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话爷，我还有什么要说的。
按照辈分，他和我的祖父是叔伯兄弟，按排行，他是老十一，而大老好小他几个月，就排在了他的后边。白话爷说话一多了，大老好就会生硬地打断他，口气直直地说：“又白话啥呢？”
白话爷就气得翻白眼儿。
在我生活的这个村子里，长辈中有两个人是最能说话的，一个是大老好，他是一个和尚，曾经的和尚，但他会说书，说书的时候还会引一段经文，用经文说善恶，应该是他讲书的一种发明——以前，没听人这么讲过；另一个人，当然就是白话爷。白话爷是有大名大姓的，可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去长春——那时叫新京，是伪满洲国的国都——学徒，一走半辈子，见多识广，可说的、能说的古怪事实在太多了，他说的是真是假呢？为什么那么多奇闻他都经历过呢？也许就是编瞎话呢。所以，渐渐的，他老家的那些人似乎忘了他的名字，只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白话”。至于“白话爷”，是因为他的辈分太高了。
白话爷真的很能说呢。
比如，他说困长春，蒋介石空投大米到城里，砸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他说，有一个人，在街上行走，突然赶上空投了，怕砸到，就贴着电线杆子站好，他以为，这样是非常安全的，谁知，一袋大米恰恰顺着电线杆子落下来，不等他反应，他的脑袋就被砸到胸腔子里去了。
比如，他说，他开的那家杂货铺旁边是美国人开的缝纫机公司。公司？什么叫公司啊？对于那时候的我，实在是弄不明白。他说，那个公司的大窗户里，有一台缝纫机，比队里最大的一盘磨还要大，阳光一照，亮晶晶地刺人眼。
他说：“那个人为什么会死？是老天要收他，不然，谁有那个准儿。”
他说：“那缝纫机，大，‘咯噔咯噔”一踩，眨眼的工夫就能给咱队扎一个口袋，连人带地都给蒙上。”
他说……
他说的话可多了，人们听了先是一愣，随后就张开嘴大笑起来。
白话爷说：“笑啥呀？”
人们不回答，只是笑。
白话爷抹一下嘴边的吐沫星子，前后左右看看，也跟着笑了，一边笑一边骂：“妈了巴子的，不信咋的？”
白话爷说他的杂货铺子，东西才叫齐全，光绳子就有十多种。他伸出手，来回地比量，说东洋人出的纸绳，火柴棍粗细，捆个三斤五斤东西，拎起来就走，长春城晃一圈也不会折的。
他的杂货铺子对面是日本人开的精米行，专门卖东洋运来的大米，那个院子很大，有三棵老榆树，榆树上的老鸹窝，像楼房似的，一层压着一层。那些乌鸦白天都飞走了，到了傍晚才回来，它们到城外觅食，吃饱了就回来睡觉，夜里还说梦话，把静静的街道弄得“咿咿呀呀”的乱响。
一大早，白话爷下了闸板，无论冬夏，两只手抄着袖，歪着头向街的尽头看，那条街的尽头就是城门楼子，他的第一批主顾兴许就是从那里进城的。
小日本的孩子穿戴整齐，手里拎着饭盒去上学了，一个女孩领着一个男孩，他们的日本话像风一样划过白话爷的耳朵根子。那两个孩子，手里除了饭盒，还有一个墨水桶，墨水桶精细，像他们家大门上挂的风铃。
那个大院里还有几个朝鲜孩子，他们常合起伙来偷偷地推搡那个日本男孩，日本男孩的墨水洒了，他的深蓝色的衣服变得更蓝了。
那个日本男孩从来不哭，他只是愣愣地在那里站一会儿，然后，醒过腔儿似的，一步一挪地回家去了。
朝鲜孩子的朝鲜话叽里哇啦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
白话爷的杂货铺里有钉子，大号钉子有一拃多长。
精米行大院里还有一个中国孩子，他的父亲是电车司机，有时，父亲就带着他去公司上班，他们并排走在马路上，如同一个模子抠出来的两个玩偶，除了大小有区别，那模样远看近看都不差毫厘。
这个孩子总来杂货铺买钉子，大号的，一次买两根，小心地放在口袋里，用手紧紧地捂着，生怕它们发出一丁点的声响。
他买钉子干什么呢？
时间长了，白话爷明白了，他是用钉子轧小刀呢。父亲开车出去，他就把钉子放在铁轨上，反反复复轧几次，一把小刀的形状就出现了。
他有许多把这样的小刀。
这个孩子的父亲姓李，是一个有连毛胡子的矮胖子。他的祖母是俄罗斯人，所以，这位李师傅的鼻子就比其他的中国人高出许多。
白话爷说：“妈了个巴子的，是个二毛子。”
我问他：“什么是二毛子？”
白话爷说：“就是杂种。”
我问他：“什么是杂种？”
白话爷说：“算了。”
想想又说：“和你说不明白。”
他说的这些话我真的不明白，二毛子为什么就是杂种呢？杂种不是骂人的话吗？白话爷为什么要骂人家呢？难道人家曾经拿了他的东西没给钱吗？
这是一些令人头疼的问题。
那杂货铺的掌柜的，是河北人，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闺女。那个闺女比白话爷大，脸上还有十几颗麻子。她喜欢白话爷，经常背着父亲到市场胡同买馓子给白话爷吃。馓子是一种油炸面食，脆得像冬天水缸上边结的薄冰。
本来，那河北老板也是相中了白话爷，准备把这个闺女许给他。白话爷说，他对这个闺女是不中意的，可是，有杂货铺诱惑着，暗地里的不中意，也变成表面的心甘情愿了。
月亮地里，那闺女说：“你娶了我，将来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白话爷说什么了？
我问他。
他不吱声，老半天，抬起袖子擦了擦眼睛。
白话爷说，要不，这门亲事也定不下来，可是，世间的事有很多是说不清楚的，合，说不清楚；分，也说不清楚。生，说不清楚；死，也说不清楚。
那闺女病了，是一种怪病。
也许是受了潮气，突然就瘫痪了，躺在炕上动不了，一切都得有人服侍。原本请了一个老妈子，可是这闺女太胖，老妈子挪不动她，凡事都得白话爷搭把手。日子久了，老妈子自觉这钱挣得不踏实，支支吾吾地把活给辞了。拿一个人的钱，干不上半个人的活，搁谁脸上也是臊得慌。老妈子走了，临走，帮那闺女擦了一遍身子。
在那以后，端屎端尿，擦身子捏脚，这些事情就都落到白话爷的身上了。
一晃二年。
这一年春天，城外八里堡来了一个老客，听说这闺女的病，就出了一个偏方——三伏的第一天，如果日头爷给脸，天大晴着，就把这闺女背房顶去，脱光衣服，浑身铺上浸麻的叶子，从日升到日落，晒个透，如果日头爷下山的时候，闺女能自个爬起来，这病也就去根儿了。
白话爷就开始掐手指头算日子。
到了头伏的第一天，日头爷早早地就呲牙笑了！白话爷二话不说，背着闺女就上房了，顾不上什么男男女女了——实际上，这二年来，早就破了界线，三下五除二，去了闺女的衣服，平平地放在房盖上。
从麻袋里掏出天麻麻亮时就采回来的浸麻叶子，一张一张地铺在那闺女的头上、脸上、胸上、腹上、臂上、手上、腿上、脚上，绿油油的一片，不见丝点白肉，就这么着，一直到天黑。
那河北老坦儿在房下喊：“咋样啊？”
房上没有声。
急了，再问，声音已经变成吼了。
只见那闺女松散着衣服，一点一点地从梯子上下来了。
将养到上秋，白话爷就和那闺女拜堂成亲了，杂货铺的事，老坦儿不咋管了，全交给了这小两口，他们两个一里一外的，把日子也过得有些声色，杂货铺的门面也显得光鲜亮丽了。
要怎么说世事难料呢！
“八一五”光复，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来了，不几年，就困长春了。
家里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原来的精米行大院里的榆树皮都给扒光了，乌鸦飞走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回来，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冒着绿光的眼睛死盯着“横七竖八”的街面。
杂货铺铁器多，可是，铁器当不了粮食。
没办法，老坦儿起大早上河沿儿了，把河边的洋铁叶子，老灰菜都撸了回来，死活熬了一大锅，一家三口造了个水饱。洋铁叶子和老灰菜都是有毒的，吃多了全身浮肿，再多就是要死人的，可到了这个时候谁还能顾上这么许多呢。那一锅的汤汤水水进了肚，人暂时地安稳下来，关了灯，躺在炕上睡觉，一睡就是一宿又一天，第二天下晚，白话爷醒了，浑身胀痛，他掌上灯，伸手去推身边的人，早已经凉了，硬了。
那闺女没有给他生下个大胖小子，反而是跟着她爹回河北老家去了。
他们死了，除了饿，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不管怎么说，伪满洲国的时候，那是两国交兵。小日本打到家里边来了，还像个祖宗似的指手划脚吆五喝六的。
日本桥那里总是杀人。
有一次，告示说要杀一个盗匪，实际上是一个老抗联。听说快六十岁的人了，腰杆子还是那么直挺。一脸的胡子，额头渗着血，临死要了三碗酒，一口气喝了个干净。小日本要背后开枪，他梗梗着脖子非要瞧着枪口，那架势，像一尊铸铁的罗汉。
不管怎么说，小日本还是欺负中国人的。
有一次，白话爷站在杂货铺的门口，看见几十个“浮浪”被一根绳子穿着，往城门口集中呢。他们在那里上车，被送到煤矿去，下井，挖煤，除了死，想生还是绝对不可能了。他们的脸黄叽叽的，像涂上了一层土，他们的衣衫是破烂的，头发打了绺儿，一疙瘩一疙瘩地盘在脑袋上。
“浮浪”就是盲流子，是一群无家可归的人。
这些故事都是白话爷讲给我的。
只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十一爷，那个闺女不是死了吗？那你咋还有一个十一奶？还有癞头叔？”
每次白话爷给我讲长春城的事，完了之后，我都会这么问他。
白话爷不愿意回答。
他不回答，我就去问别人，问我妈，问我舅，问我叔和我婶，甚至去问豆官和小土，可是，他们给我的答案都是支离破碎的。
我像一个收拾破布头的小笸箩，一针一线地连缀着白话爷的故事。
现在和他过日子的这个十一奶是从河南逃荒来的。有一天，她要饭要到白话爷家门口，正赶上白话爷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吃大饼子，萝卜条汤的香味让这个河南女人走不动道了，他一头栽在白话爷的院子里。
她怀里还有一个癞头孩子，“吱吱哇哇”地叫着哭着，一下子就把大老好、祖父他们招惹来。这几个人都和白话爷比肩，看那个女人年纪还轻，模样也说得过去，就喊来四太奶奶一撺掇，白话爷就成了一个又有老婆又有孩子的一家之主了。
十一奶家是信阳的，都说那里出美女。
十一奶带来的那个儿子长了一头的癞，一年四季流黄水。他长大后是怎么染上“耍钱”的恶习的呢？这个没有人能说清楚，包括祖父。祖父说，有一天，他好像突然发现癞头叔挤在李家粉房的赌局里，两只手抖抖擞擞地推着牌九，一掀牌，竟然赢了一个头彩。
那一次，他赢了二斗高粱，让设赌的人家出了一头骡子，迈着莲花碎步三摇四晃地回家去了。
十一奶是娇惯着他的。
白话爷呢，这癞头叔不是他亲生的，他也懒得管教。
白话爷一心要和十一奶再生一个孩子，可是十一奶肚子里的铜锣被接生婆掏走了，一晃十几年下来，一点响动也没有。
十一奶是供菩萨的。
她炕头的柜子上有一尊送子观音。
十一奶念经的时候，我常在她身边坐着，时间久了，那经文我也能背上几句。
有时，她说：“香炉乍爇，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我知道这是《香炉赞》。
有时，她说：“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我知道这是《回向偈》。
她说的经文咒语多了，可是她和白话爷没有再生孩子。
白话爷家原来是有一只羊的，自从癞头叔学会耍钱之后，这只羊就成了一个奇特的物件了。如果癞头叔赢了，这羊就有了一个或两个、三个伙伴；如果癞头叔输了，说不上是什么样的男男女女就会找上门来，什么话也不多讲，直奔羊栏，牵了羊就走。起先，白话爷还拦，后来，白话爷连拦也不拦了。
祖父说：“小罐子，你十一爷有招治他。”
有一次，癞头叔赢了羊回来，白话爷当天就赶到集镇上去了，这只羊好，卖了一个好价钱。卖羊的钱藏在自己的怀里，任癞头叔怎么问，就说那羊丢了。
有了本钱不怕折腾，至于羊来羊往，白话爷再也不用挂怀了。
有一搭无一搭的，白话爷问十一奶：“他哪来的钱？你给的？”
十一奶一拍大腿，就势坐在地上，带着哭腔说：“我哪来的钱呀。”
是啊，癞头叔的本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白话爷的房子盖在泡子沿的南边，一共三间，窗明几净，没事的时候，白话爷就在炕上盘腿坐着，眼睛望着火车站的方向，仿佛可以望见“小咣当”冒出的一股股白烟儿。
“小咣当”是一趟火车的名字，因为它慢，从我的老家跑到长春才几站地，它得跑一个半小时，所以，人们就起了这么一个外号。
火车也有外号，这大概只有我的家乡那个地方才有的事。
白话爷不说话，是不是想起前房的那个十一奶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身上还会散发出浸麻的味道吗？
关于前房的十一奶，后来的十一奶是不知道的，也没有人会对她说，包括白话爷在长春城的杂货铺子，它们都像尘土一样被封存在时间的大河里了，混在泥沙之中，即使是当事人，也很难分辨了。包括十一奶，如果你问她，信阳怎么走，她一定会吃惊地瞪大眼睛看着你。二十几年过去了，信阳那个地方比她的人生还要远，她走得出来，未必还能走得回去。无论找什么应手的家什，她都会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说：“竹子，竹子。”
后来我长大了，会查地理书了，才知道十一奶的家乡背靠着黄柏山呢，那山里盛产竹子，想必她们那里的人户，生活用品多赖于竹子编成吧？
我印象中的十一奶，无论是干什么活，都在头上包一个蓝毛巾，她的门牙有点大，一笑的时候，满口的牙齿都会露出来。
癞头叔也是。
他龇着牙，抱着一面袋小米去四太奶奶家了，人是没进门，声音就把窗户和门震下了。
四太奶奶说：“你这是干啥呀，我耳朵还不聋呢。”
癞头叔笑一笑，说：“奶奶，我求你保媒哩。”
四太奶奶的眼睛整整大了一圈，脖子也从衣领里伸出来。
她问：“保谁家的闺女？”
“华子哩。”
四太奶奶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吐沫，骂道：“你们是兄妹，还没出五服呢。”
癞头叔拼命摆着手，说：“我和她没血亲，没血亲。”
四太奶奶挪着身子下了炕，一个劲儿地往外推他，“你不怕骂，我还怕骂呢，这骨血倒流的事，我可干不了，干不了。”
“我们没血亲。”
“你爹和她家有血亲。”
“他不是我爹。”
癞头叔的话音还没落，四太奶奶的笤帚疙瘩就已经劈头盖脸地打下去了。
关于白话爷，我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离开家乡许多年之后，从家乡传来的一个消息，说白话爷得了重病了。那病症竟然和前房的十一奶一模一样，他不知怎么着就受了潮气，一觉醒来，除了两条胳膊，全身哪里也不会动了。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癞头叔根本就不是一个孝子。他趁着白话爷病下了，就左翻右找地把白话爷卖羊的钱都偷走了，而白话爷眼见着他偷，不能动，也不能说，除了挓挲着双手，只能让癞头叔得意洋洋地走了。
癞头叔说：“别说这钱，等你死了，这房、这地都是我的。”
这话，白话爷是听实了。
又一天，十一奶去碾房磨面，白话爷颤颤巍巍地把身下的炕席点燃了。这一把火烧得紧，等人们发现冒烟了、火起了，那火势已经蹿上房梁了，虽然守着泡子沿儿，那三间房子还是塌架子了。
这时节，小玲子的脸上也有皱纹了。
靠着窗子，她说：“哎！十一叔，就这么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