仁宗时代很重视台谏官的选择， 当时台谏官必取天下第一流人才, 必须学术才行俱备。为顺利推行王安石新法，熙宁二年 (1069年) , 宋神宗取消了台谏官资格限制 , 以后台谏官由御史中丞直接推荐，没有官职高低的限制。杨畏依靠吕惠卿的关系网，就可以担任台谏官

宋仁宗时包拯也担任过监察御史， 他刚刚上任就遇到皇宫失火， 包拯随即上书宋仁宗，建议不要重修，避免劳民伤财。某地旱灾，米价太高，很多百姓饿肚子，包拯又上疏建议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而杨畏担任监察御史有近一年时间，从未给皇帝提过建议，也没有为百姓疾苦发声。他做的多是监察百官的工作，如某刑部侍郎断案没有责任心。

此时王安礼任副宰相，杨畏的上司舒亶和王安礼有矛盾，他发现尚书省下发的公文，应留有档案，可是王安礼却没有这么做，于是舒亶弹劾王安礼违法，欺骗君主。王安礼不服，反问舒亶主管的御史台可有档案？宋神宗让他拿来档案，舒亶查看方知御史台也没有档案，他只好伪造了一份档案，让人识破。王安礼又弹劾舒亶贪污公款，舒亶遭到撤职处分。

舒亶是杨畏的恩人，杨畏还上书宋神宗，为舒亶辩解，说他是遭人陷害。杨畏还继续弹劾王安礼不遵守法律。无奈王安礼此时正受宋神宗宠信，杨畏改任地方官。大概在此时杨畏看透了权力场上的真相，御史已经失去监督权，只有依附掌权者才能生存。

宋神宗死后旧党掌权，新党失势都遭贬官，杨畏虽然任地方官，远离权力中心，但他心中并未远离权力场，利用人脉关系结交了很多旧党，期待东山再起。终于在元祐五年机会来临，元祐派分裂为以程颐为首的洛党，苏轼为首的蜀党，刘挚为首的朔党，只有吕大防为宰相无党。杨畏和苏轼是同乡，刘挚曾是他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吕大防的女婿王谠和杨畏关系很好。

此时吕大防任右相（次相），刘挚任副宰相。吕大防主张调和新旧党争，提拔任用一批新党官员。杨畏没有参与迫害旧党，又是吕大防女婿的好朋友，如果提拔他为御史，将对吕大防很有帮助，于是吕大防起用杨畏为监察御史。消息传出，刘挚为首的朔党纷纷上疏，反对任用杨畏。一个多月后杨畏改任为户部员外郎。

第二年杨畏由刘挚的亲信推荐，任殿中侍御史。原来刘挚想争首相之位，他们都认为杨畏是自己人，都想让他为自己卖命。看来杨畏平时没少和刘挚、吕大防拉关系。按说刘挚算是杨畏恩人，但他很快看出权力斗争中吕大防占上风，他毫不犹豫的站在了吕大防一边。

刘挚的好友邢恕写了一封给他，刘挚回信中有“为国自爱，以俟休复。”一句。这封信落在了地方官茹东济手中，茹东济怨恨刘挚不帮他升官，于是他把这封信抄写下来，交给了杨畏。杨畏大喜，上疏弹劾十事。“休复”出自易经，本是指走没多远，又折返回来的意思，比喻邢恕还有机会返回中央，杨畏却故意曲解，说“休复”是说刘挚劝邢恕等待太后去世，皇帝复位。又说刘挚收留章敦之子，章惇是新党，多次和太皇太后做对，太皇太后很不喜欢他。果然太皇太后大怒，刘挚遭罢相。杨畏后来又弹劾右相苏颂、范纯仁，深得吕大防信任，吕大防提拔他为礼部侍郎（从三品）。

太皇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杨畏看出吕大防与元祐派要失势，他最先上疏称赞宋神宗，推荐章惇为宰相。这年科举考试，初考官选中的多是夸赞元祐派的试卷，杨畏却选的都是夸赞宋神宗的试卷。

杨畏结交了章惇妻子的侄儿张横，他让张横带话给章惇说：“我之前依附吕大防，是因为他势力大。我本想弹劾吕大防，却遭去职。我虽然给元祐派做事，心里想的是新党。也是我第一个推荐您任宰相”杨畏为了仕途，当着章惇面前大骂吕大防。有官员实在看不下去说：“杨侍郎前日谄事吕相公，亦如见章相公也。”杨畏做的太过分了，让章惇也瞧不起他，只是改任他为吏部侍郎。杨畏又转投章惇政敌李清臣、安焘，章惇知道后，改任他知真定府。

宋徽宗时他入元祐党籍，蔡京为宰相，杨畏让子侄找到蔡京，说自己在元祐年间，弹劾过苏辙。杨畏和蔡京死党薛昂关系很好，他又摆脱薛昂说情，让蔡京将他从元祐党籍中剔除，恢复了他宝文阁待制的官职。宋徽宗政和二年，他又上疏宋徽宗请求封禅泰山，文章极其奉承谄媚。

他死时六十九，因他口碑太差，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毫无政治操守，死后没有人愿意给他撰写墓志铭，墓志铭只简单写“宋故宝文阁待制赠太中大夫杨畏子安”。

刘子健先生将官僚分为理念型、仕进型和渎职型，渎职型指的是“原则、无道德，对官职有强烈兴趣，但是将之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事业，因此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势来营求私人的物质利益。”杨畏无疑就是此类官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官僚呢?当然与皇帝、宰相有关，宋神宗曾说：“天下守令之众，至千余人，其才性难以遍知，惟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以此进退，方有准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夫家自为政，人自为俗，先王之所必诛；变风、变雅，诗人所刺。朝廷惟一好恶，定国是，守令虽众，沙汰数年，自當得人也”大意是地方官只有听从皇帝命令，并忠实执行，才会得到皇帝重用。

王安石也说过：“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若所欲作与理背，即误陛下所欲为；又陛下每事未免牵于众论，或为所牵，即失事机，此臣所以不能不豫虑也。 ”意思是用人要用听话的官僚，皇帝不用考虑大臣的意见，尽管去做。了解杨畏的事迹，就能知道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后遗症，台谏官不再监督权力，成为依附权力的墙头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