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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的版图上，撤点并校正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现象。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学校结构调整，其背后隐藏着激烈的资源争夺战，而身处其中的教授们，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革，高校撤点并校的现象愈发频繁。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相关文件显示，多所公办高校被撤销，例如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在 2017 年整体并入福建商学院后，最终被撤销。在此之前，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福建警官职业学院等多所高校也面临同样的命运。这些被撤销的高校，有的是因为自身发展受限，有的则是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优化资源配置而进行的调整。

学位点的撤销也是撤点并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名单显示，各大高校或单位撤销了大量学位点。吉林大学的教育技术学学位点，由于近几年招生困难，大部分学生靠调剂，最终走向撤销。该学位点仅有 3 位教师和 6 名学生，且连续多年发布招生调剂信息。在撤销学位点的学科中，软件工程和应用化学位居前列，四年间，共有 74 个软件工程学位点被撤销。学位点被撤销，或是因为 “外部压力”，如教育部专项评估结果中的 “不合格”“限期整改” 等；或是高校或单位结合办学定位，自主撤销、动态调整学位点。

撤点并校的背后，是激烈的资源争夺。对于高校而言，资源意味着发展的机会和实力的提升。在 “双一流” 建设成效评价和学科评估中，学科是重要的评价单元，这直接关系到学校未来的资源分配。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高校纷纷对学科进行调整，保留优势学科，裁撤弱势学科。

在这场资源争夺战中，教授们成为了直接的参与者和受影响者。在一些高校的学位点调整过程中，教师们尤其是教授们，与学校展开了 “拉锯战”。一所东部知名高校计划撤销 5 个学位点，消息传出后，拟调整学位点的资历较老的教授们，抱着学术成果跑到校长办公室据理力争，想方设法保留所在学位点。因为学位点的保留，不仅给学科留下发展的根据地，也关系到年轻教师的去留和相关学术研究的延续。一位拟裁撤学科的负责人担忧，学位点在自己手中被撤销，几代学人的心血将付诸东流。

对于一些年轻教授来说，学位点的撤销或学科的调整，意味着他们需要重新规划自己的学术道路。在某高校面临学位点撤销的专业中，年轻学者张华不得不改变研究方向，向学校的主流学科靠拢。主流学科的带头人多次动员他，希望他能转投麾下，这样在学科评估时，张华的成果就能被算作主流学科的成绩。然而，并非所有教师都能如此幸运。一些教师可能会被分流到学校相关专业，但接收的学位点会综合考虑教师的专业知识背景、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科研产出等诸多因素。部分教师可能最终不得不重新确定研究方向，甚至离开学校。

在资源争夺的大环境下，高校科研项目中的 “外包” 现象也对教授们的生存产生了影响。在纵向项目中，一些导师将基金申请书的撰写任务 “外包” 给博士生，甚至出现 “博士生参与项目评审” 的灰色操作。而在横向项目中，博士生凭借低成本、高产出的优势，成为导师内部 “消化” 科研任务的首选。这种 “外包” 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授们面临的科研压力，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学术成果同质化、数据造假频发，严重影响了学术质量；另一方面，导生关系异化为利益交换链，导师成为 “包工头”，学生沦为 “科研民工”。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们既要应对科研考核的压力，又要处理与学生之间复杂的关系，生存状态愈发艰难。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高校撤点并校的博弈以及资源争夺战，反映出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在追求资源和排名的过程中，高校的决策往往忽视了学术生态的平衡。学科之间本应形成交错融合、互为表里、相互支撑的生态关系，但现实中却变成了生死存亡的竞争关系。一些高校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功利性地 “错杀” 弱势学科，这不仅影响了人才培养的结构性，也破坏了学术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

高校撤点并校博弈以及资源争夺战背后，教授们的生存状态充满了挑战和无奈。这场博弈不仅关乎教授个人的学术生涯，更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高校在决策过程中更加注重学术生态的平衡，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和监督机制，让教授们能够在一个公平、健康的学术环境中发挥自己的才能，推动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