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第八、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兼中国节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第三届全国基层政权与社会治理专委会委员、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历史民俗学、岁时节日与传统礼仪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社会治理等。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与省部级科研课题，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多次获政府与行业学术奖励。

摘　要：对于以人民文化为本位的非遗大国来说，我们目前学科设置、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非遗保护实践。非遗学科应具有理论研究、保护实践与人才培养三大任务，学科体系的核心是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非遗研究与学科建设中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破除固有学科观念，建立新学科协同意识与机制；破除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建立理论观照实践，实践催生理论的互动关系；破除重器轻道、道器分离的非遗保护倾向，建立道器合一、相即不离的非遗保护传承理念与实践原则；破除单一项目保护方式，重视非遗保护传承环境与生态；破除非遗传承保护只重视经济生产而忽视社会生产与精神生活的工作重心的失衡；破除非遗人才培养的单一模式，建立非遗保护人才的国民教育体系。

关键词：非遗；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非遗理论与实践

自2004年全国人大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有了20年的实践，在政府有力推动与社会广泛参与之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履约工作，是对作为民族主体文化的认知与确认，更是人民文化地位的回归与肯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构成了当代中国新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正确估价。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非遗种类多，资源丰富，对非遗的记录、整理、保护与研究亟需大批具有专业素养的理论研究、应用管理、传播利用的从业人员。目前的学科设置、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非遗保护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成为近年来非遗系统性保护工作急需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当然，非遗学科建设也是最难的问题之一。首先，我们要对非遗的性质特性有清晰的理解；其次，要对学科建设理念、目标任务、体系和研究方法与学科建设路径有完整的掌握与整体的规划；其三，要明确非遗研究不是非遗学科研究，注意非遗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际概念，也是中国概念。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是履行国际公约宗旨，体现全球文化多样性与社区文化自主性，同时又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以及系列政府相关文件的制约、指导下的非遗保护实践，它强调的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与人民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先来看看《非遗公约》与《非遗法》对非遗概念的定义及相关特性。

《非遗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非遗公约》定义分析，我们明确地知道：第一，非遗创造者、持有者主体是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第二，非遗主要内容是各种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第三，非遗相关内容包括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空间）。非遗有五大类别：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由此提出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个核心概念：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空间、文化表达、文化尊重，以及由此形成的认同感和历史感。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理解非遗具有以下特性：一是历史性（世代相传）与活态性。非遗是产生于历史社会并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它不是普通日常发生的文化。历史性，换句话说，传统性是它的基本品质，同时它又是在生活中活态传承的文化，它不是博物馆里的历史陈迹，不是展陈的历史认知，而是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它为社区与群体提供了认同感与持续感，是社会传承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持与社会保障。二是生态性与创造性（周围环境、自然、历史互动）。非遗是在具体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它与周边的环境持续发生互动，构成非遗存活的整体性的、动态的文化生态系统。非遗会因应环境变化、技术进步与个体与社会生活的需要，不断更新与创造。创造性是非遗世代传承发展的重要保障。三是多样性与共享性。非遗创造的主体在特定环境中基于自身生产生活需要创造与传承属于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样态，多样性是非遗存在的基本特性。同时非遗又具有共享性，非遗作为特定群体或者个人因应环境与历史变化的文化产物，它所承载与体现的知识、道德、智慧与审美具有人类共享的价值。根据《非遗公约》文件，非遗保护的目标是凸显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倡导文化欣赏与尊重，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保障。

《非遗法》的定义：“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由定义可知非遗创造者、持有者主体是各族人民；非遗主要内容是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遗相关内容是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遗法》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它定义简明概括，强调非遗的传统特性。《非遗法》鲜明地指出非遗保护的目的：“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了更好地实现非遗保护传承的目标，以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建立一支从事非遗保护、非遗工作管理、非遗学术研究的专业队伍，而专业人才的培养就必须有相应的学科基地。因此，非遗学科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一）学科定义与非遗学科成立的理由

1.什么是学科

学科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新论》一书中提出，学科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作为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组织。我理解为，学科是围绕特定知识对象所形成的研究领域，它包括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人才培养等知识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学科成立主要是基于专门知识体系的学理，也有行政管理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学术行政对学科是否设置有比较大的决定权力，当然一切要通过专家审核才能进行，依法行政是第一程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构成以知识体系为核心的独立学科，目前讨论比较多，多数人认为非遗是基于遗产保护传承的社会工作，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非遗是基于遗产学的新兴学科。特别是政府将非遗作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如何以学科方式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的人才培养显得特别急迫。要建立学科还是要明白非遗学的学科属性。宋俊华说：所谓学科化，就是严格按照学科的科学性实质，即客观真实性、专业独特性和有机系统性特征，把偏实用、非专业和松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建设成为有学理、有专业和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2.非遗学是什么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如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就需要对以非遗为本体的学科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系统探讨，将非遗学落实为具有学理依据与社会需要的学科。长期从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著名文化人冯骥才，是推进非遗学科建设的号召者。2023年3月他在《光明日报》连载了《非遗学原理》（上、下），他说：“非遗学，正是从遗产的立场出发，来认识民间文化的。但不是所有的民间文化都是非遗。非遗是其中历史文化的代表作，是当代遴选与认定的必须传承的文化经典。”我理解冯先生表达的意思，非遗学是对产生于历史时代、今天仍然被人认定为文化经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研究。向云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引言中说：第一编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基本定位，主要讨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目前已有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种著述，有些直接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有些名为概论，但总体看来，似乎都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分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区别，把二者混为一谈，把研究对象和研究本身混淆了”。他从学科对象的起源与发展，非遗学在遗产学中位置、学科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论述，但我也没读到他对非遗学的完整定义。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谈论了多种非遗学科成立的必要性，但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进行定义。高丙中在《非遗学的建设与新文科的探索》中将非遗学定位为一门前沿交叉学科，它既是学科演变的历史现象，也正借助新文科建设的整合和方法创新而成为显学。

黄永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中没有直接论述非遗学定义，他在与邓清源合作撰写发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学科定位》中说：“非遗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非遗学，是指以非遗为研究对象，研究民众创造、享用并以活态形式世代传承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规律的一门学问”。这是我所见学界第一次完整的非遗定义。

我觉得可以如下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它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传承实践的学问。它对非遗保护理念、特征、价值与意义、非遗保护传承的方式方法、非遗保护传承体系结构、非遗与可持续发展等进行综合探讨，为非遗生命存续，为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智慧与动力。

3.为何要建设非遗学科

第一，抢救保护非遗的学术使命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非遗保护传承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为了有效地保护传承非遗，亟需大批具有学术使命与专业素养的专门人才。冯骥才说：“学术是具有使命的。对于非遗学，使命二字尤为重要。它不仅在学者身上，还在学术本身。这也是遗产的本质决定的。……特别是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很容易变异和丢失，要分外呵护好和传承好，这个使命理所当然就落在非遗学中了。”“不肩负学术使命的是伪非遗学。因此说，非遗教育中一定包含着责任教育。非遗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两种人才。一是非遗的研究人才，二是非遗的管理人才。然而，对于本世纪初刚刚进入人类保护视野的非遗，既缺乏研究乃至认知，更缺少科学的管理和管理的人才。非遗学的学术使命肩负着现实的紧迫性。”冯骥才从文化抢救保护的角度，认知非遗学科建设的使命感，认为非遗学不是普通学术研究的理论学科，它是具有责任感的实践学科。的确，非遗学科建设是源于文化保护与文化传承需要的应用性学科，其学科准备虽然略显不足，但因该学科承担文化传承使命，国家与社会急需建设该学科以培养专业人才。

第二，非遗知识体系完整建构与人才培养的需要。要完善非遗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就必须重视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从非遗本体研究到非遗保护传承实践研究需要有完整的知识链条，非遗研究的是，人的历史文化传承、流动的精神创造与精神对象化的物质过程，以及社会关系的连接。因此对非遗观念的接受与实践技能掌握有特别的强调，需要专门的非遗学科，以完善非遗理念、知识、技艺、智慧的传递与相关人才培养。

第三，非遗作为新领域需要相应学术组织，以集合研究者、实践者、管理者，以及传播推广者，形成学科共同体。一个学科要成立乃至健康发展，需要有学科认同的从业人员与基本队伍作为学科建设的主干力量。宋俊华在《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共同体》一文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适应人类非遗保护需要而兴起的。非遗学的独立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既要有自觉的案例研究，更要有系统的理论探索，而这一切都有赖于非遗学科共同体来实现。非遗涵盖了诸多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新的学科领域，它需要以学科的组织形式集合众多来自其他学科或相关领域的学者与从业人员。在非遗学科责任使命的感召下，在学科共有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非遗的学科认同，以学科建设目标为导向，集合研究者、实践者与管理者，以及传播推广者，形成非遗学科共同体。有了非遗学的学科共同体，非遗从业人员就有了归属空间与交流互动平台，从而提升与促进非遗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

4.非遗能否成为独立学科

“库恩认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至少有一个学科范式。实际通常是在一个学科中有若干个相竞争的学科范式。每一个学术范式都有自己确定的知识体系、方法体系、学术评价体系、典范的培养体系与工作体系，这些体系体现在一系列代表人物的著作中。”“范式化知识体系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不容怀疑的知识核心、若干如何应用核心知识于实际问题的典型范例，以及一些确定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发展领域。”冯骥才在《非遗学原理》（上）开篇说：“非遗学是一个新学科，一个独立的学科。”他从学科立场出发讨论非遗学科支撑的学理依据，认为“学术的立场是学术的出发点，也是学术的原点。它决定着学术的性质、内容、方法与目的。从不同立场出发，我们看到的事物的特征、要素、规律、功能、意义就会完全不同”。向云驹曾专文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认为非遗“是可以成为一个独特学科的。作为一个独特学科，首先要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要科学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术支撑，必须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理念、科学的知识、科学的体系、科学的人才”。宋俊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化思考》指出，非遗保护实践、传统学科的发展革新和学者的安身立命等需求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化，提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类型为学科骨架和形象，以代际传承的精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建立独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

非遗成为独立学科，需要多方面、多种条件促成，目前非遗尚处于一个学科的初级阶段，离成熟还有距离。但非遗抢救保护的工作又那么繁重急切，没有学科作为学术与人才培养的支撑，非遗研究与非遗工作的展开与推进，就会面临巨大困难。由于民族文化传承与社会建设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需要，我们在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的条件下，希望树起学科旗帜，在非遗保护实践中，不断完善学科建设。就是说，非遗应该成为独立学科，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它关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过程，研究非遗传承主体创造享用与传承及创新性发展的过程，正如冯骥才所论“非遗学是为了非遗生命的存续、文化命脉的延续。学科的使命决定了学科的特征”。以抢救保护非遗为己任的非遗学，亟需建设。

（二）非遗学科的体系结构与研究方法

非遗学，作为新兴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它的结构体系包括非遗理论研究（属性、价值、历史），非遗保护实践研究（分类、名录体系、传承人遴选机制、政策法规），非遗传承人培育研究、非遗国民教育研究、非遗跨文化传播研究、非遗学科评估体系等。

1.作为非遗学本体的研究

非遗理论研究是非遗学科体系的核心。学科以学术为核心，非遗理论研究是关于非遗事象发生发展与传承传播规律的研究，同时也是对非遗学科、学术与非遗保护话语体系的综合研究，是非遗学科成立的学术基础与非遗学科发展的指导。因此，非遗理论研究是对非遗理念、非遗学术、学科、工作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与规范的研究；是对非遗学科内涵属性、结构、特征与相邻学科关系的研究；同时也要对非遗保护体系与传播体系进行学理分析与研究，厘清非遗保护、传播与非遗本体的内在关系，从而确定非遗保护的原则与重点，对非遗传播如何有效促进非遗社会传承进行理论研究。

非遗保护实践研究是非遗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非遗学科建设的使命与宗旨。非遗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在中国就是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而形成的学科，如冯骥才所说，非遗学是为了非遗的存续，“于是，非遗学的使命首先决定了它的工具性。非遗学具有很强的工具性”。非遗包括观念、技艺、产品与空间，是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文化实践，它需要我们学科的关注重点集中在非遗传承实践上。我们需要理论，更需要理论指导下的非遗保护实践。而且就学科人才培养重点来讲，也是要以非遗实践人才培养为主。非遗保护实践研究当然不是仅局限在单一的节会礼仪事象、手艺或游戏类别上的具体操作流程或手法，更重要的是为了推进非遗保护系统深入的管理与对策研究的方便，对非遗类别的划分，对应行政管理的层级名录体系，与名录体系相应的传承人遴选机制，非遗整体性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及为促进非遗保护传承的政府系列相关政策法规等，都是非遗系统性保护实践研究的基本内容。

人才培养是非遗学科建设的中心工作。非遗学科承担非遗理论研究、非遗保护实践、非遗管理与非遗传播利用等四类人才培养任务。非遗学科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后，它主要以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院校为依托，招收培养非遗专门人才，同时也依托相关学科开展非遗传承人研修与研培，进行社会教育。非遗人才培养需要明确的培养目标，完备教学体系、教材体系与课程体系。培养目标就是要实现上述四类人才培养任务，为中国与世界培养非遗专业人才。完备的教学体系是以专业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理念、教学大纲，教学环节、教学考评等构成，其中非遗教学环节的设计，要根据非遗学科的文化使命与实践特性，重视学校课堂中对非遗公约与非遗法等文件的细致研读，真正认知非遗学科使命，真正理解、掌握非遗保护理念，将激情与理性、使命与理念融入学生脑海；重视田野课堂，重视在非遗田野中激发青少年对非遗传承人的尊重意识，培育他们对非遗的文化情感，并且高度重视学生对非遗生态环境的观察理解，以及对访谈与记录技能的培养与提升。非遗的课程体系要围绕非遗保护理论与传承实践需要进行周密设计，要将田野课堂作为非遗学科的特色予以特别强调与课程学分的充分安排，将非遗人才培养落到实处。

非遗学科三大任务是理论研究、保护实践与人才培养。非遗学科体系的核心是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同时一个成熟与完备的学科还需要建立非遗学科的评估体系。非遗学科的对象是动态的、具有传统特性的文化，对于非遗研究、保护实践与人才培养成效需要适合非遗学科特性的评估原则与评估指标。评估原则是着重考察学科在促进与提升非遗理论研究与非遗保护实践中发挥何种作用，是否达到非遗学科建设的预期目标。非遗评估指标可以细分为非遗理论成果评估、非遗保护实践成效评估与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等三大类，每类下面再细分若干具体类别的评估指标，建立一套需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评价体系。

2.非遗学的研究方法

非遗学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非遗保护传承，根据非遗的工作任务与研究对象确定非遗学的研究方法。

首先是属性研究法。属性研究法是对非遗类别性质的专门研究。我们知道，非遗从观念到手艺有多种类别，我们对不同类别非遗的属性进行辨析，有助于认知非遗的特性，然后对其进行有针对性地选择保护传承方式。如节会非遗具有群体组织活动属性，我们在保护节会类非遗时对其传承人确认应以团体传承人为宜，以调动非遗保护人群的合力，同时也要看到它的时间与空间属性，不可轻易改动节会的时空，否则会损害非遗持有者与相关社区的感情与认同。

其次是过程研究法。过程研究法是非遗保护实践的基本工作方法，非遗具有传统性与适应自然历史变化的动态性，要真正认知非遗创造、传承变化的规律与非遗的根本性质，需要全过程关注非遗发展过程。如民俗类非遗的过程性研究，需要特别注意非遗的整体协调与传承群体角色位置，群体生活环境与民俗生成机制，以及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一个完整的观察与研究过程。

其三是社区研究法。社区研究是以社区为主体的研究，社区非遗研究关注社区整体的协调，关注社区的内环境与外环境，对社区伦理、社区认同与社区非遗循环系统进行综合整体研究，以把握非遗保护传承的社区生态与社区组织动力，以及跨社区协作的可能性。

其四是环境与政策综合研究法。环境与政策研究法是非遗学研究的辅助方法。我们在非遗学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要有环境与政策的研究视角。环境是指历史社会环境，政策是指国家颁行与非遗有关的政策法规。我们知道非遗是政府主导的工作，是社会建设与文化传承的政府工程。因此，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直接影响或制约非遗保护实践的力度与方向，我们有了时代环境与政策理解之后，就能精准地找准非遗的工作定位与保护目标，掌握非遗保护措施，用好非遗的保障条件，从而有效地推进非遗保护实践。

其五是循证研究法，这也是这些年一些学者一再运用的研究方法。循证研究是基于证据的实践研究，学界通常用来分析非遗政策精神及其效果。

当然，非遗研究还要借用田野调查法、口述史、文化阐释学、设计美学等方法。非遗研究是学术性与工作性交织的研究，其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决定了非遗学与非遗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非遗学科建设是一项文化创新举措，冯骥才说“本世纪以来，非遗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社会上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在学术上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它需要我们认识的高度与自觉，需要学术的创新”。非遗学科既然是创新，就应该秉承学科建设的历史使命，破除既有的学术与学科藩篱，建立学科的新格局。

（一）破除固有学科观念，建立新学科协同意识与机制

目前非遗保护工作十类，涉及多个学科，如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体育、美术、民间工艺、中医药、民俗等。这些学科各有内涵、边界与独立学科体系、研究范式等。如何超出或跨越这些具体学科限制，创建非遗学科，首先在观念上要实现突破。我们是从非遗的角度观照以上对象。如以民间文学为例，民间文学的本体研究是民间文学学科关注的主要对象，相应有故事学、歌谣学、神话学、史诗学等研究叙事主题、题材、体裁与形态结构等，当然也有小群体艺术交际的表演理论研究其在人群中的互动对话，但它不太关注民间文学与整体环境以及它的价值研究；非遗学下的民间文学，主要关注它的传承价值、传承生态与传承方式，将其作为人民情感与精神的表达，聚焦民间文学与社区、群体与个人的内在关系。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研究离不开民间文学学科的基础研究，否则无以确定自己关注的民间文学对象。同样，民俗学以民俗文化起源、发生、发展、消亡为研究对象，重视集体性的民俗事象的文化内涵、特性与传习扩布规律，强调理解民俗文化生成变化，而不太重视其传承保护。非遗学下的民俗，作为普通民众的生活传统，重点关注它在今天乃至未来的价值与影响。如何充分调动民俗主体的积极性，如何从整体与全过程的角度记述与保护民俗传统是非遗学关注的重点，而且它特别关注民俗传承人的传艺过程及其生命历程。其他艺术学、美术学、体育、中医药学等具体学科门类都与非遗学从优秀文化保护传承的视角不同。非遗特性决定非遗研究视角，非遗关注传统的当代传承，而一般学科关注的是具体学科对象的存在与特性。非遗学与其他具体学科是相互协同与促进的关系，学科的协同共进是我们当代学科建设的共同目标。

（二）破除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建立理论观照实践、实践催生理论的互动关系

非遗保护理论研究与非遗保护实践是一对联系紧密的概念，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目前非遗领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与实践分离现象，非遗理论研究集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非遗保护管理实践主要依托各级政府非遗管理部门与非遗保护中心，研究者、管理者与实践者有各自的隶属关系，虽然有国家相关非遗机构协调课题研讨、工作指导，但目前还是合力不够。非遗公约理念与非遗法精神的贯彻与保护方式的系统性、科学性、有效性还需要强调。我们要通过非遗系统保护的理念建立理论观照实践、实践催生与修正理论的互动关系，对非遗保护方式、技艺传承保护标准、传承人遴选原则与制度设计、名录体系的完善与非遗传播的核心理念与社会传承效果等进行深度研究与理论提升，使理论与实践处于紧密联系与互动中，让非遗理论不是自说自话，不停留于价值意义的宣教，而在于对保护传承实践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如果不明白非遗工作的来路与去向，不知道传承实践的文化价值与意义，仅仅为做而做，那就是一般手工制作或者人群活动。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的清醒的文化传承。

（三）破除重器轻道、道器分离的非遗保护倾向，建立道器合一、相即不离的非遗保护传承理念与实践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是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化自觉，更是中国重新认知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不少人缺乏非遗的人类可持续发展视角与中国文化复兴视角，对于非遗所传承所蕴含的“大道”很少关注与觉悟，满足于一般工作与器物手艺，对于看不见的文化价值、文化情感与创造力，较为忽视。

我们应该特别清楚，非遗保护工作缘起于我们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形成了我们非遗保护的最高原则即非遗之“道”，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多样性的相互尊重欣赏的共享之道，也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情感、精神认同之道，还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人本之道，三道合一，构成了非遗保护的最高理念与初心。道是理念与目标，处在非遗保护的最深层面，是最高原则；器是活动形式与物质形态，是非遗保护工作中最浅层面，也是最易引人注目的非遗形态。如果二者贯通联系，相辅相成，建立道器合一、相即不离的非遗保护传承理念与实践原则，将为非遗保护带来持久动力。人民通过非遗的文化传承活动所创造的社会连接，与情感、心性的满足，以及非遗技艺的展示，非遗产品的享用等，丰富与满足了人民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从而获得更强的参与感、幸福感与认同感。

（四）破除单一项目保护方式，重视非遗保护传承环境与生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标本，也不是盆景，它与时代文化密切关联。我们在保护非遗工作中，为了重点保护，就以非遗代表作名录确认的方式，对非遗进行了项目式的管理与保护。这样就给人错觉，似乎我们保护的是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其实项目只是非遗名称标志，非遗之所以传承至今，依然鲜活，是因为它有自己特定的生态环境，它虽然从历史走来，但与当代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我们在非遗保护中应充分重视非遗的整体性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将非遗看作是文化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看到非遗项目与其他文化事象协调，以及养护与支撑非遗传承发展的文化条件与社会环境。非遗的整体保护与系统保护是有效保护非遗，并保障它未来可持续的重要方式。以元宵灯会为例，我们首先要将它放到中国传统节日系统中保护，在传统时间观念中，大年三十与正月十五形成对应，“三十的火，十五的灯”。元宵是春节新年习俗传统的重要节点，是春节新年的最后一幕大戏，也是新年最后的高潮，同时还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时间提示。月晦黑夜的岁火驱邪送旧，正月十五第一轮圆月下是社区的灯会，人们祈求新年太平吉祥。假如我们只聚焦灯会本身，没有把它看成是春节系统整体的一部分，那灯会的文化价值会大大贬损。还有社火、龙狮舞蹈，如果没有春节文化为依托，就很难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立项目。事实上，这类与节日相关的非遗项目不少，如果抽去节日文化土壤、氛围，那些非遗手艺、非遗表演与非遗美食就要逊色许多。我们看元宵灯会与节日文化的关系，就知道非遗保护需要从社会文化整体与生态环境的系统着手，不能仅看见非遗项目本身。同时也要看到非遗随着生活的流动而不断传承变化，国家为了在非遗富集地区更好地实现非遗的整体保护，还施行了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方式。文化生态保护区有系统的保护规划与完整的保护措施，非遗项目之间互相关联，彼此呼应促进。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中国非遗保护实践的重要尝试。当然我们要加大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监测评估力度，避免有保护区之名，而非遗保护工作措施与保障并不到位，或者，保护区只是政府一头热，区域内百姓没有真正文化觉醒，非遗文化生态环境疲弱。这些都是我们在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我们必须强调人民非遗，人民保护，人民共享。

（五）破除非遗传承保护只重视经济生产、忽视社会生产与精神生活的工作重心失衡

非遗是一项具有人类意义的文化事业，非遗的根本宗旨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的创造力，促进社区与群体的文化认同，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当然部分非遗具有满足我们物质生活需求的，特别是手工艺、中医药、饮食类非遗等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对于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显著的作用，而且特别具有显示度，我们各级相关部门对此相当重视，也通过非遗工坊、非遗生产基地等，促进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非遗在生产性保护方面成绩巨大，如凉茶、庆阳香包、龙泉青瓷等，都对地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但作为非遗保护工作，我们更看重的是非遗保护对文化传承与社会建设的意义，我们保护传承的是人民文化价值观、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我们应该重视经济追求与社会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协调。从世界非遗与中国非遗双重视角看，非遗保护的宗旨是从文化角度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动力。这种动力有物质生产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社会性与精神性方面的诉求，通过非遗的保护传承以养护人民文化的血脉，保障人民主体精神的独立性。文化精神的养护是非遗保护传承之本，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应该妥善处理经济利益追求与文化保护传承的关系，让非遗保护事业得到健康地传承发展。

（六）破除非遗人才培养的单一模式，建立非遗保护人才的国民教育体系

非遗理念与非遗技艺的当代传承，离不开非遗的国民教育，教育是非遗事业持续开展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与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都明确提出将非遗保护工作“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国民教育体系是国家面向全体公民提供的不同层次、不同形态、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系统。将非遗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意味着各个层级、各个类别的国民教育都需要纳入非遗教育内容，非遗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两办《意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读本”，提出了贯彻始终的总体目标，同时强调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通识读本，作为推进非遗教育的三大关键措施。

学校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主干，非遗教育作为当代民族文化价值观、认同感与文化创造力培育的重要方式，要真正发挥教育作用就必须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三进”要从幼儿园开始，幼教是儿童成长的助推器，“教子婴孩”“三岁看老”不仅是中国古训，也符合我们今天早教的教学理念。儿童是白纸，儿童的德育美育异常重要，我们在儿童对外界产生兴趣时用非遗的美好事物与德性去影响、培育孩童，会形成他们美好纯正的人生底色。这时的非遗教育要根据儿童发育成长特点，以直观感性、好吃好看好玩的非遗产品引导儿童对非遗的认知，并对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感情。到了小学阶段，在直观感受非遗的同时，在小学课堂内外教学活动中可选择非遗的故事、神话与歌谣，通过启发讨论，让同学明白事理与做人道理，获得伦理教育。小学还是学生特别具有模仿力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非遗节会礼仪活动，培育小学生初级文化传习能力。

《意见》进一步指出：“在中小学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课程，鼓励建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小学传承基地。”这是对中小学非遗课程教育明确规定，同时鼓励依托国家级非遗项目在中小学建设传承基地，在学校空间内实现非遗活态传承，让青少年与非遗有日常亲密接触。这是非遗在校园，不是活动性的进校园，二者影响效果会显著差异，从而为非遗保护理念落地生根提供制度与措施保障。

既然是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大学自然是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基地，“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高校非遗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是目前破解高校进入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关键。在高等学校由于既有学科体制与专业限制，非遗研究与人才培养很难找到立足生长空间，要让非遗融入高等学校教育就必须以改革的姿态在学科建设中拓展空间。所幸国家决策层面为此提出《意见》，教育部与部分高校正尝试在本科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以自设学科方向方式试点非遗研究生的培养，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9所高校已经招收两届非遗方向硕士研究生。2020年天津大学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自设非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正式进入我国教育体制和学科体系，目前已经招收三届研究生。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在艺术学科门类下的艺术学理论类中，首次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二级学科的大学本科教学目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1）中有历史学门类下的“文化遗产”，学科目录中尚未见到非遗身影。虽然在一些大学设置了非遗保护专业，但没有在高校学科体制中贯通。我们可以在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及职业学院之间进行人才分类培养，重点高校侧重博士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普通院校与职业学院侧重非遗保护应用人才。

《意见》还特别提出“在职业学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和课程”。对职业学校在非遗保护方面特别作用予以强调，应该说职业学校是培养非遗保护人力资源的重要阵地，也是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衔接最合适的教育机构。浙江艺术学院就设立了产学研一体化的非遗传习院，设立非遗传习作坊，提供营销非遗产品的展示平台，让传承人在学院内直接面对同学，传授技艺，将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除了学校教育外，非遗的社会教育同样是目前非遗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意见》指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训，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文旅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部署实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旨在进一步提升传承人技能与艺能，扩大非遗传承人队伍，促进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教育体系结合。自2015年该计划实施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原文旅部非遗司王晨阳司长所说，“该计划是迄今为止我国通过大学系统实施非遗培训的最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工程”。研培计划在增强传承人群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实践能力，开阔非遗传承人群的视野，激发非遗传承的活力，促进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融合方面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在两办文件推动下，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虽然有了明显进展，但是离非遗人才培养所需要的学科建设与专业需求还有不小的距离。非遗学科归属、非遗人才培养体系、非遗平台建设、非遗课程与非遗教材建设都处在待完善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各级各类型的教育机构高度重视，真正落实《意见》精神，将中国非遗与民族复兴大业，将非遗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非遗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关联，我们就会获得保护非遗、建设非遗学科的信念与信心。

非遗学科建设是值得我们共同关注的课题，虽然系统性非遗理论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是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与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背景下保护传承非遗，它决定了我们学术关注焦点与社会责任。我们要不断探索非遗学科归属问题与非遗学科自身的建设，也可能非遗学目前还构不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但我们同样可以在既有的学科框架下，在与民俗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融合中推进非遗学科建设，将非遗推进为多学科关注的领域。学科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保护传承民族文明的担当。只要我们协力共进，将非遗这项伟大事业作为我们学科研究的使命，我们就能为民族文化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民族文明提供重要的精神保障与不息的社会动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