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奠定了大清王朝的基业。他是清朝入主中原的实际奠基者，权倾朝野的“皇父摄政王”。然而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竟下令将已去世的多尔衮削爵、撤庙享、黜宗室、籍家产，甚至掘墓鞭尸，暴骨扬尘！其手段之酷烈，令人胆寒。
一、清算风暴：顺治帝的雷霆之怒
顺治七年（1650年）冬，正值壮年的多尔衮意外病逝于塞外喀喇城。起初，顺治帝表现出了极大的哀恸，追封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丧仪规格几近皇帝。
然而，这场盛大的哀荣如同冰面上的琉璃宫殿，转瞬即逝。仅两个月后，风云突变。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顺治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多尔衮展开了彻底清算。其罪名如雷霆般密集落下：
僭越不臣： 多尔衮生前“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所用服饰、府邸规格均远超亲王本分。
独断专权： 将“诸王大臣启奏官员”视为己出，朝廷政令皆由其口而出，顺治帝形同虚设。
谋逆嫌疑： 被指曾“谋篡大位”，其亲信更被揭发私藏“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等皇帝专属之物。
顺治帝下诏，追夺多尔衮一切封典，毁其陵墓，暴尸示众（即所谓“鞭尸”），其嗣子多尔博（多尔衮无亲子，以其弟多铎之子为嗣）归宗，财产入官。其亲信党羽或遭处决，或被贬黜。曾经权倾天下的睿亲王府，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其名号在清初政治舞台上被刻意抹去长达百年。
二、清算动因：权力重构与创伤记忆
顺治帝对多尔衮如此酷烈的清算，绝非仅仅出于义愤或简单的报复：
消除摄政阴影，确立绝对皇权： 多尔衮长期摄政，顺治帝虽为皇帝却形同傀儡。亲政后，顺治帝必须彻底清除多尔衮的残余势力和政治影响，摧毁其神圣性，才能真正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掘墓鞭尸，是对一个政治符号最彻底的物理和精神摧毁。
平衡宗室，安抚异己： 多尔衮执政期间，曾严厉打击排挤其他宗室势力（如肃亲王豪格被构陷致死）。清算多尔衮，为受其打压的宗室王公（如郑亲王济尔哈朗）及其势力提供了宣泄出口，有助于顺治帝重新平衡宗室力量，稳固统治基础。
个人情感与屈辱记忆： 顺治帝幼年即位，在多尔衮的强势下成长，其生母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关系更是扑朔迷离，成为顺治心中难以言说的创伤和屈辱。清算多尔衮，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宣泄色彩。史载顺治帝曾对亲近大臣言及多尔衮摄政时“朕惟拱手以承，岂能自专？”其积怨之深可见一斑。
三、时移世易：乾隆朝的平反逻辑
128年后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颁布谕旨，公开为多尔衮翻案。其核心论点为“定鼎之初，王实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并着重强调其“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乾隆帝下令恢复多尔衮睿亲王封号，追谥“忠”，命其五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位，并重修其墓园。这一举措看似与祖训背道而驰，实则蕴含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时代背景：
政权稳固下的历史再定位： 乾隆朝时，清朝统治已历百年，根基深固，入关初期的血腥斗争早已成为遥远的往事。此时，清朝需要构建一个更完整、更能凸显其天命所归和开国艰难的正统历史叙事。多尔衮作为入关的关键决策者和指挥者，其功绩无法也不应被长期抹杀。承认多尔衮的“开国第一功”，就是强化清朝定鼎中原的合法性与必然性。
团结满洲，凝聚认同： 乾隆帝以“绍百王之法守”自居，极其重视维系满洲宗室、勋贵的团结和对王朝的忠诚。长期将多尔衮这样的开国核心人物钉在耻辱柱上，对满洲内部凝聚力并无益处。平反多尔衮，可以抚慰其后裔及与其关联的满洲勋旧，展示皇恩浩荡，增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向心力。
超越恩怨，树立“公道”史观： 乾隆帝在谕旨中明确批评了其曾祖父顺治帝的做法：“当时追削之由，或恐诸王大臣因王摄政，心怀藐玩，不得不行惩治，以杜僭越……但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敛服僭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他试图以一种更理性、更“公道”的态度看待历史，将多尔衮定位为虽有擅权僭越之过，但无篡位之心，且开国功勋卓著的复杂人物。这种“功过论”的史观，更符合一个成熟帝国对自身历史进行总结和教化的需要。
服务当下政治需求： 乾隆帝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同时大规模编纂书籍（如《四库全书》），强化思想文化控制。重新评价多尔衮，也是其构建官方权威历史叙事、掌控历史解释权的一部分。通过为前朝争议人物定调，彰显本朝“恢廓公正”的气度，强化自身作为“盛世明君”的统治合法性。
四、功过之衡：历史评价背后的政治逻辑
从顺治帝的掘墓鞭尸到乾隆帝的平反追谥，对多尔衮评价的惊天逆转，深刻揭示了历史评价的本质——它从来不是简单的真相还原，而是服务于不同时代政治需求的复杂建构。
顺治帝的清算，是新生政权在立足未稳之际，为扫除权臣阴影、巩固自身权力而采取的极端手段，夹杂着深刻的个人恩怨与恐惧。其本质是一场残酷而必要的权力洗牌，用最激烈的方式宣告旧时代的终结和皇帝亲政时代的开始。
乾隆帝的平反，则是盛世王朝在根基稳固后，为重构历史叙事、弥合内部缝隙、彰显恢弘气度而进行的精心操作。其本质是一次成熟的政治整合与文化塑造，将开国史中不和谐的一页，重新纳入到歌颂王朝正统与文治武功的宏大乐章之中。
多尔衮本人，既是权势滔天的枭雄，也是奠定清朝国运的功臣。他的功过是非，如同他遗骸所经历的一百二十八载沉浮，终究被纳入帝王政治的大棋局中，成为一枚承载不同政治使命的棋子。
乾隆的御笔最终定格了多尔衮的历史评价，但睿亲王跌宕的身后名何尝不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的并非古人忠奸曲直，而是权力场中永恒的现实——所谓青史定论，往往不过是为当下时局背书的一纸诏书。 当政治需要时，掘墓鞭尸可成“大义灭亲”；时移世易后，平反追谥亦可称“恢廓公道”。历史人物的身后浮沉，终究难逃时代政治的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