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与学费有关的事儿
每到开学季，看着孩子们穿着崭新的校服，背着新书包开心地去上学，我总想起上世纪80年代那些与学费有关的事儿。
那个暑假，谷水河欢快地唱着歌从我们面前流过。
我蹲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洗衣服。玉玲拿着刷子帮我刷鞋子。
玉玲的眼睛红红的，鼻子头也是红的。她说，她爸又打她了。说着这话，她的眼泪一串串落下，她的身子也开始颤抖起来。
“你爸又喝酒了？”我问她。玉玲的爸爸是个酒鬼。家里穷得叮当响，可是酒瘾上来，就不管不顾地去赊钱买酒喝。代销点欠了很多账，玉玲妈妈去赊账打酱油买盐时，代销点的杨叔说不能再赊账了，去年的账还没有还呢。我们代销点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账可以欠，但是必须到年底还完。玉玲家东家借西家借，真是债台高筑。
“他又拿棍子打你的吗？”我心疼地看着她。玉玲爸爸每次打起家人来，看见什么就随手拿起什么不管不顾地打。她妈妈已经吓得大气不敢吭一声了。玉玲穿着姐姐的破衣服，一块布丁摞着一块布丁。上世纪80年代，农村这样的情形很多。一件衣服，常常是老大穿，接着老二穿，直到穿得无法再缝补，最后也是“物尽其用”，再把它做成书包、鞋垫或者抹布。
“呜呜……”玉玲忽然大声哭起来。她的眼泪像条小河，顺着脸颊流到了谷水河里。
年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只是怜悯地看着她。
“我爸这次拿的是铁棍。”她用手擦着眼睛，“你看我腿上。”
她挽起裤管来。我看到她像麻杆一样的腿上青一块紫一块。
“你爸可真够狠的！”我禁不住说起她爸来，“你可是他的闺女呀。”
“他拿着棍子要去打我妈，我妈妈的腿都快被他打残了。我要保护妈妈。爸爸就把棍子打在我身上了。”玉玲说，“他说要把我打死呢。”
这么狠心的父亲，让我有些害怕。我常见的都是父母象征性地拍打几下吓唬吓唬算了，却没想到他这样真打。玉玲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学生，她家的墙壁上贴了很多她的奖状。可是，她的父亲却这样对他。我觉得命运对她真不好。
我安慰了她几句，还给她吹了吹腿上的伤痕，然后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就又开心地说起快乐的事来。童年让我们快乐的东西很多，比如，谷水河边上五颜六色的小花，蹦蹦跳跳呱呱叫的青蛙或蛤蟆，姚耳寺山上的核桃苹果。
可是，秋天开学的时候，我却在班里没有看到她。听一个同学说，她爸不让她上学了，说女孩上学没有用。我有些伤心，她比我大一岁，那年才13岁。下午放学的时候去她家找她，看她正弯腰挑着一担水往锅屋去。她那么瘦弱，那担水压得她抬不起头来，每走一步都摇摇晃晃。
“玉玲！”我叫她。
她放下担子，高兴地向我走来。
“你真的不上学了吗？你学习那么好，多可惜呀。你不是还想到大城市去的吗？你不是还想到北京看看天安门的吗？”我劈头盖脸地质问她。
她低下头默不作声，我看到她的眼泪落在地上，溅起一阵微尘。过了一会儿，她低着头说，她爸没有钱供她上学了，交不起学费，她家已经欠学校很多钱了。
在那个年代，我们农村学生欠学费是很正常的事。每到开学季，家长们总是找到学校的总务，说先让孩子把书领了，过段时间，卖了粮食再把学费交上。每年因为学费，很多孩子早早辍学在家务农。
玉玲家的情况谁还愿意借钱呢？从此玉玲就辍学了。
过了半年，玉玲和外地来村里打家具的木匠结婚了，那个木匠比玉玲大了整整10岁。我问她，你才多大呀都结婚，你真心愿意吗？
玉玲摇着头说：“唉，我有什么办法呢？爸妈非逼着我嫁的……”
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过玉玲，她跟着木匠去了外地。听妈妈说，玉玲生了个女孩，可没过几年，木匠就因重病去世了。玉玲带着女儿去南方打工了。
渐渐没有了玉玲的消息。二十年后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原来是玉玲。我们聊了好久，玉玲说，她还在南方，这些年她边学习边打工供女儿上学，女儿已经是医学博士了，而她通过自学获得了很多资格证书，也重新找到了和她情投意合的意中人。
我们谈起过往艰难的岁月，又说起现在的幸福生活，不由得都百感交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