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泉州还缠着台风的尾巴，而昌吉的阳光已将葡萄架晒成琥珀。我拖着行李箱从闽南的湿热里挣脱出来，迎面撞见昌吉北郊的果园——那些被天山雪水浇灌的果子，正悬在枝头，像一串串未拆封的糖霜，在风里轻轻摇晃。

      第一颗哈密瓜切开时，我听见刀刃陷进果肉的脆响。金黄的瓜瓤上淌着蜜汁，甜得像把戈壁滩的烈日揉碎了，再掺进一勺月光。卖瓜的老汉用维吾尔语吆喝着，手却利落地削下一片瓜递给我：“尝尝我们昌吉的‘甜罐子’。”瓜皮薄得透光，甜味却浓得化不开，仿佛整片准噶尔盆地的阳光都凝在了这一口里。我忽然想起泉州街头的四果汤，那些冰镇的仙草、石花膏与哈密瓜的甜截然不同——前者是海风裹挟的清冽，后者是沙砾与烈日淬炼出的醇厚。

      葡萄架下，维吾尔族姑娘的裙摆拂过藤蔓，紫红的无核白、翡翠般的马奶子、墨玉似的黑加仑，一串串垂在头顶，像倒悬的星河。她们教我如何用指甲掐断葡萄梗，说这样才不会伤了藤。“我们昌吉人吃葡萄不吐皮，连籽一起咽，甜是甜的，苦也是甜的。”姑娘笑着塞给我一串葡萄，我嚼着籽，竟尝出一丝茶的涩香。原来昌吉的甜，从来不是单薄的糖霜，而是裹着沙粒、裹着风霜、裹着葡萄藤年轮的甜。

      果园深处，苹果树正结着红彤彤的果实。果农老张摘下一个“糖心苹果”，刀锋划开果肉，晶莹的糖霜像冰花般绽开。他擦了擦汗，说：“这是天山的雪水喂大的，夜里冷，白天晒，甜得能黏住舌头。”我咬了一口，汁水顺着指缝流到手腕，黏黏的，却比泉州龙眼蜜更清冽。老张的果园里，还种着蟠桃、西梅、石榴，每一种果子都像被施了魔法，饱满得要撑破果皮。他说：“昌吉的果子，吃一口就知道土地多厚。”

      最让我惊艳的是西梅。紫黑色的果皮裹着霜，咬下去软糯如蜜，甜中带一丝微酸，像把天山的云揉进了果肉里。泉州人爱用西梅干煮酸梅汤，可昌吉的西梅却新鲜得能滴出水来。果农教我挑西梅：“要挑这种‘皱皮’的，糖分都凝在里头了。”我蹲在树下，一颗颗挑着，指甲缝里染了紫，却舍不得洗——那是昌吉的糖霜，是八百公里外天山的雪，是戈壁滩上烈日与寒夜交织的甜。

      傍晚，我提着一篮子水果回民宿。老板娘是哈萨克族，她接过我的葡萄，说：“昌吉的果子要配着馕吃。”她切了一块馕，蘸上葡萄汁，递给我。馕的麦香与葡萄的甜交织在舌尖，像一场荒漠与绿洲的对话。她指着窗外说：“你看，那片果园是我们的‘糖罐子’，昌吉人靠它过活，也靠它活着。”

      夜里，我坐在酒店的葡萄架下，看月光把果子照得透亮。风起时，葡萄叶沙沙作响，像有人在翻动一本泛黄的经书。我忽然想起泉州老宅的龙眼树，那些在台风天里摇晃的果实，甜得湿润，带着海盐的气息。而昌吉的果子，甜得干燥，像被戈壁滩的砂石滤过，每一口都带着粗粝的真诚。

       临走前，我买了几箱水果寄回泉州。老板娘往箱子里塞了一串葡萄，说：“路上会坏几颗，但甜味留得住。”我抱着箱子，听见水果在箱子里轻轻碰撞，像昌吉的阳光在叮当作响。飞机起飞时，我望着舷窗外渐远的天山，忽然明白——昌吉的甜，从来不是精心培育的甜，而是土地与时光共同酿造的糖霜，是荒漠里开出的花，是戈壁滩上坠落的星河。

      如今，我切开在泉州街头买的哈密瓜，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直到某天，朋友送来一袋昌吉的西梅干，我嚼着那酸甜的果肉，忽然听见风里传来葡萄架的沙沙声。原来，有些甜味，早已随着九月的风，落进了我的记忆里，成了永远未拆封的糖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