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之所达

——评景俪长篇小说《寻灯》

作者：南飞雁

来源：郑州市作家协会（官微）

作品简介

在一个雨夜，12岁的石米冲进暴风雨给母亲送雨伞。行至半路发现弟弟也跟了出来。暴雨引发洪水，淹没了弟弟，自此引发母女间长达三十多年的情感隔膜。

石米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村小学教书，与一个从外地来的小伙子林锐闯相爱，但他们的恋爱遭到了母亲反对，而林锐闯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经过思考，冲破阻力义无反顾与石米结婚。婚后，林锐闯因儿子姓氏、建新房、以及蔬菜大棚用地问题多次与石米父母发生冲突。林锐闯的事业蒸蒸日上，在蔬菜大棚工作的年轻女孩肖颖楠一直爱慕林锐闯，并在酒后与林锐闯发生关系，这一幕恰巧被石米的父亲亲眼看见，石米母亲的出现使矛盾加剧，最终，失去理智的石有增用一支火药枪打死林锐闯。林锐闯死后不久，一场暴雪将大棚压毁，一夜之间石米身负巨债，只得辞去工作独自到城市打工还债。十年后，石米不仅还清了欠债，还在城市立足。

赵桂菊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向石米说出了父亲杀死林锐闯的真实原因。得知真相的石米才放下林锐闯，接受了徐广彬的爱情。赵桂菊罹患重病，即将离世时解开了长达四十年的心结。赵桂菊的临终诉说，使石米终于得知母亲苛待冷落自己的真实根源。赵桂菊死后，石米在母亲的遗物中找到了三十年前母亲买给她的红雨鞋，使石米对母亲四十年的隔膜瞬间瓦解。肖颖楠在石米婚礼上的出现，使小说以文学留白的形式巧妙结尾。

小说看似在写母亲赵桂菊的刻薄，但实际上在写母女亲情；小说看似在写女性的苦难与坚韧，但实际上表达了信念与良善；小说看似在写两代人的爱情，但实际上在描述责任、坚守与忠贞；小说看似在写主人公石米的人生，实际上是通过石米写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普通人的生活蜕变。

作家景俪

人到四十，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感念时光匆匆。

当窗外楼宇间那抹绚烂的晚霞无声地隐没，月亮争分夺秒地登上主位，天空再度沦为沉默的黑色时，都市的夜空早已霓虹闪耀，垂星如雨，人们真正想要的生活才正式启幕。而在此刻，我方能重新坐回到熟悉的桌案前，就像月亮迫不及待地跃上夜幕。

桌案上那台电脑老友一样等待着我，台灯发着朦胧温情的光吸引着我，淡蓝色的花瓶里，朵朵日夜奋力绽放的海棠正暗香拂来。

身体在凡俗间一日日奔走，而灵魂却从未停止地惦念着那些筑起我的生命，延展我的魂灵的文字。

文学是灵魂的外化，是思想的表达并超越，是理想的呈现并传播，是哲学的艺术化再现，更多的时候是对人性、信念的反馈，而这一切都凌驾在真实之上。真实，尤其是见性情的真实，才是文学生命长盛不衰的的关键。

提到人性，想到性情，便自然想到了置于案头的长篇小说《寻灯》。

静坐案头，此时，愿在灯光的照耀和暗香的拂动中品读这本书。

这本书传递的信息量很多，不妨择其重点慢慢述说。

乡土的温度

《寻灯》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多半在乡村，准确地说，乡村是小说情节得以进行和延展的源头。书中有一段文字描写了小说发生的地理环境：“月鸣河的源头是颍河。颍河水从西边的颍源出发，一路向东绕过稳健的嵩山，弯弯绕绕，曲曲折折，流至边城寨时便停住了匆匆的脚步。”

小说将故事的主场地设置在月鸣河旁的边城寨。我第一次看到“边城寨”时，马上想到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关于《边城》这篇文章的记忆非常深刻，文中有关翠翠、爷爷，以及大佬二佬的故事情节至今难忘，当然更难忘的是边城人的纯朴与善良。这些美好的人性就像边城这方土地一样美好而醇净。

有文学评论家认为，边城是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我认为，边城其实就是一种理想的国度，理想的生活，是世外之桃源。当我问及作者景俪为何将小说发生的主场地命名为边城寨时，景俪的答复与我所想竟完全一致。她最初的设想也是想到了《边城》，想到了边城人至真至善的性情。而长篇小说《寻灯》中多次强调了边城寨乡邻的质朴、厚道，比如老李叔、桂香婶、刘吉、高大军等，这些普通的人物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这些普通人物的语言句句和风细雨，饱含浓郁的乡土温度。

乡土叙事是河南作家和河南文学的传统优长，女作者景俪作为中原作家群的一员，将浓郁的情感挥洒在了她眷恋着的这片故土，而这方土地也培养出了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作家。人间事物往往如此，有接受就会有回馈，有滋养就会有成长。

童年记忆

莫言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小说是一曲忧悒的、埋葬童年的挽歌。”童年是人性格形成的根基，是人生走向的始发地。

作品主人公石米一生坎坷经历都归因于童年的阴霾。弟弟的夭折、母亲的怨恨、父亲的宽恕、自我的救赎将石米童年的一段经历写得悲怆而凄惶，读来痛彻心扉，令人感动。尤其是石米在医院里那段描述。“石米的泪水一遍遍地洗刷着冰凉的脸颊，她一直躲在医院冰凉的狭长的走廊角落里，像被全世界都抛弃的一条野狗。”“她瘦小的身体在觳觫，她嘶哑的喉咙在呜咽，她悲痛的心灵在等待着应有的惩罚。”

也正是因为石米的悔恨，对父母、对整个家庭的赎罪心理，才使整个故事以不合常规的、惊心动魄且环环相扣的方式向前推进，也使石米的命运镀上一层悲凉的，忍辱负重的色彩。

小说最令人出乎所料，也或许是许多读者不能理解的是，石米在自己事业的鼎盛期放下所有，全身心地照顾罹患绝症、且对自己并不好的母亲。当然，这一行为符合道德标准，符合中国人对孝道的理解，但并不符合石米当时所面临的处境，也正是作者通过文学向读者传达一种普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石米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与认命，并非石米的懦弱，而是作者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责任、信念与中国乡村女性超强的韧性。

人胸襟的宽度、决定命运的韧度；作者立意的宽度，决定了作品的境界。

独特的母女

小说另一个主要人物是石米的母亲赵桂菊。赵桂菊是石米一生不幸生活的根源，母女感情从石米一出生就陷入畸形。小说中有很多关于母女之间感情纠葛的描述，把一个扭曲的母亲形象表达得相当透彻，令人惊心动魄，使赵桂菊这样一个近似于狰狞的母亲似在眼前。这种写法与普通的关于母亲温暖、伟大、慈爱的写作印象大相径庭。

印象最深刻的是文中两处关于母亲的描写：“母亲双目红肿，脸部因抽搐而变形，干裂的嘴唇颤抖着。石米看见母亲整个身子扑过来，她把全部的悲哀与痛苦转化成一记耳光，重重地落在了石米的脸上。石米立即眼冒金星，在她浑浊的游荡的目光里出现了母亲那张苍老得有些狰狞的，甚至是陌生的脸。”母亲“那张已经长了一圈皱纹的嘴巴在她眼前一张一合，像一条大鲶鱼，就要把她吞没！”

我们不能否定现实生活中有赵桂菊这样的人物存在，在农村，有许多性格暴虐的女性将孩子作为发泄不满的工具，每当听闻这样的新闻或事件时，难免心中一颤，犹如身处寒冬，心中冷风飕飕。

但小说的结尾，作者笔锋一转，将母亲的故事一点点和盘托出，直至此时，读者才深深吐出一口气，对赵桂菊这个人物由恨生怜。如同医者寻到了病症，一把良药，将病患多年的顽疾治愈。小说结尾，一双藏了三十多年的红雨鞋，将母女之爱推向制高点。

小说看似在写母亲的刻薄，但实际上在写母女亲情；

小说看似在写女性的苦难与坚韧，但实际上表达了信念与良善；

小说看似在写两代人的爱情，但实则描述了责任、坚守与忠贞。这正是《寻灯》声东击西式的独特写作方式。

点睛之笔

小说中另外一个并非主角，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的人物，叫肖颖楠。

这个人物出场不多，但却令人记忆深刻，她也是整个故事发生逆转的核心人物。这样的描写和人物设定力拔千斤，这样的人物可谓撬动地球的支点人物。作者在描写肖颖楠时，举重若轻，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阳光女孩，一个确实铸成大错，但又无法教人生恨的第三者。文章末尾，肖颖楠的再次现身，大有提神之功效，给人较大的想象空间，这种留白的文学形式在此处运用得极为巧妙。

为时代发声

每部小说都有自己的生命，都有深刻的时代背景。这部小说写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左右，由此推测，小说主人公石米大致出生于70年代，具体一点是70年代的中期。小说开始描写的黑雨鞋，以及上学时泥泞的土路，唤醒了许多七零后八零后童年的记忆。蔬菜大棚、装修行业的萌发、乡村旅游行业的兴起等都见证了中国发展的一个侧影。而石米40岁的经历，隐含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峥嵘历程。

作为一名作家，我们要在伟大的时代变革中发出应有的声音。本部长篇小说以郑州为背景，彰显了郑州乡村与城市在时代的变迁中独特的人文魅力，体现了中原女作家景俪的乡土情怀和使命担当。文中将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黄河岸边、嵩山脚下，表现了作家对郑州深沉的热爱和对生活深刻的领悟，肩负了一位作家“讲黄河故事，谱时代华章”的时代担当，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与人性的真相相遇

小说末尾，一盏盏被石米点亮的灯既烘托主体，又高潮迭起。一个个人物以灯的方式出现，是一个个人物对主人公石米最长情的告白，也是作者以艺术化手法对石米半生坎坷经历至真至诚的慰藉。

灯，在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广为运用。

但灯是工具，光是媒介，而光之所达才是希望，才是理想！

作者秉笔直书，想要表达正在于此。

读真性情的小说，与人性的真相相遇，我想，这也是每个读者所期待的。

桌安上，淡蓝色的花瓶里，那束日夜奋力绽放的海棠正暗香涌动；那盏台灯发着朦胧的有温度的光指引我写出下一段有温度的文字。

作者简介：

南飞雁，男，1980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级研讨班学员，河南省文联兼职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郑州市作协主席。

出版长篇小说《省府前街》等七部，在《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红酒》、《天蝎》等多篇，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天蝎》。曾获茅盾新人奖，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年度中篇小说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河南省杜甫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