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遗作：我的童年时代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文主要内容，标题系编者所拟。（周百义）

 1947年，解放大军南下。父亲时任昔阳县委委员，即从军入伍随队过了黄河。母亲马翠兰时任昔阳县妇救会主任。因父亲离去，母亲便写信给去河北学习的舅舅，告诉舅舅，我父亲已在河南栾川剿匪，将要派一个班的战士到黄河岸边接母亲南下。母亲在信中约舅舅在黄河岸边见面，姐弟一块儿去寻找我父亲。

当时，母亲常年在昔阳，看外部世界一片模糊。舅舅是一个未出山的毛头乡间小伙子，对“黄河”更是一无所知。“黄河岸”是个什么概念？黄河有多少渡口？黄河有多长？姐弟俩都是茫然。 但即使此种情况，姐弟二人从山西从河北也就各自出发向黄河迤逦而行。

这样的约会，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是两个瞎子向黄河岸靠拢，一点也不靠谱。但在当时形势下，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家的“黄河之约”就是这样，姐弟同赴黄河。

那年我两岁多一点，母亲抱着我冒了大雪，穿越太行山到了黄河边。

这真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奇特景观。黄河是那样的狭窄，被两岸的山夹得紧紧的，一道黄色的河从中间冲决逆回，白浪卷着急风大雪在山谷河岸穿梭急进，黄河中狂浪滔天，雪白的浪花泛着黄光一层又一层，有一人那么高，带着可怕的呼啸声层层向岸边压来。苍黄的天穹下是在寒风中瑟缩不止的帆船，满是淡黄色的白帆在风中不停摇摆，一派淆乱混杂……

母亲停止了脚步。寒彻骨髓的天气，使她下意识地抱紧了我的襁褓。她就站在岸边，目光盯视着岸边的路，在风雪中向远处眺望。

不可思议的是，舅舅真的来了！精精干干，打着绑腿从远处走来。大约当时步行的人很少，等得头上渗微汗的母亲便远远高喊了一声：“文兰！” 姐弟两人就这样见面了。

事后我才知道舅舅也是心里迷离混沌着日夜不停赶来的。他知道解放军大军要渡河南下，所以他一路靠着大部队车队、马匹、骑兵走过的道路猛追穷走，居然真的见到了姐姐——一块儿乘船南下了。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的情节，舅舅一见姐姐便问：“解放呢？”母亲把我递了过去。舅舅解开看时，因为包裹包得太紧我已憋得停止了呼吸，他们又紧急抢救，等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才上了船……

从黄河渡口奔栾川，朝的哪个方向，路况怎样，有无土匪截击，骑马还是步行，我已基本没有记忆，因为年纪毕竟是太小了。只记得父亲部队派了一个班送我母子二人。一路都是残冬景象，满山凋零的树上面还是偶尔挂着枯叶，在怒吼的山风中瑟瑟发抖，突然一阵疾风卷过来，会将山上的落叶卷入半空云中，在疾风中狂舞，在云端中旋飞，飘飘起落，缓缓落下山间。山谷的道路上不知有多少时间不曾清理打扫过，只见山上山涧都是断落的树藤， 马匹走在夹山小道上蹚得枯树叶哗哗作响。似乎一路都是这个情况，插天的 山峰夹着一条羊肠小道一样的“大路”，蜿蜒起伏，曲曲折折向南延伸。母亲就带着我，有时骑驴，有时乘马，前行队伍前面和后边一样是几个挎着冲锋枪的一声不吭的战士，听班长一人吆呼走向栾川。

但我饿了。路上根本没有饭店，街市也是没有的，只是偶然在离大路百余米的地方，在山间与道路相通交口处，可以看到破败的小庙，偶尔见到有居住人家黄苍苍地掩映在灰暗的天穹之下。这种情况下的饥饿，今天我们明眼人一望可知：谁也没有办法。护送我们的战士也是面面相觑，看着大哭的我一言不发。我的母亲那天脾气还好，似乎没有打骂过我，只是把我拖到路边大石头上，指着山头逗我：“你看看，你看看这山和我们太行山比起来怎么样？”

我环顾了一下，眼泪立时又复，一声大哭。

“不要哭了，别哭了啊！”母亲按捺着性子拍着我，“告诉你啊，这个叫伏牛山，那边是老界岭，那边是老君庙，庙里有和尚，还有香客，这座庙里养着的是道士。他们信太上老君……”我身子一挺，“哇”的一声大叫着向后仰去。

“别哭，别哭！你看南边天上是什么？”

这倒勾起我的兴趣：天上能有什么东西？我立时停止了哭喊，睁着泪眼顺着母亲的手指在天空中寻找，果见向南偏西处有两个红色的五角星在空中缓缓飘飞着。似乎在向东，似乎又是不动的。现在当然知道那是风筝，但在当时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东西，顿时也就被吸引得忘掉了哭泣来由。

但栾川县城确实是不远了，那两只风筝就是县城里人放的。新中国成立 初期，栾川县似乎就是这样，到处是穿得花里胡哨的学生干部，还有成群的从乡里赶来的山民聚集在一处开会，满街都是歌声，抗美援朝的居多。“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三头黄牛一头花……”白天满街的歌声和来去 匆匆的人流，织绒绒帽、编篾子、卖鞋的，还有冰糖葫芦之类的小吃，牛羊肉汤铺，虽是杂乱，气象是很足的。到夜晚，不到黄昏，街上便没人了，满街人群都消失了。空荡荡地昏昏苍苍地走向暗夜，随着夜色安定，满城变得 一片黑暗。只听见“呼”的一阵，待一会儿又是“呼”的一阵吹得满城风声。

这是栾川最容易被人记起的天籁之音——风声。我在栾川约莫一年吧，至今仍在耳边呼唤我的记忆的自然景况便是风。

我随母亲下榻在栾川县公安局。这昔日似乎是个大地主的宅院，已经相当破败，靠在栾川县东南隅近郊。中间大院是宅院，四合院东边是车马房， 西边是马厩房，贴着正院南北两溜。正院西厢院外是一株粗可环抱的大梧桐， 东边厢房院外则是一种高约三层楼的大梨树，我和母亲就住在西厢房南头房间。

梧桐树是一种好树，母亲似乎很喜欢它。从离开山西到了河南，母亲的居处院里院外似乎总有那么一株梧桐。这树干净，树荫重，个子高，树下可以摆茶桌、打扑克、下棋。夏天可在树下乘凉，搬个躺椅一杯茶即可在树下消磨时光。这树也有毛病，一是春夏之交树上容易生白毛，白毛落地沾上便化，地面因此变得有些像油泼一样；二是声音太大喧嚣不堪。我在栾川不记得它 有落毛的毛病，但它的吵闹声我永远记下了。一般来说，黄昏人定，风声便起，街上的浮土吹得有房许高，树梢、屋檐下的风啸初起，发出一种孤零零的令人起栗的似惊颤一样的声音。处在各门户飘摇曳动的灯火下，远处的高峰、近处的低峦显得黑暗而幽沉。院外的梧桐树这时只是碎细的声响，有时 风来也会发出轻微的敲拍声，那种敲拍声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响。除此之外， 整个县城都沉在越来越浓的昏暗和无边无际的幽深之中，街市上被卷动的枯 树叶子顺着墙根时动时停，诡秘而且怪异。待到天黑，家家灯光亮起，街上、 房上就越来越模糊了。那时的老房子，房上、墙头上长的有菜，茼蒿长叶伏 在房上，白天不留神看不出来。这时候，风在夜影中浮荡，这些菜才开始起 伏拉推，在墙头上、房上昏暗的夜色中蠕动波涛似的翻滚，拍打得房瓦和墙 头上窸窸窣窣，满街满院子都是它们在欢叫。这时的梧桐树大叶片也开始活 动，坐在窗前的灯光下向斜上方看，绛黑色的底板一样的天穹上，满天都是梧桐叶子，在风中狂乱地摇摆着，剪影一样清晰，像无数人聚集在一处时紧 时慢地拍手鼓掌欢叫。这时的风越吹越狂，梧桐树的大叶片完全不再维持它的矜持和庄重，从粗枝到细枝，直到树叶，在风的肆意嘶吼中狂乱地倾斜碰撞， 碰着撞着绞着在风中发出“吱吱……嘶嘶……哗哗……”的声音，还有一些 细碎的星星点点的东西顺着风势下来，落在瓦上也会不时地沙沙作响。狂风仿佛余威不尽地从房屋的破窗门缝处挤进房间，从房角漏气中挤进来。屋子里点亮了大蜡烛，它会被挤进来的风吹得摇曳不定，忽明忽暗忽灭。屋顶的天棚也是芦苇织的，安放得似乎也颇不紧凑，顺着时不时进房的风上下鼓瘪起落。半夜时风最大最狂，窗外完全是黑的，房内灯烛摇曳，拍窗打门摇树 的景色都是看不见的，肆意的狂风吼天叫地的，好像天地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件东西，那就是风。这种夜令人终生不忘。那风疯狂扫掠着空旷的大院，时而低吼，时而呜咽，时而叹息，忽地又是一阵狂叫，哗哗声、沙沙声、 啪啪声、呻吟声交错不停地在耳畔撕扯，时而变得低沉不可揣测，陡然间撕布裂帛刺耳震心，终夜不止。这家地主的房子也是陈年老屋了，四面走气， 八方漏风。母亲出去开会是天大的事，她把蜡烛点好，门窗弄严，就放我一人在家听风，一直要听到半夜之后，院子里有了脚步声，沙沙地踩在风地里越走越近，开门进人……我知道这是母亲“工作”回来了。偶尔，母亲也有“工作”的时间较短的日子，那我就不听风了，不然就一直听下去。听到这风将屋子吹得似乎要飘起，柱梁檐都受不了这么强劲的风发出咯吱嘎嘎的呻吟， 然后待还是那样母亲回来，几乎在这个瞬间我就睡去了。

我在后来的年代里，到了陕县，到了洛阳、南阳，又参军到了辽宁，在辽西的大山里长年参加国防施工。各地各山也都有风的，但没有一处能给我留下栾川县那样令人终生难忘的印象。几十年后，我写书期间曾又赴过栾川，那时是白天，觉得山并不是我记忆中的那样高，街道干净宽敞平整，毫无“风 的痕迹”。阳光下，青山下，到处都是攘攘熙熙的欢笑人群，显得富足而且令人满意，与我去栾川时那样凄凉、萧瑟、冷僻的地方有了天壤之别。 这就是时代。

爸爸调到栾川是做剿匪工作的。栾川这地方，向西进入陕西，向东向南 都是进入河南，地处伏牛山中段，伏牛山是道教圣地。这里当年也被称作土匪群居的深山县区。我到栾川时全县似乎连一条公路也没有，或者有，那时还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从洛阳出城向南，第一个县城便是伊川。从洛阳龙门到伊川那时还有一大片湿地，漫天长的都是芦苇、牛蒡草、水草之类的东西， 现今已经是基本上看不到了。穿过伊川，再向南行就进入栾川境内，跟中心城市远隔山水，又在省边，又在深山区，满山都是荆树——这种地方天生就是土匪出没的地方。父亲在栾川，我基本上没见过他，他天天在忙，母亲倒 是天天见，可是她也忙，只有喂我吃饭、晚上睡觉时她在，剩余时间也在忙。 但忙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只知道“爸爸在打仗”，妈妈在“保护”（保土），时不时地开大会，可看到“打仗”的信息：战士们在大会场四周布上机枪守在阵地上，一队又一队的兵士开过来列队排序，背着枪静坐听主席台上的人讲话，这就是开会。我有时就在部队座位空隙中穿梭摇摆，也没什么事。用妈妈的说法，这叫“显摆”，其实我心里想：机关别的小朋友们都到了会场，谁能在这样的场合钻天入地地“显摆”？我就比他们强！部队上的叔叔们不嫌弃我的“捣蛋”，反而很是亲切。我从人群中穿过时，有的递块糖，有的往我口袋里塞几块饼干，吃不吃的，反正玩了，心里得意哪。也有几次， 看到拉下来的伤员，有的断了腿，有的少了手指，有的没了胳膊，坐在担架上， 躺在床帮上，坐在土味的轿子上，拉在板车上被带下来，血淋淋的，弄得病床上被褥上都是血污——这时，能感受到我们离战斗地点不远。还有每天晚上， 妈妈都要擦枪：用绒线抹上黄油，擦一堆小黑鱼一样的手枪机件，擦好了再仔细地放回——天天如此。我长大，到了部队也发了手枪，如不开枪，手枪不需要天天擦，这我知道。但在当时，妈妈的这一举动并不能让我和战争联想到一处。但小型的战斗场面我还是见过的。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春夏之交，因为天气开始热了，我和妈妈都穿上了单衣。突然有警报，有小股匪徒进攻公安局，我和妈妈被安排至公安局大梨树东南的土坎下。战士们都在那边打，我什么也不懂，只听见“啪啪”的枪响，子弹“嗖嗖”地在近空飞过，打在土坎上，打在用来浇菜的铁槽上，打得吱叮吱叮作响，可以听到战士们在掩体中抽烟、说笑……剩下的事就记不得了，记得的事像电影胶片一样留在脑海中。

栾川的事，大致就是这样的。这时候父亲在团里做政治处副主任，母亲则是栾川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主任与股长是多大的官，我没问过，只知父亲在栾川拉出了一个团，原准备参加抗美援朝，但到了东北，朝鲜战争结束， 没去成。母亲原是昔阳县妇救会会长，到栾川是降了级。父亲也降了级。他从县委委员入伍降成了副指导员。在栾川听母亲说她不在乎这一级两级的，只要新中国政权稳住就成。我在栾川时，和父亲一个城，但我在那里没见过他， 以后见了他，他也是跟母亲一样的态度。

（本文选自《二月河文存》，河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