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树的风格

■王俊杰

寒来暑往，四时更替，却见松树长青。

“我每次看到松树，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这是老一辈革命家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一文中写的话。

1951年，陶铸胜利完成了广西剿匪任务。返回武汉途中，他第一次顺路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湖南祁阳。中午到达县城时，县里为他备了一桌接风酒。他得知后，坚持不去。他找到在县一中工作的哥哥，到学校的教工食堂吃了饭。

当时，哥哥另加了几个菜，他问：“这饭菜是由你自己掏腰包请客，还是由公款报销？”哥哥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钱，保证不揩公家一分钱的油，你就放心大胆地吃吧！”

听了这话，陶铸才笑着说：“这就好，这就好！我们干革命工作，搞社会主义，头一条就要公私分明，一丝不苟。你今天的情意我领了。”

回家步行到山口时，他看到乡亲们做了一块金匾迎接他。他拉下了脸，对乡亲们说：“光宗耀祖不是我们共产党员干的事。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家庭权势人物。别搞这一套，不然我就不回村了。”

村里的乡亲想让陶铸多带几个族中侄辈出去，在城市安排个工作，让家乡“沾沾光”。陶铸坚决拒绝了他们，说：“我是共产党员，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啊！”

陶铸的母亲长期住在农村，有好几次，组织上打算把陶铸的母亲迁入城镇落户，陶铸都严词拒绝。他说：“农村老人那么多，你们都给迁了，再考虑我母亲。”就这样，他的母亲直到1962年病逝前，都一直住在农村。

1958年，陶铸带领干部到粤东调研生产情况。接待单位为表示欢迎，大摆宴席。他见到这种场面十分气愤，匆匆吃了碗白米饭就退席了。之后，他每次外出调查，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说了还不够，他还要随行工作人员督促检查，具体落实。

一次，他到番禺县大石公社住了一段时间，蹲点调查研究。他每餐吃的都是见不到多少油花的萝卜、白菜。别的同志有时还可以加一点鱼肉，他却坚决不要，拿出自备的辣椒、腐乳，捧着大碗饭就吃了。

1961年，陶铸在视察工作时又定下“三不吃”的规定：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一律不准招待，不吃鸡、不吃肉、不吃鱼，只吃素菜，发现超过规定的饭菜，立即令人撤走。

陶铸在广东工作近15年，几乎跑遍了全省100多个县、市。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老张记得，陶铸一年在广州待的时间还不到百天，经常下乡，一去就是20多天到一个月。每次到农村，陶铸总是步行入村，访贫问苦，开调查会、座谈会，与社员和基层干部促膝谈心。这15年里，他和妻子曾志一直住在采光条件欠佳的军区大院旧房子里。机关同志多次提出给他修缮住房或换房，陶铸都不答应。他常说：“生产上不去，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饭，心里过意不去，群众也不答应。”后来，由于妻子曾志患病，医生坚持让她多晒太阳，陶铸这才同意对居住了10多年的旧房进行维修。然而，房子修好后，陶铸一天也没有住，就奉命调去北京了。

1963年春节，外贸部做了一批时样点心，用以出口换外汇。有人给陶铸送了一箱过去，请他“品尝”。陶铸收到后，马上亲自给那人打电话说：“请你马上把东西收回去，谁也不许不花钱品尝。要品尝，自己花钱买，以后不许这样干！”陶铸不仅坚持将自己收到的点心退回，还吩咐秘书问问其他同志是否也收到了，要求收到的一律退回。

由于工作原因，他有出国的机会。每当这时，他常常用自家的钱，为公家置办急需之物，但从没想过要给女儿买点什么。有一次出国，公家发了些外币，他想到省委招待所没有吸尘器，便买了一个，带回来送去。有一年去莫斯科，他没有给女儿买礼物，却用自己为数不多的津贴，为广东粤剧团买了一台放映字幕的幻灯机。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父亲经常对身边人说：“我干一辈子革命，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希望死了以后，人们在我墓前立块牌子，什么官衔和生平事迹都不要写，只写上‘共产党员陶铸之墓’8个字，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松树的风格》一文结尾，陶铸这样写道：“具有这种风格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就会越快。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松树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品质；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

（本文刊于《解放军报》2025年6月11日第12版）

编辑：李玉洁

主编：赵燕飞

编审：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