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焦虑与时代认同
——评王十月长篇小说《不舍昼夜》
◎ 许峰 刘深
摘要：
作为打工文学代表作家的王十月在2024年发表长篇小说《不舍昼夜》。作品讲述了主人公王端午50余年的人生闯荡，展现了70后一代南下打工者的“创业史”与心灵史。本文通过解读主人公王端午身上所展现的三种身份模态：狼王、凡人与圣哲，探究打工群体身份频转中的焦虑与空虚，以及对社会身份失格的恐惧，从而陷入的精神与肉体双重流浪漂泊。并且通过对“端午”这一符号化命名的解读，揭示其与市场化浪潮之间的隐喻关系。进而剖析王端午个人负罪与救赎背后，是作者寄托的70世代集体忏悔意识，并希冀在勇于自省和承担历史责任中完成时代的审定和认同。
2024年第四期的《十月·长篇小说》发表了王十月的新作《不舍昼夜》，并于10月份由花城出版社发行。作为打工文学领军人物之一的王十月在25年的创作中，逐渐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标识的写法与内容：多重身份对话与忏悔救赎意识。
王十月写作《不舍昼夜》一书在延续这种特色的同时，站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视角，以半生的阅历与智慧对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尤其是市场化大潮的30余年，进行回望、反思与再体验。作品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客观甚至近乎冷峻的语调，自由穿梭于主人公王端午的四重人格，将其50余年寻找自我的一生“记录”于册。作为70一代的王端午，不可避免地卷入时代洪流当中，从内地农村出走，进入县城，进而又随着20世纪90年代打工潮，南下广东沿海闯生活。在一次次身份转向后，却只收获了无意义、无价值、无聊感的“三无”人生，命运注定走向死亡悲剧。
这部王十月病中完成的长篇小说同时传递出作者最新的生命感悟：虚无裹挟下当代人沉重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另外，这部新作中的“王端午”和“李中标”在前作《收脚印的人》中已经作为主要人物出现，并且在主题上《不舍昼夜》也继承了前作罪感救赎与集体忏悔的意旨，又融入了作者病中的思索，而更显出深沉与思辨的色彩。
(来源：《西部文艺研究》杂志 作者：许峰，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深，宁夏大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不舍昼夜》；身份焦虑；时代认同；忏悔意识 注释参见本刊纸质刊物)
“我是我时我是谁”：王端午的三重身份模态
“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拉丁语stare的过去分词形式，意思是站立)，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如已婚、中尉等)。而广义上，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①在王端午的一生中，身份的频繁更迭与焦虑互为因果，从农民到打工仔、从上市企业高管到知名书店老板，直到最后重新选择流浪。焦虑催动之下，王端午的身份模态也分裂为狼王、凡人、圣哲三者，在三重身份的裂变、交织、耦合中完成社会地位和人生选择的一次次嬗变。这里的三重身份并非意含善恶褒贬，而是对王端午这一人物复杂纷乱的心灵情绪与思维动机的分析归纳，通过具象化的身份意象，更为清晰深入地理解与认知人物的塑造逻辑。
(一)狼王：欲望冲动的心灵具象
“他的身体里就住着一只荒原狼，而他的余生，只有释放了狼性，才能抵达真正的人性。”王端午在人生的后半段决定流浪时，方才领悟到《荒原狼》中说“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是人的灵魂，一个是狼的灵魂。”②但事实上，王端午一生四次身份转型：王端午、李文艳、王端、流浪大师，过程中都不乏狼性释放的影子，有些是为了生存，有些则是为了自由。而不同于“吃人血馒头”的直播网红如同贪婪的野狼般跟拍病重的流浪大师，王端午的丰富的学识和较高道德感，约束他不会沦为狼性冲动的奴隶，而使其更像深于谋划，眼光敏锐，道德自律的“精神贵族”，即如狼王。
在王端午的生命轨迹中，狼王冲动与他的阶层跃迁和灵魂升格有着紧密的关联。王端午身上的狼王冲动源于四姐王幺姑。四姐身上所具有的浪漫洒脱、狂欢自由的“酒神精神”，如同精神图腾一般刻印在少年王端午的内心世界。“王端午对四姐的崇拜是全方位的，以至于在他后来漫长的人生中，一直以四姐为榜样。他认为四姐是个真实的人、自由的人，是个活得舒展的人，是没有被扭曲的人。而他的一生，从未做到像四姐那样洒脱。”③四姐的精神形象为王端午种下了狼王的精神基因。在四姐临终那句“走，走得越远越好”的召唤下，这一基因在他人生中无数时刻发作，潜意识地助推他走向更广天地、更高阶层。
辍学后在农村日耕夜读的重复生活中，王端午感到了沉闷与空虚，对于县城的向往成为王端午狼王冲动的诱发剂。为了攒钱去县城，王端午选择了极为艰辛的割芦苇工作。在放倒最后一排芦苇的时刻，“他终于不再压抑自己，冲着凛冽浩荡的江风发出饿狼一般的号叫”④，狼王冲动既为他提供了改变的动力与决心，也淬炼着他的意志与体魄。1992年，随着电视剧《外来妹》的大火，“打工”一词也走进了王端午的视野，再度唤醒了他心中沉睡已久的狼王。背负着梦想、冒险，逃离“这千年不变的、出生以来就被规定的命运”，踏上南下打工之路，在血气方刚的年纪里，他既不甘心终生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只有走出去，成为麦田的逃离者。在珠三角30年的打拼当中，狼王冲动淬炼着王端午，王端午也在淬炼着狼性。在名匠公司任高管时，在创办西西弗斯书店时以及在策划网络直播爆红时，他已经不再像年少时冲动草率，而是精于谋划，长期部署，越来越接近一头真正的狼王。并最终在释放狼性、追求自由的冲动之下，净身出户逃离家庭，逃离一切束缚真我的社会身份，与圣哲品格合流，在找寻自由与忏悔救赎当中，再度踏上流浪之旅，成为独行的荒原狼。
当然，狼王冲动也存在失衡的时刻，间接孵化着圣哲品格的成型。在经历了回乡办身份证被官员欺压之后，回到深圳被抢劫，险些丧命，流落街头，尤其与恋人失散之后，极端的境遇直接导致了生态化反，将王端午由一个体面的打工者逼成了如祥子一般的行尸走肉，堕落到以小偷小摸维持生活。然而知识与思想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下自尊，接受施舍。这种与现实行径不配位的自尊，只能加速透支稀薄的良心，只待爆发的时机——1994年的小年夜。在计划窃取李文艳钱财的那一刻起，王端午身上的狼王已经完全沦为了贪婪的野狼，享受着“道德突围”带来的背德的快感，狼性彻底走向了疯狂。这场狼性的狂欢，也间接导致了李文艳的自杀。但如果借此否定王端午狼王品格的存在也并非事实，恰恰因为此事中的狼性失控，王端午终身陷入罪责的忏悔当中无法解脱，反面印证了王端午没有在残酷的社会筛选中退化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兽，而是存在强烈自省与道德自律的狼王。这人性与狼性的博弈的情节因而也具备了如寓言般的警醒意义与反思空间。
(二)凡人：渴望安定的尘世选择
凡人，泛指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大众。王十月在《不舍昼夜》的后记当中，提到这本书最初拟定的名字就叫做《凡人传》，“我只想写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国人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⑤。事实上，纵观主人公王端午的人生轨迹，很难完全将他归为“凡人”的系列，比如几近当上市值几十亿公司的CEO，这已远远超出普通大众的能力和社会阶层。或许我们从另一角度可以探究王端午这一角色的凡人身份，即并非社会地位与经济层面的凡人，而是一种追求安稳、向往平和的凡人心态。
追求平稳安定的生活，是农耕民族所共通的集体无意识。出生于农民家庭的王端午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每一个社会岗位上都维持过一段相对安宁的生活状态。然而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逻辑，不可避免地刺激着他的欲望本能，为他吹进躁动不安的时代情绪，这种情绪与狼王冲动一起，反抗着凡人心态的安逸惰性。王端午的两种模态构成的张力，同时也成为现代都市人生存心理两难处境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间样态，凡人心态同时受到狼王冲动和圣哲品格的双重影响。狼王冲动的作用在于，每次经历狼王冲动都会使王端午进入更高层次或质量的凡人阶段：割芦苇锻炼了他强健的体魄与坚韧的意志；进县城为他带来了工人阶级身份和读书会的精神熏陶；南下打工则为他打开了改变命运的机遇和通道；盗窃李文艳，让他在残忍的社会竞争当中实现了阶级的跃迁；创建西西弗斯书店，让他实现了自己理想中的知识蓝图，并在与冯素素结婚之后，过上了较长时间的安定生活；决定流浪，让他在精神境界层面实现超拔；成为网红流浪大师，又使他火遍全国。“我认为这一切皆是欲望使然。欲望并非贬义词。渴望发展是欲望，渴求获得尊严也是欲望。十年后，我在一篇小说的题记中写道：欲望是第一生产力。”⑥这种狼王冲动与凡人心态的交织联动，在王十月的人生履历当中可见出很强的现实来源，这是城市生存者的普遍心理，也是一代打工者的精神信条。
而传奇人生的王端午区别于一些爽文主角之处则在于，即使身处狼王冲动所成就的高质量的凡人阶段当中，王端午并没有耽于庸常或是贪得无厌，而是走向了一种深沉的思考与自省，并勇于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承受心灵永恒的惩罚，至死方休甚至至死不休。这种精神的追求具备了圣哲的品格。当名匠的老板黄盼弟得知王端午的冒充身份之后，选择了原谅王端午，并希望他继续留任并升职。然而，王端午并非寡廉鲜耻之徒，面对公司总裁的位置和亿万元的金钱诱惑，他无法再违心承受，坦然而决然地离开了他投入多年心血的名匠公司。为自己保留最后一点点为人的良知和尊严。正如这第三章的末尾写道：“他终生都在追求着一个目标——成为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个平凡的人，却不是个平庸的人。”⑦
(三)圣哲：徒劳虚无的道德挣扎
弗洛伊德在分析人类心理时，将精神分为自我、本我和超我三层结构。超我，也即人类所追求的圣人境界。这种品格超越了本我的欲望冲动和自我的庸常平凡，走向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王端午的圣哲品格则是在圣人境界的基础之上多了一层哲学思辨的色彩。对人类存在的意义本身的发问和求索，使得王端午的超我精神由道德走向哲学。实际上与其说是王端午的圣哲品格，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寄存在王端午大脑中的王中秋或者第二人格，才是圣哲品格的主要展现者。圣哲品格有两个衡量标准：一是高度的道德自省与忏悔救赎意识；二是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哲学思考。
首先是高度的道德自觉与忏悔救赎意识。经典书籍所赋予王端午的不仅有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还有道德的塑造。在王端午绝大部分的人生时间里，都自觉地恪守着道德规范。对于较少的“道德突围”也都保持了极为严肃的自省态度。在王端午盗窃了李文艳的财物与证件之后，脑海中的第二人格王中秋便一直责问、批判、规劝王端午前去自首，及时拉起了道德的警戒线。即便在王端午入职名匠风生水起时，王中秋也不忘时时跳出来讥讽王端午的虚伪。但也正是在这种道德的规约之下，历经社会黑暗的王端午并没有滑向堕落的深渊，没有沦为如刘祖之那种背义冷漠、阴暗深险的小人。反而以一种深沉的救赎心态和忏悔意识自我解剖，为个人和时代负罪。
其次是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哲学思考。从《卡门》的启蒙开始，王端午经历了塞林格、卡夫卡、加缪、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的精神洗礼，对于人存在的意义本身进行了长达终身的思索。其中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为王端午主要的哲学源头。而两位哲学大师最终也以吸烟男子和小老头儿的形象出现在王端午的流浪之路中。王十月以复调小说的写法叙述了加缪、萨特、王端午、王中秋四人的哲学对话，以一种魔幻的方式呈现王端午脑中不同哲学声音的思想交锋，让王端午的流浪之旅抽象为一场灵魂辩论的精神之旅。但是，再深刻的哲学观点，也无法解决现实中饿倒路旁的现实困境。尤其是在王端午面对全国疫情的重大危机时，脑海中繁杂的哲学观点显得是如此苍白而渺小，自己秉持的圣哲品格，不过是在一种虚无中徒劳的挣扎。自己一生追求的存在，却以一种虚无的方式终结，为悲剧的思想追寻之路画上了黑色幽默般的荒诞句号。
“我非我时谁是我”：社会身份的失格困境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巨大的社会机器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无论自觉意识到与否，没有人能摆脱社会身份，有的只是身份的一次次失去又一次次重拾。社会身份失格，即失去某种社会身份的资格。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中认为：“身份焦虑源于对自身社会地位和价值的不确定感。”都 市巨大的流动性，也带来了社会身份的复杂多样与 流变不居，尤其是对于外来务工的移民人口，融入都市生活、获取市民身份，既是打工群体奋斗目标，也是不愿提及的心灵伤疤。同时，城乡双重身份的困扰，也加剧着底层打工群体的焦虑情绪。“进不去的城，回不去的乡”，精神只能在城乡之间漂泊游荡。
(一)无处安栖：身份频转的流浪者
王端午在作品中先后经历了四次身份的转变：从烟村务农的王端午到深圳郁金香厂的打工仔王端午，之后转变为名匠公司高管李文艳，再到西西弗斯书店的创始人王端，最后是网红流浪大师王端午。在这五个身份与四次转型当中，王端午并未获得灵魂的安歇。狼王、凡人、圣哲三重身份模态的交叠，也并未有哪一种能让王端午停留。这其中固然有主观选择的成分，但是更多还是源于城市生活巨大的不确定性，在随时面临身份失格的风险之中，难以获得归属感，在焦虑之中频转身份，永远漂泊。“在我这里，漂泊感和恐惧感是相依为命的。《31区》《活物》就像你所说的，写的是一种意象,漂泊的意象。这两部书更接近寓言，是我内心漂泊感的一种呈现。在这两部作品里，我抽离了生活中 的肉体漂泊，直接地去写内心的漂泊。”⑧可见，漂泊流浪作为王十月小说中常见的意象，身份失格带来的漂泊感也是其新作《不舍昼夜》中情绪主调。
“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⑨王端午的第一次身份失格，发生于南下进厂之后。尽管乡村生活的忙碌，曾经一度让王端午感觉到麻木，但起码还具备对自我存在的体察。然而在南下进场之后，他成为了工厂流水线上的一环，同其他人一样变成了机器的零件。工厂残酷的压榨机制，将人彻底异化，王端午此时也被迫适应，“习惯了在流水线上将自己化身成一架高速精准运转没有思维的机器，习惯了晚上下班后倒在床上一分钟入睡，习惯了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没有时间感叹、没有时间审视自己的生活。”⑩
这次独立身份的失格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宋小雨成为了王端午生命中最后的精神支撑。只有在和宋小雨相处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这也导致了在失去宋小雨的联系后，王端午彻底崩溃，陷入道德的极渊，沦为行尸走肉；第二次的身份失格则是被劫去了身份证，象征着“王端午”这一身份与尊严的失效。失格后看似自由自在，实则潜藏着无法自我定位的惶惑。因而当盗取到李文艳的身份证和毕业证时，尽管内心的良知不安，但王端午实在无法拒绝大学生身份的诱惑。在以李文艳的形象入职公司后，他终于重拾了社会身份，也开始重建自尊。在被刘祖之告发，“没有脸”留在公司。又一次失去李文艳的身份后，王端午以王端为名，在创建书店品牌的过程中，重构自己书店老板的社会身份。直到妻儿都知道了自己罪行，无法“厚着脸皮”回家，只得主动净身出户，又一次失名。最终，以网红流浪大师王端午为名，最后一次重构了自己的身份。直至倒地死亡，才完成人生意义的彻底消解，也终于在身份失格的恐慌与焦虑中得到解脱安栖。
(二)一纸证书：命运置换的荒诞性
在当代社会的评价体系当中，“一纸证明”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身份是否建构成功。尤其是在电子建档并不成熟的年代，薄薄的一张证明书却能厚如命运的分水岭：证书的失去即意味着社会身份的失格，而证书的拥有包括盗取、冒用，却能重塑自己的身份，进而扭转命运的齿轮。当人只能借由“他证”而不被允许自证时，这种被动的“失语”现象荒谬得令人悲哀。
在王端午盗窃了李文艳的身份证件与学历证明之后，个人的命运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同两个人被从各自的命运轨道之中置换出来。王端午拿着李文艳的证件和现金，将自己从流浪汉装扮成为文质彬彬的大学毕业生，之后成功入职了名匠公司，通过早年的知识积累和文笔出众，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而一路高升，收获了名誉与财富，成为社会名人。而失去身份的李文艳被迫进入了王端午的人生轨道，身无分文露宿街头时被混混打残了腿，最后在公安的帮助下，联系上了江西老家，卧床两年后在绝望中自杀。另外，王十月的其他小说当中也有类似“认证不认人”的荒诞情节，如《厂牌》中的李梅因由于丢失厂牌而被阻拦进入寝室。更为典型的则是《人罪》，法官陈责我和小贩陈责我因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人生命运倒转两极，赵城改名陈责我冒名顶替上了大学，成为法官，而真正的陈责我却只能流落底层。与王端午和李文艳的故事异曲同工，也可见作者对此有着一以贯之的反思与批判。
这一纸证明所带来的荒诞性的人生命运，同样体现在边境证上。一张小小的边境证，就切断了王端午进入深圳的权利，高大的南头关曾经是他不可逾越的高墙，以空间划分出阶层，也断送了他和宋小雨之间的爱情。而那张他日思夜想，费尽力气都没能办理的边境证，却被老板黄盼弟一句话办好，递到王端午手上。而当王端午手持这张边境证堂堂正正地踏上关内土地时，只感无尽的虚幻。此时的边境证便不只是一纸证明，而是特权身份的象征。在获取身份与失却身份之间，又献祭了多少底层打工者对公平的渴求。
然而，在我们反思“唯证书是从”的“本本”主义评价体系时，又不得不注意到，初中文凭的王端午凭借少年阅读时打下的基础，有着出色的文笔和谈吐能力，因而公司上下竟没有人对他假冒大学生的身份产生过怀疑。或许在我们思考证书评价体系的荒诞性时，那张证书本身就写满了荒诞。
三十年来辨是非：时代建设者的半程回望
出生于1972年的王十月现今已53岁，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尤其是市场化以来三十年的亲身参与，让王十月有了足够的底气讨论这段历史过程中的是非舍取。在写作《不舍昼夜》时，王十月带着为一代人立言的写作冲动，记录了70一代南下打工者的闯荡史。以时代的精神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姿态，在人生半程中回望，使这部作品摆脱了以往打工文学狭小的个体经验，而具备了厚重的史诗感，是王十月小说创作生涯的新发展和新突破。这代打工者是与历史同步，与时代同构的一代，王十月在记录这代人建设的成就时，也在作品中更多地寄托了对时代认同和历史评价的忧思。
(一)“端，物初生之题也”
对于主人公王端午名字的含义，小说中有多处涉及。“端。从字面理解，就是端正。他希望从此做个端端正正的人。他又查了《说文解字》：‘端，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换句话说，端，代表着事物的萌芽、开始。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在古时，中国有些地方的习俗，会将生在端午节的孩子扔掉。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农历五月是一年中的恶月，初五是恶日，五月初五，恶月恶日，是一年中毒气最盛的日子，因此古人在这一天挂艾叶驱毒。”作者安排这两处美恶相反的释义，构成了令人困惑的命名之谜。
将不吉之日冠之以美好之字，主人公又因出生于这不吉之日而被命以嘉名，这之间似乎有着费解的逻辑。但当我们从王端午或者70一代南下打工者的生平出发，则不难发现“端午”这一吉凶共体的词汇与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存在着某种隐喻关系。作为商品经济大潮的亲身参与者与建设者，“市场化”一词与70一代深深绑定。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诞生即是“原罪”的资本涌入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商品经济的繁荣性，同时拨动着那个时代人们既担忧又兴奋的神经。这也恰恰正是出生不吉却又饱含蓬勃生机的“端午”一名的隐喻。在30年的建设当中，70一代以自身的亲身实践印证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以惨痛的教训思考商品经济、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事实上，我是想要达到一种效果,让读者产生一种更真实的感觉，读到的时候会去想这是王十月的事，其实是一代人的真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真实。”王十月通过“端午”一词的双重含义，符号化地指涉了30年来时代建设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对70一代历史作用认同与评价的复杂性。
(二)个人灵魂的救赎与集体罪责的忏悔
在《不舍昼夜》中，如果说是有一种情绪自始至终萦绕着王端午，那便是浓重的负罪情结和救赎心理。开头弟弟王中秋的死，王端午认为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深陷于对弟弟的愧疚当中；打工时因偷窃李文艳的身份证明和现金，完全毁掉了李文艳的一生，间接导致了李文艳自杀。这项罪责直到他躺在地上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也未能解脱。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王端午又对没能履行让妻子无忧无虑写作、让儿子健康成长的诺言，而心生愧疚，无颜回家。这些罪责，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在王端午的心灵之上，最终使他走上了自我流放的赎罪之路。
这种无法自解的负罪情绪，固然源于其圣哲品格中高度的道德自省，但当我们深剖其中的逻辑时又发觉理由过于苍白。首先弟弟的死，根本原因在于脚掌踩到铁钉后，农村医疗条件不足，未能及时得到治疗而死，虽然那个带铁钉的木椽是王端午玩耍后丢在地上的，王端午的丢弃行为与弟弟踩到铁钉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实在很难认为王端午需要为弟弟的死负有责任；其次，李文艳之死，王端午的盗窃行为与李文艳的死亡之间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在司法层面上只能构成盗窃罪，并不需要为李文艳之死负有刑事责任。但是在道德层面，王端午确实要因李文艳之死而受良知谴责；至于愧对家庭，王端午是因为心脏问题被迫将书店交由妻子打理。而在此之前，王端午都为妻儿提供舒适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持，在丈夫层面与父亲层面都无可指摘，难以谈得上愧对家庭。
因而不由得让我们重新思考，王十月在《不舍昼夜》对负罪情绪与怀愧心理着墨甚多，是又有着怎样的隐秘的创作动机？或许我们可以从王端午的代表性或象征性出发来探讨。正如王十月在访谈中所回答的那样，王端午并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因而作为市场化与70一代打工者象征的王端午的这种负罪情绪，也不仅仅是其个人的灵魂救赎，同时也应当是一代人的忏悔意识。
作者站在人生半程回望三十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欣慰之余又充满着深深的忧虑：一方面，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回望三十年的精神建设时，又无不惊心于落下如此大的亏空。王端午对人生的虚无之感也同样是70一代人的共同心理。而这正是王端午怀愧心理的深层来由。另一方面，王端午在极端境遇中通过盗窃李文艳的现金与证件存活下来，并实现了阶级跃迁。在市场化的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竞争中，又有多少“李文艳”被牺牲在滚滚经济浪潮当中，一代人中或直接或间接、或主动或被动、或已知或未察、或多或少都背负着伤害他人以求利己的罪责，“作为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的王端午看到了原始积累时期那些既得利益者人人有罪”，而这些罪，也许并不是司法之罪，但“具有深度的罪感文学，不是对法律负责的体认，而是对良知责任的体认，即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体认，忏悔意识也正是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意识。”亲历者王十月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寄托着一代人的集体忏悔意识。也正是在这真诚认真的自我剖析中，方能完成时代的公平审定与历史的客观认同。
结语
作为体验型作家，从创作初期，王十月就对打工群体的现实经历和心灵世界予以格外关注与书写。新作《不舍昼夜》在对打工群体三十余年间的身份焦虑与时代认同方面又有了更深的开掘，并且在艺术手法方面也具有某种现代主义先锋气质。如小说叙事者多次打破虚构，主动解构虚构，制造碎片化叙事和机械感甚至是“微信式”的对话格式等等，带有新颖的实验性。总之，作为王十月长篇小说的又一力作，《不舍昼夜》展现了十分优秀的思想资源和艺术样本，为研究王十月创作思想的新变与底层打工文学精英化写作趋势提供了高质量文本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