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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诸多人物与事件的真实面貌常被层层迷雾所遮蔽，犹如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写的人应知美丑，后人却未必知晓”，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既定的历史评价。

就拿商纣王帝辛来说，长久以来，他被演义丑化，成了荒淫无道的典型代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纣王一生仅有一个后，两个妃，其中之一便是被嘲讽为红颜祸水的苏妲己。妲己实则是纣王60岁时打败苏族的战利品。相比之下，周文王据说有17个儿子，周武王有20个儿子，到底谁更荒淫不言而喻。而且，纣王天生帅才，15岁能擒拿老虎，20岁横扫东夷，将商朝版图推至最大。武王伐纣之所以胜利，不过是周王趁纣王讨伐东夷时偷袭了其老巢。倘若纣王真是昏君，又怎会壮烈抗战？

隋炀帝杨广同样如此。传统史书多将他定义为“暴君”，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新史料的挖掘，部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他的历史角色，认为其形象存在被后世刻意“污名化”的可能。这充分说明，历史评价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应该以更加客观、全面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历史人物。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历史书写中的主观性与复杂性。从多个维度来看，历史的“可打扮性”体现在诸多方面。

从权力视角的塑造而言，官方史书常由胜利者书写，为强调自身合法性、淡化污点，难免对历史进行修饰。例如《史记》中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批判，在东汉班固的《汉书》中便被柔化，这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压力对历史书写的影响。

意识形态的滤镜也会使同一事件在不同阵营笔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像“十字军东征”，在基督教史料中被称为“圣战”，而在阿拉伯文献中则被视作“侵略”，立场决定了叙事的基调。

即便力求客观的史家，也会受限于时代认知。如梁启超等史学家，他们的观点也会受到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历史时，需要对照正史、野史、考古、口述史等多方面资料。就像殷商历史曾被视为传说，直到甲骨文出土才得以印证。

历史确如一位被反复装扮的少女，但每一次“装扮”本身亦是历史的一部分，它记录着人类如何理解自身、如何与过去对话。执笔者手中的笔既是权杖也是枷锁，落墨处既见良知，也烙下时代的囚痕；而后人的目光则是流动的镜，照见历史的深浅，也映出自身的局限。

或许真正的历史智慧，不在于捕获“定妆照”，而在于读懂每一道妆痕背后的渴望与恐惧。在永恒的追问中，让过去成为照亮未来的灯，而非困住思想的墙。我们应该警惕，不要被片面的历史记载所误导，要努力探寻历史的真相，让历史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