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乌蒙大草原的褶皱里，时光以独特的韵律流淌。这里的风带着海拔两千多米的凛冽，这里的草凝结着高原阳光的纹路，这里的人在石旮旯与草场间书写着向死而生的生命传奇。卓美以十年时光打磨的散文集《岁月清辉》，正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精神回礼。这部由4辑38篇散文构成的作品集，以自传性书写为经，以地域叙事为纬，在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的交织中，构建起一座关于疼痛、救赎与尊严的文学纪念碑。当城市文明的喧嚣日益消解着乡土的肌理，卓美的文字如同高原上的刺梨，在粗粝的表皮下暗藏着酸甜交织的生命汁液，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样本。
一、在创伤与和解中重构精神原乡
散文集《岁月清辉》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在时光的褶皱里，在生活的细微处，深入挖掘主题思想，展现出丰富而深沉的内涵。其主题涵盖了对岁月变迁的感怀、对平凡生命的礼赞、对自然人文的探寻以及对往昔岁月的深情怀念，多种主题相互交织，共同构建起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精神世界。
作者对乌蒙草原的书写，始于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精神跋涉。五岁时抱着竹竿在风雪中迁徙的场景，成为她记忆的起点：“风很大，风会噎人，会炸骨头，会推着我小跑几步。”这段充满通感的童年记忆，奠定了其作品中独特的感官美学——寒冷不是抽象的温度，而是具有物理质感的生存威胁；迁徙不是地理位移，而是烙入基因的生命印记。这种将身体记忆转化为文学符号的能力，使她的文字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在《岁月清辉》中，作者毫不回避早年对母土的复杂情感：“很长的岁月里，我对养育我的这片草原毫无感恩之情。我痛恨她水冷草萋的样子。”这种恨意的背后，是贫困与匮乏交织的生存困境，是教育资源匮乏带来的成长阵痛，更是代际命运的沉重枷锁。父母放弃逃离机会的选择，在她心中酿成了爱恨交织的情感悖论：“我在恨与心疼交织的心境中长大。”这种情感张力成为贯穿全书的精神内核，促使她在成年后重新审视那段被刻意遗忘的时光。
作者的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一场记忆考古。当她意识到“有些浮雕般的记忆，你从此处绕开却在彼处相遇”，便开始了对往事的深情反刍。
《梦云》中对母亲的书写堪称典范：患病的母亲在病床上手写稿件要求被记录，这份略带偏执的请求最终成为作者突破心理防线的契机。当她将稿件焚烧在母亲坟前，完成的不仅是对母亲的告解，更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这种将个人创伤升华为集体记忆的写作策略，使作品超越了私人化倾诉的层面，成为一代人精神成长的镜像。
在对故乡的反复书写中，作者完成了从“逃离者”到“凝视者”的身份转换。她不再局限于对贫困的简单控诉，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洞察土地与生命的共生关系。《抱石头过河》中，母亲在冬季牧场的劳作场景：“母亲勾着腰杆在厚雪的被窝下摸，摸出一匹一匹的雪糊糊的菜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细节描写，将个体命运置于自然法则的宏大背景中，使苦难具有了悲壮的审美价值。当她写下“坡上牧场不复存在了，可他们——在这片草原上活过一场的他们——还执拗地站在原野之上”，故乡已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草原，而是精神原乡的象征，是生命韧性的具象化表达。
二、在卑微处凝视人性的光芒
《岁月清辉》中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背景，但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或平凡普通，或坚韧不拔，或善良淳朴，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人间百态图。他们多是乌蒙草原上的普通劳动者：种洋芋的父亲、患病的姐姐、吃苦耐劳的李姨、在石旮旯里求生的刺梨种植者。他们如同高原上的矮杜鹃，“贴地而生却决绝怒放”，在艰辛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尊严与希望。
父亲形象在书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种洋芋的父亲》中，父亲一生与土地为伴，在洋芋地里挥洒汗水，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一个家。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展现出对生活的执着与热爱。作者通过对父亲种洋芋的细节描写，如父亲弯腰劳作的身影、粗糙的双手、布满皱纹的脸庞，生动地展现了父亲的形象，同时也表达了对以父亲为代表的平凡劳动者的敬意。那个“弯着腰在地里刨土，后背像一张绷紧的弓”的农人，既是传统农耕文明的坚守者，也是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彷徨者。他的疼痛时光不仅是身体的病痛，更是精神的困境：当机械化耕种逐渐取代人力，当年轻一代纷纷离开草原，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曲古老农耕文明的挽歌。但作者并未陷入廉价的同情，而是着力呈现其内在的坚韧：“父亲总是说，土地不会骗人，你种下多少汗水，就会收获多少希望。”这种对土地的信仰，成为贯穿全书的精神母题。
《草芥人生》则以更广阔的视角，描绘了一群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他们虽然生活困苦，但依然努力地活着，在艰难的生活中寻找着希望与温暖。作者以悲悯的情怀，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点滴，让读者看到平凡生命的伟大之处，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对女性命运的书写构成了作品的情感内核。《梦云》中的母亲在病痛中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望，《岁月清辉》中的姐姐在贫困中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粉花》中的粉花是中国大地上留守乡村的妇女们的代表，她们在艰苦环境中坚守：耕田种地，赡养长辈，抚育儿女……艰难地支撑起乡村的一片天空。这些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乌蒙草原的“母亲群像”，她们的身体承载着生活的重压，灵魂却闪耀着母性的光辉。作者特别注意捕捉她们的细微表情：母亲“咳嗽时用手捂着嘴，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姐姐“接过杂志时指尖微微颤抖”，这些细节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具有强烈的情感感染力。
在书写“小苍生”时，作者擅长运用自然意象进行隐喻。她多次将故乡的人们比作刺梨：“这高原奇果于石旮旯求生，苦涩酸甜兼备的汁液，苦楚的样貌，像极这片土地上的很多人以及他们多刺的命运。”这种将植物特性与人物命运相勾连的写法，使抽象的生存状态具象化。火绒草、矮杜鹃、格桑花等高原植物，在书中成为坚韧生命的象征，构成独特的“植物谱系”，与人物形象相互呼应，共同编织成乌蒙草原的生命图谱。
三、在粗粝中淬炼语言的锋芒
《岁月清辉》中的语言风格独具特色，既充满了诗意的灵动之美，又保持着质朴自然的本色，两者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语言的美妙与力量。
作者的散文语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既传承了六盘水北方言的质朴本真，又经过文学化的淬炼，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她善于运用充满质感的动词与具象化的比喻，使抽象的情感具有可触摸的温度：“风会噎人，会炸骨头”“阳光像碎金子般洒在草甸上”“雪粒打在玻璃窗上，像撒了一把碎豆子”。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比喻，不仅增强了文字的画面感，更传递出对故乡的稔熟与深情。
在叙事结构上，作品呈现出“碎片式拼贴”的特征。每篇散文聚焦一个场景或人物，看似独立却又相互关联，共同拼贴出乌蒙草原的整体面貌。《软水村笔记》《盘州古城拾遗》等游记类散文，在地理空间的转换中融入历史记忆，使地域书写具有了纵深感。而《彝家年》《火族之水》等篇目，则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展现了多元文化共生的地域特质。
象征与隐喻的运用是本书的重要艺术特色。除了前文提到的植物象征，“火”的意象贯穿始终：篝火、灶火、灯火，既是生存的必需，也是精神的慰藉。《人间灯火》中，那盏在风雪中摇曳的油灯，成为温暖与希望的象征；《火族之水》中，对彝族火塘文化的书写，揭示了火在民族文化中的神圣意义。这种多重象征系统的构建，使作品超越了表面的地域书写，具有了普遍的精神内涵。
在情感表达上，作者追求“克制的激情”。她很少直接宣泄情感，而是通过细节描写与场景复现来传递心绪。《生死托付》中对烈士墓的描写：“墓碑上的字迹已有些模糊，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依然清晰”，平淡的文字下暗藏着汹涌的情感；《黑眼泪》中对童年伙伴的回忆，通过“他总是把最甜的刺梨留给我”这样的细节，将思念与遗憾融入字里行间。这种“冷抒情”的手法，使情感表达更具张力，也更经得起时间的咀嚼。
四、多样手法构建独特文学世界
散文集《岁月清辉》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情感，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鲜活的生活画卷与精神图景，在艺术表达上展现出诸多鲜明特色。
在情感表达上，《岁月清辉》充满真挚与质朴。无论是对故乡的眷恋，如《软水村笔记》中对村庄生活场景、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将那份深入骨髓的乡愁娓娓道来；还是对亲人的深情，像“种洋芋的父亲”“慈母图”中刻画父母的平凡与伟大，以日常琐事为切入点，把对父母的感恩与爱融入字里行间，都让读者感同身受。书中情感不矫揉造作，而是从生活的点滴中自然流淌，使文章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能够直击读者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从语言风格来看，文字优美且富有诗意。作者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描写，如《大地上的云雨》中对自然景象的刻画，“雨丝如细密的银线，斜斜地划过天际，亲吻着大地的每一寸肌肤”，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同时，语言简洁凝练，在表达深刻哲理和复杂情感时毫不拖沓，如“欲言又止的我们”，仅数字便引发读者对人与人之间复杂情感交流的无限遐想。这种兼具优美与简洁的语言，使文章在文学性与可读性上达到了良好的平衡。
在文章结构上，各辑主题鲜明且层次分明。“岁月清辉”一辑聚焦过往岁月中的点滴美好，从雪中旧景到人间灯火，以时间与场景的转换串联起回忆；“小苍生”则着重刻画平凡人物的命运与生活，展现底层人民的坚韧与善良；“遇见”带领读者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与独特景观；“怀念”寄托对逝去之人、之事、之物的追思。各辑既相互独立又紧密关联，共同构建起一个丰富立体的散文世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步深入作者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也是该书的一大亮点。如《抱石头过河》中的“石头”，既可以看作是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也象征着人生道路上难以摆脱的精神负担；《岁月清辉》中的“清辉”，象征着那些在时光长河中闪耀的美好记忆与珍贵情感。这些象征意象的运用，丰富了文章的内涵，使作品具有了多义性和更深层次的解读空间，让读者在品味文字的同时，能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五、在个体叙事中抵达人类共通
《岁月清辉》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情感，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鲜活的生活画卷与精神图景，在艺术表达上展现出诸多鲜明特色。
作者善于运用诗意的语言，营造出优美的意境。在描写自然景色时，常常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使文字富有画面感和感染力。在《梵净山记》中，作者写道：“梵净山的云海，如同一幅巨大的白色画卷，在山间缓缓展开。云雾缭绕，仿佛仙女的裙摆，轻盈地飘动着。”通过比喻的手法，将云海比作画卷和仙女的裙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梵净山云海的美丽与神奇，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尽管《岁月清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但其价值远超地域文学的范畴。作者对生命尊严的捍卫、对精神原乡的追寻、对人性光芒的凝视，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母题。当城市化进程导致乡村空心化，当现代文明消解着传统的价值体系，她的文字为迷失在物质世界中的人们提供了精神返乡的路径。
作品中蕴含的生态哲学具有前瞻性意义。作者敏锐地捕捉到现代文明对草原生态的冲击：风车阵的出现、旅游开发的影响、年轻一代的流失，这些都在改变着草原的面貌。但她并未陷入简单的怀旧，而是以理性的视角审视变迁：“风车与经幡共舞，机械转动声与牧歌和鸣”，这种对传统与现代共生关系的书写，展现了开放的文化心态。《向以羊为命的牧场致敬》中，对游牧文明的礼赞，本质上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呼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代际沟通层面，作品提供了理解与和解的范本。作者与父母、姐姐之间的情感纠葛，折射出转型社会中的代际冲突。当她最终理解了父母放弃逃离的选择，当她用文字为姐姐立传，完成的不仅是家庭记忆的修复，更是代际裂痕的弥合。这种私人领域的和解叙事，暗合了当代社会对亲情重构的普遍需求，使作品具有了疗愈的功能。
从更广阔的文学谱系来看，卓美的创作延续了中国现当代散文的“乡土传统”，但又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她摒弃了沈从文式的浪漫抒情，也不同于路遥式的苦难叙事，而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坚韧，在粗粝的生活质地中提炼诗意。这种独特的写作姿态，使她在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站在乌蒙草原的山梁上，作者回望半生，终于懂得：“我如果不写他们，不写他们向死而生的精神意志，我便不配做这厚重土地的女儿。”《岁月清辉》不仅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备忘录，更是一曲献给所有在困境中坚守尊严的生命的赞歌。当我们在书中读到种洋芋的父亲、患病的姐姐、石旮旯里的刺梨，看到的不仅是乌蒙草原的独特风景，更是人类共有的精神图谱。卓美用十年时光完成的，不仅是对一段岁月的书写，更是对生命光辉的永恒打捞。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这种扎根土地的写作，终将成为照亮我们精神归途的星辰，在文学的天空中闪耀不息。
（作者单位：六盘水市水城区都格镇都格中学）
编辑：尹春艳
审核：卢志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