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是文学批评在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语境下兴起的一种文学批评新思潮。它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得以多区域、跨学科、多维度发展。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哲学基础、生态多样性为审美标准和多元文化为伦理立场的生态批评，从物质、地方、种族、性别、阶级的多维度探讨隐匿在生态危机下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不断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在跨文化的对话中已形成了一种全球与地方辩证的视角。

生态批评的四次浪潮

生态批评历经四次浪潮，在不断批评、对话、补充及修正中，展现出兼具包容性、流动性、渗透性、可持续性的跨文化理论肌理。生态批评的第一次浪潮强调文学批评的自然维度，自然大多是远离尘世的处女地、田园传统下的伊甸园、荒野等文化想象。学者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反思造成生态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1967年，林恩·怀特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指责西方宗教传统中的创造论和一神论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1972年，约瑟夫·米克出版《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研究》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传统。此时的研究者虽然揭示了造成环境危机的西方文化根源，却缺乏跨文化的生态意识和远见。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促使学者开始深入对上帝—人—自然关系的思考，尝试从东方文明中汲取生态智慧，重构生态伦理价值观。在以生态为中心、倡导“生态共同体”的第一次浪潮的基础上，第二次浪潮更加突出环境正义的维度。2005年，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批评的未来》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环境正义”以捍卫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群体的环境权利为宗旨。随着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的蔓延，2010年，斯洛维克的《生态批评第三波：北美对该学科现阶段的思考》确立了生态批评第三次浪潮的跨种族、跨文化视角和全球视野。2012年，伊奥凡诺和奥伯曼的《物质生态批评：物质性、动能性和叙事模式》勾勒了物质生态批评研究的理论概貌，并于2014年合作主编出版了论文集《物质生态批评》，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物质动能理论，成为生态批评第四次浪潮——物质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代表作。

生态批评在全球跨文化的对话中已形成了多维度视角。生态批评前三次浪潮不断拓展批评视野，打破了学科界限，从不同国家和民族汲取文化养分，形成了宏阔的批评视域。第四次浪潮的物质转向将研究深入微观层面，将生态关怀扩大到非人类层面，丰富了物质的文化内涵，扩大了物质研究的范畴，从而激发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伦理反思。2011年，提摩西·克拉克的《剑桥文学与环境导论》涵盖文化范式重构、伦理价值观重建、文学经典重读，包括现实社会中的环境与政治、自然与现代科技等议题，涉及社会正义、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视角。2015年，欧伯曼出版的论文集《生态批评的国际新声音》广泛讨论了当今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生态批评与后现代、后人类、后殖民批评的交叉性，探索地方与全球、情感与自然等关系，探讨不同文化生态诗学建构的语言表达，挖掘土著文化的生态智慧，揭露和批判各种形式的生态殖民主义的逻辑。

生态批评跨文化传播中的四个聚焦

生态批评的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它超越了发源地域的空间问题，关注到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生态空间。这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的聚焦。

其一是物质动能理论。伊奥凡诺和奥伯曼合编的论文集《物质生态批评》肯定了物质动能性、创造性和话语建构能力，强调生态网络中人类和物质动能体相互融合与调和的平等关系。阿莱默提出了“通体性”概念，有毒物质成为毒性话语中的叙事主体，消解了语言转向中身体与话语、物质与话语间的对立，人类被毒害的身体成为有毒物质动能体的叙事文本。伊奥凡诺的《生态批评和意大利》在全球灾难中勾画出物质世界的话语权力争夺，反抗霸权的自觉动能体形象。物质生态批评从生态后现代主义和新物质主义中获得思维范式和物质本体认识论的灵感，深化对物质的认识，彰显物质的流动性、关联性、过程性、网络化特点，揭示生态危机话语下物质叙事主体的地位，促使一种基于语境流变性和注重差异性的人类身份重构以及面向多元文化的文化范式革新。

其二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全球与地方的辩证关系。生态批评的全球视野的形成基于跨文化的地方对话，离不开立足于本土的环境想象。布伊尔的环境三部曲——《环境想象》《为濒危的世界写作》和《环境批评的未来》跨越地方边界，从第一自然走向第三自然，从本土走向全球，不断丰富“地方”的文化内涵，倡导在兼具全球视野和地方关怀的伦理观照下展开生态叙事。海斯和唐丽园都是生态批评世界主义理论框架的积极倡导者。海斯的《地方意识与星球意识》提出，面对全球生态危机，需要一种“去地域化”的文化机制，在生态世界主义的视角下坚持跨地方、跨文化、跨种族的全球对话，共担风险。唐丽园的《生态含混：环境危机与东南亚文学》认为，在全球生态社区的想象中，应对全球问题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策略选择等仍受地缘文化影响，跨文化的回应方式必然存在差异性。全球生态社区中的公民应求同存异，和谐共生。面对全球性问题，生态批评者更需要警惕西方霸权的统治逻辑，为第三世界公民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发声。此外，汤姆·林奇的《热爱干燥：西南文学生态批评研究》和斯洛维克的文集《超越绿色：当代西南部环境文学》批判当下生态批评对绿色的偏爱，通过赞美西南沙漠地区旺盛的生命力和多元文化底蕴，呼吁修正生态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审美。

其三是抵抗殖民逻辑的生态批评女性主义。后现代、后人类、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发展与生态女性主义发生了跨学科、跨文化的融合，从哲学范畴拓展成为一种强调动能体建构、反抗殖民逻辑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的文化思潮。生态批评出现了后人类视角，加尔德因此提出了重审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张。奥伯曼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轨迹中的后人类主义方向》将更严谨地回应后人类主义思潮、具有“社会政治伦理定位”理论框架的生态女性主义称为“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概而言之，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是对物质转向和后现代思潮的双重回应。一方面，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基于对物质动能的认识，追问各种形式的压迫网络的根源。具有物质维度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西方文明为尺度对土著女性形象的理想化建构，揭露其本质主义色彩和文化殖民的实质，表达了打破西方文化审美下的统一身份范式的诉求。另一方面，后人类主义的研究模式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参照。现代科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跨越了身体的界限，打破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重新定位不同种族的文化殖民、性别统治、经济帝国主义、物种压迫中的他者的动能体身份。

其四是生态社会主义的聚焦。全球气候变暖、新冠疫情暴发以及核污水排放等都是近年来全球关注的生态议题，生态批评者在全球范围的跨文化对话中发现，非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土著居民等对资源消耗较少，却遭受了更大的伤害。2012年里格纳尔、卡宁厄姆和克劳斯合编的《生态学与英国左翼文学：红色与绿色》突出了生态批评的阶级维度和马克思主义视角，标志着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开始，红绿生态观开始形成。跨国公司、全球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导致了人类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为了缓解全球生态危机，使大多数世界公民获得生态救赎，走出生存困境，需找到一个超越当代资本主义追求无限扩张的生产方式。生态批评从马克思生态哲学中挖掘世界观与方法论，探寻人类、自然、生态、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在遵循自然规律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

在跨文化对话中建构

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生态批评思想在中国萌芽，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系统地进行生态批评理论建构。21世纪初，我国生态批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生态文明与生态美学研究中心和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这三大学术研究平台相继成立，并联合创办了《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通讯》，为国内生态研究提供了直接的交流平台。

近年来，我国生态批评发展有以下特点。一是生态批评已经成为文学、社会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具有广博拓展空间的新视野，为这些学科领域注入了新鲜活力。二是由西方生态批评形态的研究转向对生态批评、生态美学中国形态的探讨。通过与西方对话，学界最终回归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本土化建构，汲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生态智慧，在跨文化对话中，探寻新时代中国生态美学的民族形态。三是高度重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批评话语建构的意义。我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生态马克思主义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哲学基础。四是借鉴性地引进生态批评的新理念，深化生态批评理论的现代阐释能力。如“后人类”“人类世”等概念被广泛引入生态批评实践，深化了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生态批评始终在跨文化的理论建构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中国生态批评研究者立足于本土的现实语境，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积极参与中外生态批评的跨文化对话和生态文明的交流互鉴，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生态批评优秀成果，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在实践基础上积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