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先生们的“口音”
潘凯雄
一九七九年八月在夏日炎炎的武汉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考录取通知，令我喜出望外，终生难忘。对自己高考的“三进宫”本是抱着最后期待的我竟然等到了这等结果，又怎能不喜出望外？于是也就有了有幸结识下述先生们的这些往事。
沈永宝
沈老师是我进入复旦大学后认识的第一位老师，大学四年他始终伴随着我们班，先任指导员后任班主任。当时承担这两职务者多是工农兵学员，沈老师也不例外。对工农兵学员那时多少有些偏见，其实在他们中间也不乏优秀者，沈老师便是其中之一。尽管他在大学时期的许多时间都在从事行政工作，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所热衷的中国新文学史、文学报刊及副刊史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足以改变当时新文学史既定结论的新观点，新近出版的《新文学两百年》中就集中收录了他在这方面诸多研究成果。
沈老师的工农兵身份来自“行伍”，话不多，一口“杭（州）普”中透出一股利索劲儿，看上去大大咧咧，内心其实蛮细腻。班上五十八个同学的秉性他门清，当时大学生就业还是国家包分配，一个萝卜一个坑，虽说不上有绝对的优劣之别，但要做到“风平浪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但当年他与我们班后来的指导员陈尚君老师携手将五十八位同学的分配大抵一一“摆平”，其学生工作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大学四年，沈老师与我交集不多，唯有一次令我终生难忘、毕生感恩。那是大四上学期接近期末的一个下午，天色阴阴的。沈老师竟然来邀我“去大操场一起走走”。这个前所未有的反常举动着实令我惶惶然忐忑不安，一进入操场跑道，沈老师便严肃地对我说：“刚接到有关部门通知，你爸的问题（指1958年因‘历史反革命’加右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后不清不白地在劳改农场又待了10年）现经有关部门甄别已彻底平反，你就不要再背思想包袱了。”听完这几句话，我脑子当时整个就是蒙的，完全不知如何应答，只是嗫嚅着“那我的‘双甲’助学金也该相应做调整，是否需要我写个啥东西？”沈老师不假思索地回复道：“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离毕业还有一个多学期的时间，这两天你立即提交一份入党申请……”
接下来的一切就与本文主题无关了，但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往后的人生之路从这一刻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陈尚君
从大三开始陈老师来任班级指导员，彼时他刚师从朱东润先生攻读完唐宋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初任我们指导员时，陈老师年龄比班上的年长者还略小一点，不能算善言，用柔软的“（江）苏普”聊天时声音不大且略显腼腆，话也不多，唯有说起唐宋文学特别是大唐时才见其眉飞色舞的一面。
关于陈老师的学问我没资格评说。记不清是与一位同行师妹闲聊还是微信中无意说到陈老师是我大学指导员时，她脱口而出的竟是：“哦，唐朝户籍警。”听到这一说法时我绝无半秒钟疑惑，忍俊不禁地给了三连赞；后来陆续又知道了陈老师的“绰号”还有“大唐侦探”之类。但无论是哪个，都极为传神地描摹出了陈老师治学的神采，单看其著述《我认识的唐朝诗人》这个书名就够牛了。而刚面世的《唐五代诗全编》这部校录全部存世唐诗的大型总集更是由陈老师集四十年之功独立完成。整部“全编”共五十册、一千二百二十五卷，收录三千八百余位诗人、五万七千余首诗作，逾一千八百万字。如果将这五十册从地上直立码起，相对于陈老师一米七五的身高，就不仅是地道的“著作等身”，而绝对是“著作超身”。这个“户籍警”可真不一般。
由于关注的专业不同，我与陈老师的交集其实不多，但不曾想到的交集更令人感动与难忘。记得二〇二三年新学年开学之际，“母系”邀我作为老校友返校和新生做个十来分钟的交流。说实话，对此我内心其实是不太愿意的：一犯怵、二犯懒，特别是看到在复旦大学二〇二三年新生开学典礼上陈老师作为教师代表所做的题为“当看到花开花落时，同学你还有眼泪吗？”的精彩演讲时，自己更是不敢开口。只是“母系”指令不能不从，于是便为自己定下了“悄然潜入，迅速返回”的“八字方针”。和新同学的交流时间定在中午十二点半，我便于上午近十一点抵达系里，本想是用个简餐后便“白话”十来分钟，随即直奔虹桥返京。结果一到系里，系主任朱钢先生即对我说：“一会儿陈尚君先生过来陪你。”这句话让我立即惶恐起来。且不说此时的陈老师已年逾古稀，又是国家著名的一级教授，更何况在这种场合哪有先生来陪弟子之理？加之那天天气又炎热。忐忑之际，陈老师大驾已到。能于不期中见到老师，内心自然十分欢欣，只是在这种场合又格外歉疚。从这一刻起到我十三点半上车离开复旦，陈老师始终陪伴。这两小时，在大自然的炙热中，我的内心平添几分温馨。
朱东润
我们入学时，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朱东润先生从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转任名誉系主任。于古典文学领域，我虽“菜”得不能再“菜”，但朱先生这位头顶“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拓荒者、文学史家、文艺批评家、教育家和书法家”等多项桂冠的大名总还是知道。我想不仅自己如此，当时中文系的每一位学子都应知晓且不无仰慕之意。系里似乎也充分知晓我们新生的这种心情，于是在入学不久便特意请朱先生到班上做了一次讲座。说实话，那天朱先生究竟讲了点啥迄今已模糊不清，记住的只是那带有柔软浓重江苏（泰兴）口音的“苏普”。
大学四年，与朱先生唯一一次的“亲密”接触虽不超过半小时，但是终生难忘。那是我们即将离开校园走向社会之际，当年毕业班流行为每人统一制作一本纪念册，前面记有班级名录、四年“大事”和不多的班级活动照片，后面则留了许多白页供老师和同学们题赠留言之用。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这留言页之首便留给了朱先生。从他的大弟子陈尚君老师处问得老人家住址后，便闯了过去自报家门。面对我这“不速之客”，朱先生竟毫不诧异（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当年复旦师生间常态），坐下来后，先生便问我分到了哪里工作。我则不无抱怨地说：原来想去并已定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但在宣布分配方案的最后一刻临时被调整到了《文艺报》。或许是看出了我的不太满意，老先生便铿锵地用他那慢悠悠的“苏普”说道：“凯雄啊，没关系，人是活的。树挪死、人挪活。没关系，人是活的。”随即便在我递上的纪念册上题下了“凯雄同志，不断向前、永远向前”几个“朱体书法”。
四十余年过去，朱先生的那句话、那题词学生断不敢忘怀，且已为事实证明：毕业整二十年后，我还真的“挪”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迄今毕业四十余年，是否“不断向前”，自己无从判断，但至少没敢懈怠。
贾植芳
大学四年，贾植芳先生没给我们上过课，也无缘有过私下请教，但其大名当然“如雷贯耳”。这位后来被“盖棺论定”为“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七月派’重要作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的贾先生前半生经历不可谓不“传奇”：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便先后五次入狱，直至一九七八年九月才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复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三年后恢复教授职称，随即也正式恢复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的教学工作。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职场的第一个单位便是中国作协机关报的《文艺报》。一九八五年七月，根据时任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同志倡议，为跟上当时十分热门的“信息论”大潮，《文艺报》也由月刊改为周报。报纸版面与月刊在结构上显然不同，文章要长短匹配，内容当更加丰富多彩。于是想到贾先生那跌宕传奇的人生经历如果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刊出，其内容当是多么既耐看又可看。记不清是请与贾先生过从甚密的师兄陈思和还是李辉事先在贾先生那儿垫了个话，本人再去拜望，这就开始了与贾先生十多年的交往。
初次登门，加之又是“小学生”拜望老先生，难免紧张拘束、木讷语滞，但贾先生如沐春风的笑容与随性，很快便化解了这种尴尬，唯一的障碍便是他那来自山西襄汾的一口“晋普”，我这“小潘”在他老人家口中就成了“小怕”，好在次数多了时间久了也就能听明白个八九不离十。
说起约稿，贾先生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笑眯眯地不紧不慢地回道“马马（慢慢）来、马马来”；说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些文坛往事则是有说有笑地一套又一套，直至天色“马马”地暗了下来。我见状立即起身告辞，但这已是断断不可能的了。在笑眯眯“喝两盅，喝两盅”的挽留声中，是无论如何再也无法迈开腿了。师母便开始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切香肠片……渐次端上，在“马马”的推杯换盏中继续聆听着贾先生欢声笑语中的文坛掌故。
为了避免师母的劳作，再去看望贾先生时刻意在他午休起后不久即进门，以便到四点半前离开。只是不承想无论假托什么理由，贾先生依旧不紧不慢地要“喝两盅”再走。直至有一次我坚持要走时，贾先生又不紧不慢地来了句“小怕，别走了，咱爷俩喝一次少一次”。此话一出，我眼泪差点流下，赶紧说“不走了，不走了”，于是开始又一次地推杯换盏。再往后，若要看望贾先生，我便索性四点后再进门，反正走不了。
有一天忽然想到：但凡小酌，谁又不是“喝一次少一次”呢？但这话出自贾先生之口，意味就是不一样。
蒋孔阳
与贾先生门对门住着的是蒋孔阳先生，我回复旦看望先生们为了省时，总是将他俩放在同一时间单元，刚开始时还不注意他们间的先后顺序，反正都是先生，都是我要探望的先生。后来知道在贾先生家是跑不掉的要“喝两盅”，于是就有了一个下午先看蒋先生再看贾先生的排序。
大二期末，看到下学期的选修课表上有蒋先生主授的德国古典美学，同学们几乎全选，选修课自觉地转化成了必修课。这不仅是因为美学在当时近乎“显学”，更是因为蒋先生当年也是一位“显赫教授”。
不知道是什么缘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民国时期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的蒋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成了美学教授，且成名甚早。早在五六十年代在有朱光潜、蔡仪、宗白华和李泽厚等几大家参与的美学论争中，蒋先生就得以自成一家，且独树一帜，加之六十年代初又在上海横遭一场“蒋孔阳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更使他“声名大振”。如此“名师”之课岂有不选之理？
蒋先生的论文写得漂亮，深奥的论题透过他明白晓畅的文字变得清晰易懂。比之于他文字的清晰透彻，其口才则大为相形见绌，不仅带着一口“川普”，且声音既不大又不亮，加之偶有口吃。一学期德国古典美学的课程听下来，还不如读他那本同名专著来得酣畅痛快。即便如此，先生的课堂依然座无虚席。
找蒋先生约稿，是一件痛快的事：有就是有，写不了即写不了，有时还会主动赐稿；找蒋先生聊天就相对有点费劲了，先生不善言谈，好笔耕。师母濮之珍先生（著名语言学家）有时也参加闲聊，那我就更尴尬。与濮先生我其实也很熟了，但蒋先生每次都要一本正经地对师母介绍：“凯雄同志很好，对我帮助很大。”每逢此时，都是濮先生的一句“孔阳，我知道啦，这话你都说过好多次了”将我“解救”出来。
章培恒
入学那年，章先生正在日本神户大学访学，因而对这位刚入中年便声名鹊起的先生只能闻其名而不见其人。直至大一期末班主任向我们通报下学期课程安排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下学期你们中国文学史的任课老师是章培恒先生。”
于是，新学期伊始，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章先生在我们的期待中“闪亮登场”，果然不同凡响。在那个老师授课多着蓝灰色中山装的日子里，章先生内着雪白挺括衬衫、外穿一身深蓝色西服，且还是那种贴身的日本款型。的确“帅呆”，只是当时似乎还没如此夸人一说。
不过帅归帅，只是先生一旦讲起课来我们根本就顾不上欣赏了。不能说先生授课生动风趣，但却是严谨扎实、密不透风。只见他双手往讲台两边一撑，双眼下垂，讲台上却并无片纸，除去“那个那个”这句口头禅或某个名词的板书外，全无半句多余。所幸语速不快，紧锣密鼓地记录大体也能全单照收，只是一节课听下来真累。我曾认真地抽看过自己这门课的笔记，几乎不用做什么调整修饰就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论文。佩服！
对我们班，章先生似乎“情有独钟”。继授毕汉以前中国文学史这门必修课后，又先后为我们开设了晚明文学研究、《西游记》研究和古籍整理三门选修课。我虽未全选，但仅就自己所闻一个最深切的体会便是：章先生授予我们最重要的绝不仅是知识，更是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思路与角度。比如在讲到晚明文学时，就特别强调“欲”这个点。这个核心观点在他后来与骆玉明教授合著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就得以充分阐释。人们尽可以不尽同意他的这一观点，但你不得不承认其有道理，晚明时期毕竟是我国市民阶层兴起与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发端。
章先生不算善言，看上去极严肃，内在却很宽厚柔软；虽专攻古典，阅读面却颇宽。毕业那年，我曾为当时的毕业生分配政策在他面前有过不切实际的激烈言辞，先生只是默默听着不做任何解释。二〇〇三年初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的十年中，他让我寻找的唯一一套图书竟是二〇〇〇年开始出版的与古典无关的“新文学碑林”。
和章先生的最后一面终生难忘。大约是二〇一〇年下半年，耳闻先生健康状况已堪忧。恰有机会公出上海，我便抱着一试的念头请他助手转告：能否共进个晚餐？不承想先生竟欣然同意。饭局终了往外走时，见先生皮鞋带散开，便一边提醒先生一边蹲下欲为他系上，先生却轻声回答：“我脚肿，平时都穿布鞋，今天为见你特地穿了皮鞋，但鞋带只能这样松着。”此时，我眼泪再也禁不住外溢，只好继续在地上蹲了一会儿……
潘旭澜
说起来有点怪异，我这个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主业方向者在复旦四年竟然没在课堂上听过首位中国当代文学教授潘先生半分钟的课；但从即将离开校园时起到二〇〇六年七月一日潘先生辞世的二十余年中，究竟听过先生的多少教诲、蹭过他家多少顿饭则着实数不清。
与潘先生的交往当从一九八三年夏季说起。大约是因为他与时任《文艺报》的几位中层干部如谢永旺、刘锡诚和陈丹晨等相熟，因此在获悉我被分至《文艺报》工作后，便请班主任沈老师捎话让我去他家聊聊。于是在七月初的某个晚上拉开了我与潘先生长达二十余年“亲密接触”的帷幕。具体聊了些什么现在已有些模糊，只记得一口浓郁的“闽普”口音和慢条斯理的节奏，以及他所了解的《文艺报》之人与事，并勉励我努力学习，尽快进入角色，等等。
这以后，我但凡去沪，潘府乃必停之地。白天去是聊天加蹭饭，晚间去则是喝茶加聊天，地点则一律在潘府，餐厅我是坚决不去，只想要师母烹制的家常菜。唯有一次师母无从脱身，潘先生便将还在求学的长女潘向黎召回主厨，以至于现在这位著名女作家说起此事还悻悻然。无论白天还是晚间，小酒总是不可少的伴侣，量虽不大但必须有。前十年，文学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接下来的九年，啥足球、两伊战争、经济改革……几乎无所不聊，文学则几乎不再提及，唯因我离开了《文艺报》；直至二〇〇三年我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学才重新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如果我来评价自己与潘先生二十余年间聊天话题的这种转化过程，唯有“善解人意”四字，这样一种温暖终生不会忘却，也唯有自己能够体味。
作为全国首位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潘先生门下硕士博士弟子无数。坊间传言，潘先生对自己弟子一面关爱有加，一面要求极严。即便是他的首位大博士，现在个性迥然、威名鼎鼎的王彬彬也曾被潘先生训得低眉无语，以至于师母不得不以吃饭为由而打断。相比之下，我确是够幸运的了。在与潘先生二十余年交往中，唯有一次招惹得他老人家不开心的是先生在编撰《新中国文学词典》时令我也为自己撰写一个词条，那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的事，先生之令其实不是我有意不从，而是真心以为自己还不够格，不敢硬拒便只好软耗，拖了好些时日，先生催过数次也装聋作哑。逼得他来信放出一句狠话：“连你潘凯雄也不支持我的工作！”吓得我赶紧放弃抵抗，乖乖地编就一条呈上，这才息了先生之怒……
徐俊西
徐先生是我们入学时系里的党总支书记，在校四年中他先后搭档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和古典文学家章培恒先生组成中文系的领导班子。我们毕业离校后，徐先生先后“官”至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或许是因为他的这种身份，加之又没给我们授过课，因此在校时我与他几乎没啥个人的交集，所谓严肃、寡言的印象亦纯属个人想象。
与徐先生熟悉起来也是我到《文艺报》工作以后的事了。因被分配在理论部工作，这才知道徐先生亦是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其论文《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在当时文坛就引发不小反响，乃至触发全国性争鸣。可见自己当年的孤陋寡闻与无知。
对刚参加编辑工作且承担一个整版责任编辑的我来说，能有几个自己熟悉的知名作者是何等的重要。既然知晓了徐先生所长，遂主动“打”上门去，况且学生求先生也没啥颜不颜面的。于是徐先生的《也谈文艺的主体性和方法论》和《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思考》等论文就都是经我责编见报并在当年引起一些风波，当然用官话讲就叫“争鸣”。
这一来二去，与徐先生自然就熟识起来。即便如此，他依旧比较寡言，请他写稿或提供点帮助，诸如请其联系王元化先生接受我的专访等，他一般都是“嗯嗯”两下，既不否定也没承诺，一时让你七上八下、心里没托底。过上一段长短不等的时间，稿子寄来了，电话打来了，告知啥时去王元化先生家中采访。几个回合下来，我在徐先生面前的拘谨也随之消失，请其办事也就没大没小地变成了“命令”口吻。
坊间曾风闻徐先生与前文写到的章先生和潘先生三人不时会小酌一番，且徐、章二位酒力还甚强。而在我印象中，潘先生语速虽慢但较为善言，其他二位均为寡言者。于是免不了暗自想象，这三位先生小酌起来会是个啥模样？答案自然无解。
徐先生膝下两公子皆出息，他先后数次对我说：准备携师母离开上海去和子孙一起生活，只是没几个月后又出现在沪上，可见还是自己的家好。
不幸的是，徐先生晚年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看上去，他似乎失去了与人和社会交流的能力。可我常暗自揣想：谁知道呢？徐先生或许正在自己的世界里安静地继续着他的思考呢！
徐先生保重！
夏仲翼
夏先生是我们学校外语系的名师。和章培恒先生一样，也是给我们持续授课时间最长的教授。从大三开始，先是给我们讲了一年外国文学史的必修课，从古希腊罗马一直贯穿到十九世纪末。接下来意犹未尽，又继续开了外国现代派文学研究和苏联“解冻”时期文学研究两门选修课。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喜欢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课。个中缘由我想自己是理解的，只是不便说破而已。
当年中文系多数先生上课时都是身着中山装、比上课时间提前一点进入课堂，而住在市区的夏先生则基本是身着夹克衫、踩着铃声、拎着一个大皮包气喘吁吁地闪进课堂，换上一副眼镜开始授课。
夏先生说话频率不算快，但富于磁性的声音很是悦耳也易于做笔记，唯一的障碍是在说到不少外国作家人名时经常用外语直接发音。在他看来这或许更加顺畅，而我们则要顺着那发音转化成中文才能记录下来，遇到自己过去不熟悉的作家就难免梗住，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夏多布里昂。通过夏先生的授课我们才知道这位才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真正奠基人，而当时我脑子里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则只有雨果。
夏先生讲外国文学史，重在史：在过程、在运动、在发展、在流变。这条历史长河，如何流淌过来？每个节点上又留下了哪些浪花？彼此间存有什么关系？先生如此一路捋下来，数千年外国文学流动的长河开始在我脑海中清晰起来……
至于在那个时点能够开出外国现代派文学研究和苏联“解冻”时期文学研究两门选修课更是见出夏先生的学识与胆识。那时外国现代派文学尽管已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活了近一个世纪，但在我们这片土壤上，除去三四十年代“灵光偶现”外，其余基本一片空白。记忆中十分清晰的是，当夏先生的这门课行将结束时，由袁可嘉和董衡巽两位先生联合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下）这套被称为“启蒙读物”的图书才刚开始上市。至于苏联“解冻”时期文学研究在当时则更是近乎盲点，尽管我们耳闻过《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些作品大名，但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及所曾激起的涟漪则全然不晓。
两年下来，夏先生传授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是学问，更是视野、是格局、是方法；是为学、为文、更是为人，这些都是何等的珍贵。
我在《文艺报》理论部工作时，关于世界文学的介绍与评述亦属本部门的职能之一，因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先生都保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包括请他撰文，但更多的是我单方面请教。
遗憾的是在二〇二三年五月，可恶的病毒夺走了夏先生的生命，我也痛失一位可敬可亲的先生！
本文结束之际，还想坦言自己写作时的一点“纠结”。拙文确有一些先生们对我个人的好乃至“偏爱”的内容，这是否有“炫”之嫌？说实话，不写这些自己内心虽有遗憾，但却显出低调。现在之所以坚持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我们的许多先生特别是老先生，他们骨子里就是存有这样一种“基因”：面对弟子，无论是谁，先生们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立言、立行、立德”的践行者，他们无非只是通过自己的言与行在无声地传递着一些自己的理想或意愿，期冀着和自己的学生们共同持续促进社会的改良和人性的进步。
本文作者 潘凯雄
原文刊登于《随笔》2025年第3期，经授权转f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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