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车厢里，聋哑女孩的手语如跃动的蝴蝶，与朋友飞快地比划着。朋友的男友静立一旁，目光始终追随着她们的手势。每段交流结束，女孩会侧过头，用轻细的声音向男友“翻译”朋友的意思。直到他们下车，我仍望着那组背影——真好啊，有人懂她沉默里的语言，替她拆穿了无声的隔阂。
我的家乡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校门常年紧闭，门口仿佛总落着一层薄灰。从小学到高中，我每日路过，却从未见它敞开过。县城巴掌大，能有几个残障孩子呢？有时甚至疑惑：这学校怎么还在？真有学生吗？
高中毕业那年暑假，我在县电视台实习。端午那天，跟着退伍老兵去特校送粽子。第一次踏进校门，门卫室的阿姨让我在屋里稍等。值守的是一对五六十岁的夫妻，屋子简陋，里间支着一张床。没聊几句，几个男孩挥着扫帚冲进来，说话颠三倒四，我听不懂。凭着模糊的电视印象，我下意识将他们归为“智障”，吓得往后缩，生怕扫帚甩过来。阿姨看穿我的紧张：“他们是去打扫卫生，不会伤人的。”里屋的伯伯边穿衣边往外赶孩子，语气带着嗔怪的严厉。
不久，门口来了接孩子的家长，全是老人。他们挤在门卫室唠家常，我才得知，许多孩子的父母生了二胎后，便无暇顾及他们。看着始终板着脸的伯伯，那紧锁的眉头里，似乎藏着不易察觉的疼爱。
办公室的姐姐到了，我们搬着粽子走向食堂。食堂不大，却干净得发亮，连墙角都透着清爽，能想见老师们的用心。孩子们放学进来，跟着老师排队、按指令坐下，空间一时静默。起初以为他们因缺陷而内向，直到一个女生跑到同伴面前，急切地比划手语——我才恍然，有些孩子发不出声音。那一刻，眼泪猝不及防地涌出。我拽住校领导问：“他们初中毕业后怎么办？”她是个温柔的阿姨，笑着答：“市里有专门的高中。”
发粽子时，那个打手语的女孩递给我一支橙子味棒棒糖，又快速比划了几下。我没看懂，把手机递过去，她却摆摆手，脸上笑着，眼里却掠过一丝失落。我多想回她一串手语啊，但直到最后，也没能明白她的意思。后来，一个高个子男孩塞给我一个“蛋仔派对”挂件，他说话清晰，却因智力问题留过几级。“我觉得能考清华北大，我妈非说我有障碍，把我送这儿来。”他说得认真，我点点头：“你肯定有这潜力。”
拍摄他们吃饭时，每个孩子面对镜头都大大方方地笑，甚至主动凑近让我拍照。印象里，电视中的他们总是敏感内向，可眼前的他们，却像晒足了太阳的小兽，透着鲜活劲儿。我拼命对他们笑，泪水却止不住——十七岁的我，还无法全然承受这画面里的重量。
两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孩子去了市里的高中。那个说要考清华北大的男孩，或许还在朝着他的太阳生长吧。就像那天未读懂的手语，总会有人将它翻译成温暖的答案。最近看《2001太空漫游》，人类在宇宙不过尘埃，但尘埃聚拢，亦能撼动星空；而特校的孩子们，是石缝里钻出的向日葵。人们总带着误解与悲悯俯视他们，却不知他们无需俯视，自己就能朝着光，倔强生长。
（作者：郭艺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