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小时候的日子时间仿佛是很长很长。生活的小水村，土地肥沃，乡亲们善良隐忍。可是架不住大环境不好，大部分人喜欢吹牛说大话，虚报产量。饿肚子就是家常便饭，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背着竹篮去田野里挖野菜，刺角芽，蒲公英，面条棵，灰灰菜。小溪边的水芹菜，薄荷等等，带回家，妈妈洗干净，或蒸或煮，为了一家人填饱肚子。国家政策规定：公有制，分产到户，支援国家建设，粮食要交足国家的。一亩地，就算是风调雨顺，可是缺少化肥农药，小麦最多产量四百斤。顶着太阳，徒手用镰刀收割后，堆放在麦场，用老牛拉着笨重的大石滚碾压出干净深黄色的小麦。经过烈日暴晒选取最好的麦子装进口袋，乡亲们徒手拉着架子车赶到离家十几里的公社粮所上公粮。或许你不相信，因为某些原因某些领导虚报产量，一年收成的麦子几乎全部都上缴公粮。换回来的是一张白条：“今收到五寨村丁宽一小米，黑三级两千五百斤。单价三毛，共计七百五十块钱。扣除乡提留款五百元，村提留三百元，欠款五十元整。”接下来的日子，乡亲们纷纷靠腌菜，野菜，粗粮度日。日常开销全部靠编制草席，竹篮，棉花框，赶乡村集市换钱。那时候，十里八村最羡慕的人家是家里有一个工人或者有个当兵的。那是吃商品粮的人上人，一个月有工资有粮票，布票。意味着人家的日子不愁吃不愁穿，还有钱。我那时候没有大志向就是想通过上学考进城市成为吃商品粮的人上人。
第二次，计划生育。小时候的穷乡亲，深受多子多福的旧思想紧固。国家政策铺天盖地，一个孩子好，政府来养老。扒房子牵牛坚决不偷生一个。可是，愚昧无知的人就是为了生个儿子传递香火，到处躲避生儿子。那时候的村口荒凉的机井房里都住着外乡人。村领导乡领导坐着绿色吉普车，拖拉机到处抓怀孕的偷生女人。几乎每个月，村里都会组织育龄夫妻到乡镇孕检。记得很清楚，大姐，二姐，嫂子都曾经跟着自己丈夫背井离乡躲避孕检，偷生孩子。二姐家偷偷住在我家里，他们村领导找来大型拖拉机组织了几十个人赶到我家，尽管没有抓住怀孕的二姐，但是却把我家里的粮食，棉花，小型耕地机，农具等多少值钱的东西全部拉走了。二姐命好，偷生的孩子是男孩，二姐夫缴纳足额罚款近一千块，他们还账很多年。
第三次，购买商品粮。政策慢慢松动开始有政策农民可以买城镇户口。天哪！那可是成为城里人的机会啊！一个户口二万多，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扎紧腰带拿出家里多年的积蓄给最宠爱的孩子们购买商品粮户口。但是，后来很多人户口买了，没有安排工作。钱打了水漂。
第四次，安装电话。九十年代，村子里开始出现外出打工，出现BP机。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很多没有文化，不会写信。开始出现电话，但是安装费五千多。村民开始跟风安装电话，尽管家里也没有人在外打工。按了电话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按了电话登记成很厚的电话本，那简直是无上荣光。
第五次，城里买房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里孩子结婚除了彩礼，买汽车就是要在城里买一套房。天哪！房地产蒸蒸日上，掏空了无数人家的口袋。
第六次，买股票，基金，彩票。不说了，有人赚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