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光
         ——小城革命者的家书  

      1932年10月，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中央分局第四方面军在苏区发展历程中面临"至暗时刻"，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红军部队，不得不走上战略转移的道路，张国焘，徐向前率大部队越过平汉铁路，沿桐柏山脉进入陕南地区，翻秦岭进入四川，建立起川陕根据地。

      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坚守老根据地同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一起领导不足三千名红二十五军坚持对敌斗争，同国民党部队打起游击，捍卫这块红色根据地。
      由于残酷进剿，红军和苏区民众的生活十分艰辛，还好鄂豫皖三省的交通线由于组织严密大部分完好无损。鄂豫皖十八里庙交通总站站长田发洲深知此时责仼，命令武汉至黄坡到苏区交通线，信阳至广水到大悟交通线，合肥至六安到新县苏区交通线全力向苏区输送医药武器和生活物质，确保留守红二十五军的各种后勤供给，根据地红军得到交通线源源不断各种物质的供给，苏区逐渐站稳脚步，部队也得到了壮大。

       1933年9月，苏区红军情报官潘龙带着沈泽民，郑位三口信，在信阳县城内接头地点与商会会长田发洲接上头，传达鄂豫皖省委口喻，要向苏区再筹备一批医药物质。田发洲接到任务后经过周密筹备，把各种物品交到情报官潘龙手中。几名红军队员在输送物资途中遭到蒋军的拦截，运送队员大部分牺牲，潘龙受伤后被国军抓获，关进了信阳县监狱内，经受不住酷刑考验，供出了县商会会长田发洲真实身份。
      田发洲被捕后，南京政府得知中共交通局，鄂豫皖交通总站站长被抓十分重视，极想从他身上得到中共高层机密，关进信阳监狱内，军统对其用尽极刑，田发洲宁死不屈，军统便想把他送往国民党潢川县行暑再关押受审。临行前使用一计，让其堂兄保长田发青与刘风秀（地下党员）进入信阳监狱探视劝其招供，并许以金钱和地位。
       田发洲面对诱人许诺，置若罔闻，心里早已做好殉国之决心，来保全中央各交通线的畅通。风萧萧易水寒，必定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此时此刻，他何不想对亲人说些什么，提笔写下两封家书，一份写给父亲，一份写给妻子邓守玉，然后交给二位。

       二人在探视过程中，为了减轻田发洲心里负担，没有告诉他家里发生的不幸。
       田发洲在给给父亲的信里写到:       “父亲大人膝下：     
       不孝洲儿，自奉命承担中共交通之要务，受命之初，心己万全有备，自选择民族复兴之大业，然成功，成仁之外别无他途，现己身陷囹圄，其身难测，儿将慷慨赴难，以死慰国，请父情己足慰。父常有对洲儿挂忧于心，寄厚望于儿，告知何以为进，何以顶天立地，何以抟扶直上，为国之事，皆任之于洲儿，不求名不功利，此生蒙受父亲教诲，乃三生幸事也，只可惜父恩情深，二十余年来没有奉养好父母，久多亏欠，无以回报，现今想来尤为愧疚，唯愿父亲大人岁寒时深、加衣勿病，既可以超拔洲儿之灵魂也。 
      家书一封，以做决别，望父母金安，洲儿叩禀。
      民国二十四年，正月”。
      给妻子邓守玉的信写道:
    “妻，吾自求学在外，接触进步思想，己为此生选择道路，回家乡承担交通之重仼，就感厚属之本，今身陷牢狱，恐与妻无日相见，然人生于世，必有大器可为，人生自古谁无死，死的坦荡其所，正宜吾愿，故无多牵挂，唯念及家中妻少子幼，日暮乡关，孤寡无所依凭，令吾倍感戚戚，吾己无能为之，家中往后生计皆托付与辛苦汝矣，望抚养诸子成人，仍当教诲以报国孝忠为重。家中即能节俭，当可温饱，贫而乐道有明训，汝当能体念之，随吾十余年来，为夫皆奔波在外，顾及家事颇少，负汝之处良多，今当决别，唯情难罄，深感至深。
     谨视珍重，爱君一生之发洲 
     民国二十四年，正月”     

      一个胸怀天下的男儿，也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上有老下有小，但在国家民族攸关之际，他一边要毅然的肩负起国之重任，危难中赴汤蹈火，慷慨赴死，而另一边他又要从容谈定的向自己最亲的人决别，没有了自己的日子里，尽可能去为她们今后生计去谋划安排。   
       两封家书，言辞凿凿，真情流露，九十年过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读来，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所蕴藏着的那种视死如归，震撼人心的报国之志，那种生离死别催人泪下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