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些明察秋毫，多一点抓大放小—

#新星计划4期#

文/不系舟

现在的一些领导水平很高，要求很严，管的也很细，既要结果，也管过程，但往往多在表面形式上留意。如报送的材料必须何种字体，每页多少行，每行多少字，行间距多少，上下左右页边距多少，附件如何，落款如何等等，差一分一毫都不行；至于内容方面，则专挑细枝末节的毛病，字词句稍有不慎即遭雷霆震怒；上下级、部门间沟通全靠文字，屁大点事必须文书往来，层层领导签批，各种程序是一个也不能少，里里外外，没有文书什么事也办不成。文山会海，乐此不疲，形式主义登峰造极，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针对这种现象，主要想谈以下几点看法：

1.这不只是内卷，已经上升到程序空转和纯粹的内耗。对党员干部来说，更是违反《纪律处分条例》的典型违纪行为，说它是低级红、高级黑，都是给面子了。按照领导要求的既定格式，某些方面下级确实有失误，领导确实很高明，但也仅此而已，这种纯形式的东西，除了“X上雕花”、“X里寻香”略显美观外，于实质工作开展并无任何益处。

2.这是高超的驭下手段，却不是有效的工作方法，其内在前提隐含着领导对下属完全的不信任，以及肆无忌惮的精神控制欲，高级PUA。一项工作任务，不论你做得如何用心，总不能尽善尽美，领导也就总能挑出毛病来，不在此处，就在彼处。一旦领导指出的瑕疵确实存在，哪怕不影响整体效果，也就必然让你产生自己没有干好工作的心理暗示，进而自我否定，由衷钦佩领导的高明。

3.见微知著当然代表一种能力，但“明察秋毫”并不全是褒义，有时也会走向反面，或者说，“明察秋毫”的初衷很龌龊。举两个古人的例子。

战国时期有韩昭侯的“权术”。据《韩非子》记载，韩昭侯使骑于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昭侯曰：“虽然，何见？”曰：“南门之外，有黄犊食苗道左者。”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汝。”乃下令曰：“当苗时，禁牛马入人田中，固有令矣，而吏不以为事，牛马甚多入人田中。亟举其数上之；不得，将重其罪。”于是三乡举而上之。昭侯曰：“未尽也。”复往审之，乃得南门之外黄犊。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

牛犊食苗原本不是什么大事，但韩昭侯为了显示自己的“明察”，专门下达了一条法令：统计祸害禾苗的牛马数据。还命令使者不要泄露其曾询问的情况，等到南门未报告时才故意说出来，让官吏感到君主无所不知。

战国七雄，韩国最是弱小，恐怕不只是土地小、人口少所致，一国之君使用如此伎俩驾驭臣工，只能说格局太小。韩昭侯的权术，此后历代都有模仿者，朱元璋尤甚。哪个大臣在家宴请了谁，席间说了什么话，他都一清二楚，大臣惶恐，而君主也收获了高压之下的短暂忠诚。

小横香室主人《清代野史大观》有一条“曹振镛之误清”：初宣宗倦于大政，苦于章奏不能遍阅，振镛在枢府，乃献策曰：“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宣宗从之。其嗣后章奏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中外震悚。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及洪杨难作互相隐讳，莫敢上闻。

曹振镛先是建议道光帝对于臣工奏章，“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这就是抓小放大。试想，皇上连错别字病句都给指出了，谁还再敢怠慢？曹振镛还在馆阁体上大做文章，“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齐整无破体者，即置上第，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也就是只看格式是否规范，不问内容深浅。

结果呢，这位一辈子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军机大臣死后竟被追谥“文正”。而他对清朝的危害，时人早有定论：“曹振镛则拘牵文义，挑剔细故，钳制天下人心，不得发舒，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有清一代，君臣都显得很勤政，但这种勤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了吗？

4.细节决定成败与成大事不拘小节，各有道理，不宜拘泥一端。那些过度关注细节的，鲜有不在大关节上栽跟头的。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常说：“老粗出人物。”事必躬亲的诸葛亮不是个好领导。就像一直存在的外行领导内行，也有一定道理。实践证明，一个机关，如果一把手主要领导是科班专业出身，往往自以为比谁都强，在他眼里，别人都是毛病，干什么都不能让他满意，这样的单位早晚要出问题。

一把手、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一般同志，这是一个责任体系，高效运转的单位是所有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可以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而不是妄图以一人之力干完别人应该干的工作，这只能造成多数人的“躺平”、推卸责任，或者甩手掌柜。

5.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出思路，要空出时间来读点书，要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不能陷入事务主义。

毛主席给庐山会议列了需要重点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包括形势与任务，体制问题等，但第一条是读书。毛主席开门见山写道：“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象问题。”

同时领导干部也要思考，怎样才能把一般干部从形式主义中解脱出来。形式主义的弊病在于，工作要求是严格，但都严格在文件材料上，各种程序是规范，但都规范在领导面前。真实工作状况是什么？领导背后什么样？无非是浪费了数不尽的纸张，打印机成天高速运转，墨粉不停置换。为了领导面前出彩，底下恐怕什么规矩也都不讲了。

这种工作既没有效率，也没有质量，为的只是博取领导一个“同意”。下级看到“同意”欢天喜地，如有肯定批示，犹见圣旨一般，如是退回修改，则如丧考妣，一天没有好心情，惶惶不可终日，犹如丧家之犬。如此心态下，有多少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

6.信息茧房与“不痛不痒之天下”。王小波有篇文章谈到“花剌子模的信使问题”：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种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时至今日，我们还有多少官员沉浸在花剌子模君王的“信息茧房”里不能自拔？他们所谓的“明察秋毫”，也不过是在被过滤后呈送来的消息上做文章，对于外界实际发生的现实知道多少呢？这样的决策怎能不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又如何能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