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奴：罪恶黑三角、大国争霸与世界文明的进化—

从欧洲到非洲再到美洲，罪恶黑三角充斥着无数黑人奴隶的血泪。

他们或被诱骗、绑架，或在战斗中被俘虏，而后被塞进狭小封闭、缺衣少食、疾病肆虐的贩奴船。幸存者被当作牲口卖到各种植园，堕入苦难的深渊……

黑人奴隶的悲惨境遇唤醒了一些英国人的良知。他们起初是星星之火，但随着西班牙海洋帝国的崩溃、英国海洋霸权的确立，形成燎原之势。

经济上对黑人奴隶贸易的不再依赖，宗教人士对黑人奴隶贸易的严厉批评，以及其他正义因素的介入，有力地推动了废奴运动。英国利用自己的国家实力与其他海洋强国争霸、角力、妥协，最终促使其他国家也废除了奴隶制。

《废奴：罪恶黑三角、大国争霸与世界文明的进化》

The British Anti-Slavery Movement

[英]雷金纳德·库普兰著，符白羽译

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9月

英国历史学家雷金纳德·库普兰在《废奴》一书中，以英国反奴隶制运动为主线，娓娓道来奴隶制的起源、发展，从宏大的历史视角展开英国废奴运动。除了废除本国及其殖民地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外，英国还致力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废奴运动，奴隶难言的痛苦、解放后多舛的命运与废奴运动中先锋人物的努力、坚韧之间形成强大的张力。本文为其节选。

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是“一种活着的工具”，而奴隶制则可以定义为对人力资产的占有和使用。奴隶主可以继承、买卖和遗赠奴隶。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跟奴隶主的镐头和铲子没有区别。与其他财产的使用一样，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方式要受到其所属社会的传统或法律的制约。但总的来说，奴隶主可以把奴隶当成自己的马和驴一样，随意处置其生命和劳动。同样，奴隶如役畜一样，其健康和幸福是得不到保证的——这要取决于奴隶主的性格和奴隶的工作性质。也许奴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甚至有可能会比没有被奴役时过得更好；也有可能遭到残忍的对待，食不果腹，劳累过度，最后被折磨致死。然而，人们谴责奴隶制的出发点往往是出于道德而非物质方面的考虑。奴隶制代表了一种最极端的邪恶，即以强凌弱。奴隶的身心受到束缚，行为举止要受到严格规范，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它受别人掌控。虽然西方文明的开创者们认为奴隶制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自然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奴役的状态会给人带来道德创伤。荷马曾吟诵道：“假如奴役的日子降到一个人头上，宙斯便拿走了他一半的美德。”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奴隶制同样可能会给奴隶主带来道德创伤。

纪念“西印度群岛解放”奖章，来源：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从人类历史伊始，奴隶制就产生了。它普遍存在于古代文明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如中国、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虽然奴隶制在不同时期和地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多多少少有一些共性。获取奴隶的方式通常有“内部”和“外部”两种。从社会内部来看，某人之所以被奴役，可能是因所犯罪行而受到惩罚，或者为了还债将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卖给奴隶主。从社会外部来看，奴隶来自战争中俘虏的敌人，规模有时十分可观，整个部落或族群的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比如来到巴比伦的犹地亚（Judaea）人。从很早开始（具体时期不明），奴隶贸易就发展起来了。商人从原始部落或实力弱小的部落那里劫持和购买奴隶，然后把他们卖到文明世界。以这种方式获取的奴隶的用途通常有以下两种。最普遍的也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是家奴制度，也就是在花园、小型农场、小商店、房舍或闺阁中使用奴隶；家奴能与主人建立起个人层面的关系，能有自己的个性，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奴隶主家庭的成员。以上提到的种种场合是不可能在第二种奴隶制出现的。这种奴隶制适用范围相对要窄一些，即在大规模工业或农业中使用群体性奴隶。这种对人力的大规模使用需要极其严苛的纪律监管，也体现出了最残忍的暴行。但无论人们对奴隶制表示出多么诚心诚意的歉意，都不能让奴隶遭受的悲剧减少一丝一毫。成千上万没有姓名的奴隶建造了埃及金字塔、尼尼微与巴比伦的宫殿，以及在阿提卡银矿和罗马的大庄园辛苦工作。

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奴隶制日趋式微。由于不再征服欧洲领土，罗马人对奴隶的需求开始减少。虽然基督教依然支持奴隶主对奴隶的占有，但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奴隶的待遇和地位得到不断改善。用于公共工程或大片农村私有土地的集体奴隶制度（gang-slavery）消失了。家奴制逐渐转变成农奴制或农奴土地保有制等更加宽松的奴役形式，并一步步走向瓦解。东欧奴隶制的演变进程比西欧缓慢。同样，在亚洲，奴役范围和人数也在缩小。战争和征服仍在继续：根本没有所谓的“罗马人的和平”。旧世界的某片广袤地区是奴隶的来源地之一，虽然未被穆斯林军队占据，穆斯林奴隶交易者却走了进来。非洲满足了亚洲对奴隶的需求。

19世纪制作的棉手帕上非洲奴隶贸易的图案，来源：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只有过关于白色人种、棕色人种和黄色人种的记载。黑色人种，如尼格罗人及其他黑人生活在撒哈拉沙漠和赞比西河（Zambesi）之间的非洲中部，与世隔绝，对外界一无所知，也不被他人了解。沙漠和沼泽形成了巨大的天然屏障，阻挡了欧洲或亚洲文明通过地中海和近东输入。非洲的热带气候使尼格罗人很容易繁衍生息，但仅此而已。他们生活的地方没有可让大型船通航的河流，也没有冲积平原，而正是河流与冲积平原滋养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北部或中国的本土文明。郁郁葱葱的森林和丛林、层峦叠嶂的高山、在太阳炙烤下的干旱土地和频繁的滂沱大雨限制了尼格罗人的活动和彼此间的往来。各地的强大部落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军事组织甚至政治组织，但这与欧洲和亚洲取得的社会或文化上的成就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大部分非洲人——真正的非洲人是指非洲热带地区的黑人，而非混杂了非洲北部沿海地区的柏柏尔人和闪米特人血统的种族——在人类所有主要种族中是最落后的，一直处于未完全开化的原始状态中。对于生活在其他大陆比较幸运、比较进步的人来说，他们的处境比动物好不到哪里去。就这样一直过了好几个世纪，黑人才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并因此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有了一席之地。他们在体力方面自始至终都优于其他人种，能长时间从事十分艰苦的工作，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逼迫的。因此，只要有对奴隶的需求，黑人都是绝佳的人选。正如希腊人所说，他们是“天生的奴隶”。即使是在后来的基督教徒看来，黑人也是为奴隶制而生的。“含的诅咒”（curse of Ham）说的不正是这个意思吗？（“含的诅咒”出自《圣经·创世记》第9章。含是挪亚的儿子，有一天看到醉酒的父亲赤裸的样子，就出去告诉哥哥闪和弟弟雅弗。挪亚知道后，勃然大怒，说：“迦南（含的儿子）当受诅咒，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这个故事最初可能是为了证明迦南人臣服于以色列人的合理性。后来，一些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用这个故事解释为什么黑皮肤的人要成为奴仆。——译者注）

况且对生活在非洲以外的人来说，要从非洲人中挑选奴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们只需要设法将奴隶带回家就可以了。其实奴役现象在非洲中部早已出现，只不过并没有发展到埃及或亚洲的规模。集体奴隶制是比非洲文明要高等得多的文明的一部分。除了神秘的津巴布韦和罗得西亚的大规模遗址，我们找不到其他集体奴隶制存在的证据。相比之下，家奴制几乎成了非洲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交战中胜利的部落会奴役被征服部落的妇女和儿童，如果被征服部落的男人侥幸不死，也会沦为奴隶。因此，部落以外的商人能用从遥远的地方带来的令人向往的新奇商品轻易地诱惑部落酋长——到了后来，最令酋长垂涎的商品是枪支和烈酒。作为交换条件，酋长会将村子里的奴隶卖给这些商人，有时甚至会袭击附近的村子，将抓到的所有村民全部卖掉。如果商人及其随行人员带了足够的武器，又恰好在不好战的部落进行交易，他们有可能会自己动手抢人。

在此期间，非洲奴隶从非洲中部地区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的山麓丘陵被运到了几内亚湾和安哥拉的沿岸地区，但奴隶的主要来源一直都集中在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区——尼罗河上游、刚果河上游和东非大湖区之间的赤道地区（equatorial area）。总的来说，这里人口密集、缺乏组织，也是最没有防御能力的。苏丹南部和埃及之间有了可以通航的尼罗河；尼日尔和刚果之间的商旅队穿越撒哈拉沙漠；地中海沿岸建造了不少希腊、腓尼基和罗马城市。这些贸易通道刚一建立，人们就开始源源不断地从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区向北运输奴隶。还有一条奴隶输出路线往东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海岸。早在伊斯兰教发展壮大之前，来自阿曼的阿拉伯殖民者就沿着索马里兰到赞比西河的岸边建造了数量众多的贸易城市。

阿拉伯人借伊斯兰教的影响，沿着非洲海岸以北一路进军到大西洋，从而掌握了奴隶贸易的三条主要路线。从9世纪开始，阿拉伯商人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奴隶需求的主要供应者。他们在阿拉伯市场贩卖人口。接着，土耳其帝国的非斯、突尼斯、开罗、大马士革、麦加和巴格达也开始贩卖人口。从东非的各个港口，尤其以基卢瓦为甚，大量的奴隶源源不断地跨过印度洋来到波斯湾，接着进入波斯内陆地区，或者沿着海岸线来到印度。到15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孟加拉王国拥有几千名非洲奴隶。在阿拉伯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约900年到1300年），阿拉伯人的船在东部各个海域独领风骚，阿拉伯贸易站在海岸线上星罗棋布，而悲惨的非洲人仍在流离失所。976年，阿拉伯使者访问中国，随行人员中便有一个“黑人奴隶”，此事曾轰动一时。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非洲人口运输到亚洲的现象不断重演。每年平均运输的奴隶数量谈不上“巨大”——应该不超过几千人。然而，由于在19世纪末之前运输奴隶的现象从未中断，亚洲的奴隶贸易总量肯定是十分惊人的。非洲人遭受的痛苦还不仅如此。当欧洲加入了亚洲的这场奴隶贸易后，又有大量的非洲人被欧洲人从家乡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