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在对话中勾勒文学史

《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李洱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2月

“一定要与时代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李洱在《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的“代序”中写下的这句话，概括了这本书的主旨。作为一本评论集，本书可视为李洱与文学界的一次对话。他写到了从汪曾祺到李宏伟等作家，写到了林建法等文学编辑，写到了贺绍俊、李敬泽等批评家，还写到了马尔克斯、昆德拉、博尔赫斯等人……作家、批评家、编辑以及古今中外文学资源，所有这一切拢括起来，正是构成文学史的诸种要素。其实，一切所谓“历史”，无非是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超低空飞行》可视为李洱的一部个体化的文学史书写。

李洱在书中说：“文学史是由作家、编辑、批评家共同建构起来的，缺一不可。他们带着自己的主体性进入公共空间，形成不同的对话关系，这个关系所形成的序列就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史。”书写这样一部在对话关系中涵括和呈现多样主体性的文学史，勾勒出文学活动从创作到出版乃至被阅读或消费的“闭环”，仿佛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朱光潜先生曾说：“不通一艺莫谈艺”。好厨子历来是好食客。回顾历史，我国老一辈著名作家中本不乏评论家，文学史上有定论的“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位都是文艺理论评论大家，后三位的文艺论说之深刻切实也不输于专业评论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与批评家一身二任，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传统，也是推动中国文学创作前行的动力机制。在李洱这本书里，这种传统得到了延续和发扬。

《应物兄》，李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李洱曾于2019年凭《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从作家的角度看作家、看批评家，更易获得反观或内省的洞见。在《因为欣赏，所以批评——浅谈贺绍俊先生》中，李洱列举了贺绍俊对铁凝、莫言、阿来等人的评论，指出贺绍俊的文学批评注重知人论世，进而提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立足文本、参照人世，由人而文、由本及世，从而相互参照、相互阐发，进而找出其合理性，发现其审美特点，本是中国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正道，岂可轻易丢掉？”通读全书，你会感到，这也是李洱持批评之笔时的夫子自道。

他对作家的评论常遵循在“参照”中“阐发”的理路。在《汪曾祺的语言是革命性的》中，李洱认为汪曾祺的写作具有革命意义，“这说的还是他的语言。放在新文学和新时代文学的传统中，他用口语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意味着他在给汉语‘松绑’。他要回到诚实的个人，回到真切的语气，回到世俗的烟火，回到一个老百姓的位置。”在《关于莫言的“看”与“被看”》中，李洱提出：“莫言的小说，是对鲁迅开创的叙事模式、‘十七年’叙事模式以及新时期以来小说中所隐含的‘看’与‘被看’模式的重大改造……到了莫言这里，‘被看者’才开始真正发声。”在《邱华栋与他的小说》中，李洱从城市书写的角度将邱华栋界定为“最有力的开拓者”：“在邱华栋之前，即便描述的是中国都市，中国的城市小说也总是带着乡土背景下的城镇小说的味道。有趣的是，中国以前所有描述城市的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几乎都显示出对城市的拒绝和反叛。”邱华栋则“用小说家的目光宽恕了罪，并把它看成是城市活力的某种证词”。这些观点，在评价作家的同时提供了观察的坐标，既完成了专业的批评，又营造了文学史意义上的“对话”场域，引导我们更深入地阅读和理解作家与作品。

文艺理论家黄药眠曾提出，“文学批评最好能变成批评文学，有风格和华采”。李洱这本书里收录的文章，即可归于黄先生所期待的“批评文学”，自有其“风格和华采”。且看几段精彩的论述，他写张洁：“在波峰浪谷之间奔涌，时而撒欢，时而撒泼；时而凉爽宜人，时而悲凉彻骨；时而高歌猛进地抒情，时而进退维谷地反讽，这是人到中年的张洁在小说中留给人的印象。”他写邱华栋：“如果说别人的小说写的是‘故事’，那么他的小说写的就是‘新事’；如果说别人写的是回忆中的失败，那么他写的就是征服中的快感；如果说别人写的是孤岛，那么他写的就是大陆。”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被称为“评点体”，三言两语，与被评的文本在“共生”关系下融合成新文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便是一例。李洱在本书中也提到了评点体，并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批评资源，值得重新认识。他还认为，作家很适合做评点，如果评得好，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现代以来，文学评论渐向文章体演变，到如今，论文体已成主要样式，而文体对于思想的束缚也渐渐显现。选择什么样的评论文体，根本的标准还在于思想能否得以自在表达。

在这一点上，《超低空飞行》亦给人启发。书中收录的文章，体裁多样，挥洒自如。其中，《致广奈：一个成熟的作家，会有自己的修辞》是书信体，作者以对谈的形式，将自己关于经验、风格等文学创作核心概念的看法，娓娓道来。其实，一问一答，最能发挥刺激思想、引发论说的功能。此篇对此作了生动体现。《何为小说家的经验》和《从〈一千零一夜〉开始》这两篇则采取了语录箴言的形式。那些短小精悍、优美的文字闪烁着哲理的灵光：“哦，有多少艺术的秘密，潜形于轻柔的灯烟。油灯在黑暗中闪烁，它突出了黑暗和光明，强调着时间的有限与永恒。你多么怀念油灯下的阅读，它将你一次次拽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满足。”

李洱在《超低空飞行》中尽情地穿梭于作家作品之中，他的品读赏鉴却不是“饕餮”式的，相反，他以一个学者的目光寻隐探幽，努力勾勒隐藏在作品之后的思想地图或美学谱系。比如，十分见“功力”的《从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说起》。这篇文章源于李洱在2020年8月16日“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系列专题论坛”上的演讲。文章从李辰东其人其事讲起，纵横捭阖，串联起红学史的重要关节，归结至比较文学的主题，进而勾勒《红楼梦》走向经典之路，读来十分酣畅。该文认为，“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可以说是王国维之后，最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之一”。作者还指出，李辰东的研究或批评具有综合性，他把中国的评点批评与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的索隐批评等综合在一起，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的效能。“如果不是李辰冬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影响到很多红学家的看法，再进行反复阐释，《红楼梦》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经典。”

在梳理红学史过程中，李洱发现，俞平伯、胡适等开新红学山门的大师对《红楼梦》艺术成就的评价其实并不算高，他对此作出了解释：俞平伯等人与《红楼梦》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内部，既无法感受到陌生性，又不具备对这个文化的反叛性。“《红楼梦》则是以否定的形式，陌生化、批判性地全面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熟悉的陌生感”，恰是伟大作品的特征。

（作者系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