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问题自20世纪末进入学术视野以来，长期被简化为技术扩散失衡的治理议题。这种工具主义解释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背后的生产关系本质。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批判的：“经济学家们将机器视为中立的工具，却忽视其作为社会关系的物质存在。”对于数字鸿沟问题，亦应看到其绝非是由单纯的数字技术接入差异带来的表层症候。在深层次上，数字鸿沟反映的是技术异化下社会权力关系的重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从物质生活的矛盾性出发，揭示数字鸿沟现象映射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发展。当下，数据、算法、平台作为数字生活的关键要素，构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剖析数字鸿沟现象的切入点，可以从数据资本化、算法霸权和平台帝国入手，探索数字鸿沟的解困之路。
数据
数字生活基本要素之鸿沟
数据是数字鸿沟的基础构件，在数字鸿沟的表象下潜隐着数据资本化的内核。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数据资本化的历史进程印证了这一论断的深刻性。数据的二重性——既是人类交往活动的产物（对象化劳动），又是驱动价值增殖的工具（活劳动的吸收器）——使其成为数字时代资本矛盾运动的特殊载体。平台资本通过私有化协议将用户的社会关系转化为排他性资产，这一过程再现了原始积累的暴力本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当数据所有权从社会成员向技术寡头集中时，劳动条件与劳动者的分离达到了空前的历史规模。此时，出现的不是数字鸿沟，而是数据鸿沟，其背后则是“数据垄断”。
进一步地，数据垄断的深化重构了剩余价值的攫取机制。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与“实际隶属”。在前者中，劳动者仍保有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而在后者中，机器体系使劳动完全从属于资本的技术规制。数字资本化通过算法架构实现了“双重隶属”的叠加——用户既作为数据生产者（形式隶属），又作为算法调控对象（实际隶属）。这种叠加态使资本得以突破工厂围墙，将全社会成员的认知活动纳入剥削网络，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可见，数字鸿沟源于现实数字生活中产生的数据鸿沟。
围绕着“数据”这一要素，在其资本化进程中，人们之间的权利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由初期的自然状态迅速资本化，转变为私有制基础上的数据资本关系。进而，内在关系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加速数字鸿沟现象的发展。
算法
数字生活运行机制之鸿沟
算法是数字鸿沟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在数字鸿沟的表象下潜隐着算法的意识形态表达。马克思指出：“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同样，作为手段的算法，其特殊性在于将劳动过程抽象为可无限分割、重组的数据流。这种抽象化不仅实现了对显性劳动的极致控制，更重要的是将人类主体的认知潜能转化为可量化的生产要素。当推荐算法将用户的注意力导向特定信息流时，它实际上执行着双重剥削：既榨取用户的时间结晶为商业价值，又通过认知框架的塑造再生产出符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意识形态主体。
在此基础上，算法推动异化在数字场域中呈现出新的维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异化四重性——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及他者的异化——在算法社会中获得了更深刻的实现形式。在数字生产生活中，数字用户创造的内容脱离生产者成为平台的垄断性资产，这是劳动产品异化的升级；算法对数字劳动节奏的精确控制使劳动者成为算法支配的“劳动机器”，标志着劳动过程异化的极致化；当人类的情感表达被算法量化为可交易的数据标签时，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已深入意识结构。这些现象共同印证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断：“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的物质力量。”
从根本上而言，算法构建下的数字世界新秩序，使人际关系异化为数据交互的衍生品，从而社会关系异化导致认知、情感、意识、价值判断等异化的扩展。这使我们看到，数字鸿沟的背后是数字生活基本运行机制的鸿沟，算法则是这一机制的集中体现。
平台
数字生活时空框架之鸿沟
平台提供了数字鸿沟现象的时间框架和空间范围。数字鸿沟的地理分布绝非技术扩散的偶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大卫·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在此显现出方法论力量：当核心国家的资本面临过度积累危机时，对数字边疆的开拓成为转移矛盾的空间策略。平台资本通过三重机制重构全球积累秩序：其一，将物理空间压缩为数据流，实现剩余价值剥削的时空连续性；其二，通过技术标准霸权将边缘国家锁定在数字价值链低端；其三，以算法协议替代殖民条约，建立新型技术依附关系。这种空间修复策略既延续了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逻辑，又通过数字化手段使其更具隐蔽性与扩张性。
平台的崛起标志着资本积累逻辑在数字时代的空间重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的论断，在此获得了新的历史形态：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架构将物理空间压缩为数据流，将劳动时间切割为可无限增殖的单元，从而实现了更大范围剩余价值的超时空攫取。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资本积累的辩证运动：既依赖技术突破实现空间扩张，又在扩张中再生产出更深刻的矛盾。
在平台所设计和塑造的时空范围内，全球数字经济的层级结构呈现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三重分化：核心区垄断算法设计与标准制定（如硅谷的技术寡头），半边缘区从事技术应用与数据加工（如东亚的硬件制造），边缘区沦为原始数据供应地（如非洲的众包标注基地）。这种结构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技术转移的梯度性、价值分配的倾斜性不断自我强化，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的论断——在数字时代，“自然”已扩展为人类认知活动的全域。正是在这样的时空架构中，宏观的数字鸿沟得以形成，并扩展到人们微观的数字生活中。
共产主义视域中的数字解放
数字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并未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制度框架，反而通过技术权力将其矛盾推向全球尺度。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将技术现象还原为生产关系变革的物质过程，我们才能穿透平台资本的意识形态迷雾，在数字时代的阶级斗争中开辟人类解放的新可能。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破解数字鸿沟的根本路径在于超越异化的生产关系的制度框架。数字时代的解放在三个维度展开：首先，重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数据的社会化占有是扬弃数字异化的物质前提。这要求将《共产党宣言》中“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的原则创造性转化为数据公有的制度设计，建立基于劳动者集体决策的数据治理体系。其次，颠覆算法权力的技术政治学。算法的民主化改造需贯彻恩格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哲学理想，通过可解释AI、开源算法社区、劳动者技术委员会等机制，使算法从资本统治工具转化为解放性技术。最后，重建全球数字治理的正义秩序。这需要将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政治遗嘱转化为技术领域的国际主义实践，打破专利壁垒、建立数字公共品全球供给机制、推动技术标准的多极协商，最终实现数字时代的“自由人联合体”。
数字鸿沟现象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智能时代的空间显影。当数据成为价值增殖的核心要素，私有制已无法容纳生产力的社会化本性，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外壳就要炸毁”的历史节点。数字时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既需继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遗产，又要发展出解析数字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工具。唯有如此，才能在算法迷雾中开辟出人类解放的新路向，使数字文明真正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物质基础。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