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战争诗中的家国情怀
潘嘉瑜
本文提要：“战争”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文人创作频率较高的题材之一，“三曹”不仅在这一时期扮演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角色，还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他们创作出了许多富有文学性和情感性的战争诗，或慷慨激昂，或情真文婉，或景象凄清，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产生深远影响。以“三曹”部分战争诗为例，对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进行分类和比较，可以进一步挖掘出这些诗歌中独具文人风骨的文本价值。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局面加剧，黄巾起义爆发，诸侯纷争不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直至曹丕代汉自立，战乱依旧频繁。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同时又是重要的军事家、政治家，“三曹”笔下有关战争的诗篇不断涌现。不过，“曹操、曹丕、曹植三人生活的时代、身份地位、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等存在着差异”，其战争诗亦呈现不同的特点。这些诗作深刻反映了他们对战争的独特视角，而且由于三人身份存在差异，其笔下战争诗所描绘的情感也各有不同。
据统计，三国时期战争诗有102首，其中“三曹”所作就占了36首（曹操10首、曹丕11首、曹植15首），均有其独特的情怀内涵与现实含义。“三曹在诗歌当中对长城间接或直接的书写是他们对天下一统的渴望的书写，是他们为天下一统所做功业的书写，也是心怀当中对天下安宁的渴望的书写。”此处所定义的“家国情怀”，是主体对统一的一种认同，也是推动统一的思想和理念；其基本内涵涵盖家国同构、统一意识以及仁爱之情；其实现路径着重强调个人修身、对亲情的珍视以及胸怀天下。
一、“三曹”战争诗具有爱国之情怀
（一）曹操作为领军人对战争大局的俯瞰
“三曹”生活的年代战火连绵不绝。自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以来，他逐渐实现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在大众心中，曹操首先是一位军事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把战火的纷扰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在诗中展现了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即便他是站在较高的视角进行俯瞰，人们也能从他的诗中感受到他作为文学大家的非凡气度和深厚的家国情怀。“曹操擅长四言诗，诗风气韵沉雄，慷慨悲凉，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奠基一种新的气象，引领时代的审美风尚。”曹操的战争诗总体上体现出他作为领军人物对战争大局的宏观审视，那种心怀天下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清晰可见。若进一步细分，其情感可分为三类：一是对行军途中艰辛的感叹；二是对统一天下伟业的渴望；三是对遭受战争之苦的百姓的怜悯。
曹操在建安十一年（206）春亲征高干的途中，于鞍马间创作了《苦寒行》，其中有一段直接描写了行军的艰难。《苦寒行》通过描写攀登太行的艰险，展现了行军途中的惊惧、悲哀与沉重之感，体现出曹操对行军的辛苦以及战争的持续已显露出疲态与哀愁。当然，曹操认为结束战争的最佳方式就是在战争中获胜，从而建立功业、统一全国，这种以战止战的思想融入他的诗句之中，表达了他对统一天下的强烈渴望。脍炙人口的《龟虽寿》便体现了这一情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此诗作于公元207年末或208年初，当时曹操已平定乌桓叛乱、消灭袁绍残余势力，正准备南下征讨荆、吴。此时的他已53岁，诗的前文已提及自己的年迈，为诗歌增添了一丝哀愁之感，但此句却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一统天下的渴望与乐观，展现出了极富热情的英雄主义情怀。曹操的《蒿里行》创作于初平元年（190），记录了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诗中揭露并批评了袁绍等人各怀私心、畏葸不前的行为，表达了对百姓在长期战乱中所受苦难的关怀与同情。
曹操不仅能关注到人间疾苦，还时常有情感细腻之处，他言说了军旅游子的思乡之痛：“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他引用《诗经》中周公东征的篇章，以军事家的远见卓识，执文学家的生花妙笔，无论是描写行军的艰苦卓绝，还是抒发统一北方的踌躇满志，抑或展现战争背后百姓的苦难，最终都指向了他心怀天下的情怀。
（二）曹丕作为政治家对战争后果的体味
曹丕前半生多次随军出征，目睹了无数战争场景。甚至在他十岁时，便已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他在《典论·自叙》中回忆道：“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在宛城之战中，曹丕唯一的兄长曹昂和父亲曹操的得力部将典韦离世，年幼的曹丕成为第一继承人，从此背负起更多的责任与义务。此后，再加上父亲曹操的有意栽培与锻炼，曹丕多次投身正面战场。后期（220年后），曹丕除了御驾亲征，大多时候处于幕后指挥。但无论身处何种位置，他长期积累的文学素养和独特心性，使他对战争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和见解，这些都在他的战争诗中得以体现。
曹丕与父亲曹操不同，曹操半生征战沙场，而曹丕更多时候处于政坛的位置。他较少直接描写战争场面和行军画面，这与他的个人性格也有关联。他的战争诗多从情感入手，风格凄婉哀愁，情感细腻而表达舒缓。相较于父亲，曹丕的战场功绩相对较少，文人气质更浓，但这也使他更能从百姓的角度看待战争，创作代言体诗，这是“文人气”和“帝王心”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战争，曹丕笔下的乱世文学具有抒情之效，更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
《燕歌行》作为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曹丕采用了思妇视角描绘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思妇的温柔情思无处寄托，皆因战乱使游子远离故乡。诗中虽没有对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但那种痛意却让人感同身受。有人或许认为这只是儿女情长，实则这也是一位君王心怀天下最细腻的体现。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评价此诗：“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从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径酣谪。殆天授，非人力。”这种自然流露的凄婉情感，更能体现出曹丕的心怀天下。除了描写在家中等待战争结束、游子归来的亲人，曹丕在《陌上桑》中也抒写了从军人的心态：“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短短几句，直接写出了从军人的思乡之痛，“万里客”一词更让人心碎。这也让人联想到曹丕《杂诗二首》中的“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之句。曹丕敏感的心绪赋予了他自然的文学天分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思乡之情上又增添了一份对异乡的恐惧，尽显从军的哀愁。至于描写曹军南征的《黎阳作诗》三首，其二描绘了行军的艰苦状况，其一与其三则表达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
（三）曹植作为文学家对赢取战争的渴望
曹植身为曹操第三子，既无继承父业的沉重压力，也基本不必投身正面战场，而且他心性洒脱放浪，因此文人气质更为突出。尽管曹操曾在世子争夺中对他寄予厚望，但最终他还是输给了兄长曹丕，相对而言成了军事上的“闲人”。以建安二十五年（220）为界限，曹植前期诗作多歌唱自己的理想抱负，后期诗作则大多流露出请求自试的渴望与悲愤之情。
曹植的政治地位低于父亲曹操和兄长曹丕，文人气息更浓，情绪也更为热烈动人。在他的战争诗中，《白马篇》表现得最为直白。曹植与他兄长在对诗歌气氛和流动性的把握上存在明显差异。曹植的诗歌气氛热烈积极，在描写游子时，他通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塑造出一位积极飒爽的游子形象，和曹丕笔下忧愁满腹的游子截然不同。而且曹植诗歌的空间流动性也更为强烈，那种热烈之感扑面而来。相比之下，曹丕更擅长描绘流动缓慢或静止的画面，营造出一种氤氲的氛围。
曹植的一生都在等待被任用，创作战争诗大多是为了求取自试的机会，剖白心迹的渴望溢于言表。因此他作诗更多地侧重于忠君爱国，而非心怀天下。在曹植后期的诗作中，《杂诗七首》的第七首也可视为一首战争诗。诗中“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既直接描写了其想要为国报仇的情节，又直白地点明了远行的目的。而“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则表达了报国无门的痛苦，就像面对湍急的水流却没有船只可以渡河。“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更是直接表白了自己的心迹，充满了慷慨激昂之情。
二、“三曹”战争诗具有修身、爱家之情怀
（一）在个人修身中表达思想的曹操
曹操的《观沧海》与《龟虽寿》都蕴含着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诗人虽大多书写个人情怀，但能着眼于整个时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情感结合，以独特的审美表达出对社会的关怀及志于一统的政治理想。”“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在《观沧海》中，全诗看似皆在写景，未着一字抒情，然而曹操那海纳百川、吞吐日月的壮怀胸襟却尽显于诗中。而《龟虽寿》里的“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既是对宿命论的有力反抗，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认可。这两首诗均为曹操征乌桓胜利后所作，战争的胜利让他踌躇满志，对生命的理解也实现了飞跃，进而使得他在个人修身方面更加精进。他不信天命的抗争精神，与汉末“天人合一”的理念相抗衡，从而产生了积极奋勇的心态和情怀。在战争中的思想成长历程里，曹操的情感倾向是乐观的。当汉末文人普遍哀怨人生短暂、命运无常时，曹操却能阐述以一己之力改变命运的理念，这是他强烈个性的体现，也是其个人修身内在成果的外在展现。
（二）在顾念亲情中抒发情感的曹丕和曹植
曹丕和曹植二人在诗歌中更为着重地描绘了亲情，前文提及的思乡诗作为战争诗的重要类别，从中不仅能解读出曹丕、曹植心怀天下、怜悯战士无法归家团聚的情怀，还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家庭的眷恋。相较于曹操，曹丕和曹植对于战争背后个人命运持有较为消极的情感倾向，他们的乱世文学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曹丕的诗歌语言虽然质朴，却又深婉清丽，感于幽微而发之深情，以一种节制的情感和理性的情思感染人心，故曹丕的诗歌同时蕴含‘感发’与‘理性’的双重特点，使读者在阅读之后能够感受到韵味悠长，回味无穷。”曹丕除了前文所说的《燕歌行》中思妇对游子的思念之情，还有《杂诗二首》里所表达的游子孤独、惊惧之感。曹丕诗中对亲情多呈现出渴望的心态，而这种不可及的状态与他的性格养成，以及“孤家寡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叹？”（《燕歌行·其二》）心中的思念与悲哀具象化为整日以泪洗面，使容颜快速老去，使情感表达更为深入，这尤其体现出了曹丕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亲情的重视。
曹植的《归思赋》以远离家乡的士兵视角进行抒写，其中所蕴含的亲情更为浓烈。“嗟乔木之无阴，处原野其何为”一句，足以彰显其情感。曹植借树木的枝叶来比喻家庭亲人，而树木本身则比喻思乡游子。大树没有枝叶，身处原野又能做什么呢？这首诗是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曹军由合肥还谯时曹植所作的叹世之作。在他笔下，游子已与自己融为一体，游子渴望亲情陪伴的思归之情，在他的表述中宛如呐喊，将那如破竹般的思念之声留在了悠悠千古之中。
三、“三曹”战争诗的承前启后
（一）“三曹”战争诗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
“三曹”的战争诗在诗题方面，既继承了前朝经典，又有所发展。首先是对汉朝乐府诗题的继承与发展。曹丕在《典论·自叙》中提到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以曹操的诗为例，他在情感上继承了汉乐府诗的精华，并进行了拓展。他采用古题，却赋予其新的内涵，在战争诗中产生了精巧而奇妙的效果。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均为挽歌，像《薤露》中的“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一句，表达了对人生消逝的感叹与哀悼。曹操则借用这个题目来描绘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古题所写有着微妙的呼应，都蕴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和痛苦情感，但更表达出了家国情怀。而曹丕的《董逃行》、曹植的《白马篇》等，也都出自乐府诗之列。
其次，“三曹”战争诗中对个体情感的抒发频率远超前朝诗作，且迸发出浓郁的家国情怀。先秦时期的战争诗，以《九歌·国殇》为例，大多侧重于叙事，描写战争场面的惨烈，几乎没有抒情成分；汉朝著名战争诗《十五从军征》，也是着重刻画战争结束后的凄凉景象，以衬托归人的迷茫与痛苦，而非直接抒发情感。而在“三曹”的战争诗中，“我”的个体抒发达到了高潮。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均以诗人自己为阐述主体，表达自我的思想和意志。曹丕更是如此，代言诗体是他在战争诗中常用的形式，其情感表达细腻而丰富。尤其是《杂诗二首》中的“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一句，不同于前朝游子歌咏的常见主题，如《诗经·王风·葛藟》中的“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等，而是增添了身处异乡的不安与恐惧。曹植则更是个体情绪抒发的典型，在他的战争诗中，请求自试之句层出不穷。
最后，“三曹”战争诗对生与死的主题探讨更为深入。“三曹”的诗继承了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感叹生死的诗歌传统，并发展了这一主题，使其变得更加普遍。在生死交织转换的战争诗中，这一主题被体现得尤为频繁，主要集中在曹操和曹植的诗作中。曹操的《短歌行》直接描述了生命的短暂：“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而《龟虽寿》则阐述了反宿命论的养生之道，对生命的理解达到了更高的层次。曹植在《白马篇》中的“视死忽如归”，表达了自己在大敌当前时英勇献身的勇气和自信，将国家置于生命之上，展现了深刻而隽永的家国情怀。
（二）“三曹”战争诗对后人的影响和渗透
“三曹”作为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们战争诗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并在潜移默化中渗透进文学发展的脉络。
一方面，“三曹”战争诗中的家国情怀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三曹”与“建安七子”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共同为中国诗歌开辟了新的局面，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典范。其战争诗激发了乱世中的家国情怀，丰富了建安文学的内涵，让文人们在那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尽情挥笔创作。曹操战争诗中展现出的个人理念和宏大志向，感染着“建安七子”以及其他文人。曹丕作为魏文帝，其政治地位使得他的作品更能够感染、影响他人。而且，他在《典论·论文》中阐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体现出对文学的重视。曹植在文学界极负盛名，留下了众多诗篇，其战争诗也极具文学性。凭借极高的文学地位，他作品中的理念和内涵在当时广泛传唱。
另一方面，“三曹”战争诗中的家国情怀对后世文学发展同样具有深远影响。“三曹”创作的战争诗中所阐述的家国情怀，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时至今日依然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曹操的个人修身诗作影响着后世人们对生命的看法，激励着人们抵抗“天命”；曹丕的代言诗体更好地表现了百姓生命，让世人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一面；曹植尽力以求自试的情怀，感染着一批又一批壮志未酬的文人，在古今之间产生了悠悠回响与深刻共鸣。
结语
曹操的战争诗，景象雄浑壮阔，情感悲壮哀痛。他以军事家的身份，流露出对战争的厌倦，表达了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展现出对“国是千万家”的深刻理解。曹丕的诗，景象凄清，情感柔婉。尽管他身处朝堂高位，却能以文学家的独特视角观察世界、体察民情，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曹植的诗，景象灵动，情感深切。相较于父亲曹操和兄长曹丕，其作为一位较为纯粹的文学家，所表达的家国情怀跳出了统治者的视角，显得更加情真意切。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原文载于《中原文学》2025年5月刊）
美 编：隽红
责 编：祝俊
二 审：海焰
终 审：李纲
签 发：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