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进入大别山时说，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胜利是有把握的，有困难也是能克服的。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能够站稳脚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实行野战部队地方化。邓小平说，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由于地方武装力量的加强，加大了对国民党地方武装、土顽武装的打击力度，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二是实施正确的土改政策。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最初走了弯路，中原局及时进行了纠正。邓小平针对大别山区实际状况，提出划分巩固区、游击区并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的观点。毛泽东予以充分肯定，称之为“大别山经验”。三是紧紧依靠群众。中原局提出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的口号。严明群众纪律，明令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邓小平说：“我们能不能在大别山站得住脚，会不会被敌人赶出去，决定的一环便是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工作。”

千里跃进大别山成为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伟大转折，对改变全国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使这一地区成为我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毛泽东评价这次战略行动的意义时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即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它也预示着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决策的形成

伟大的战略决策源自伟大的战略思想。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即1947年，蒋介石被迫由对解放区全面进攻转入对山东、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企图在解放区内与解放军主力决战，以达到大量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解放区不能持久并予以各个击破的目的。中共中央认为：如果继续内线作战，敌人吃我小米，烧我房子，人力物力不能持久。华北战争使解放区目前群众负担已达到最高点。彭德怀在向中央汇报陕甘宁情况时说：陕甘宁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3个月。粟裕在反映山东解放区时说：山东解放区受到严重摧残，大鲁南解放区受到严重摧残，山东的水几乎要喝干了。

为打乱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针对蒋介石关于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战略意图，制定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文中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党中央、毛泽东精心筹划，最终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央突破”的战略决策，即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挺进中原，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即西线兵团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胡宗南集团北调；以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范汉杰集团牵向海边。用毛泽东的形象说法就是抓住蒋介石的两只拳头，在他胸口插上三把刀子。这致命一击，一招要命！

毛泽东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的前途作了三种估计：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一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由于国民党军队多次残酷的“清剿”，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时，这里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多股游击队在活动。刘邓大军孤悬敌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实现毛泽东提出的三种前途中最好的前途，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所以，毛泽东致电刘邓，要求他们对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困难和长期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在江河之间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后，方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刘邓大军如何在大别山站稳脚跟

到达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就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向进入大别山的部队提出了“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光荣任务。刘邓大军能很快在大别山站稳脚跟，重要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大别山有多个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一到大别山，刘邓抓住国民党军尚未形成围攻的有利时机，制定了“北线牵制、南线展开”的战略方针。一纵、二纵在大别山北部牵制尾追之敌，三纵、六纵迅速向南部出击，抢占南线诸城。并想方设法和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取得联系，这样便于迅速开展工作。六纵在豫南、鄂东与何耀榜、刘名榜、邱进敏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8月27日，大别山游击队和六纵一部在经扶县陡山河南边的刚店胜利会师。9月2日，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主要负责人刘名榜在黄安县火连畈同李德生带领的六纵十七旅会师。接着，刘伯承、邓小平等野战军负责人，在光山县南向店附近的杨岗会见刘名榜、邱进敏，对坚持战斗的99名游击队战士表示亲切慰问和勉励。三纵在皖西与刘昌毅、桂林栖领导的皖西人民自卫军会合。9月3日，第三纵一部解放霍山县城后，与桂林栖、刘昌毅部胜利会师。桐城县城解放后，皖西人民自卫军副司令钟大湖和中共皖西工委副书记张伟群率部进桐城县城，和第三纵队第八旅旅长马忠全会合。仅仅一个月，刘邓大军在鄂豫皖地区解放县城23座，在17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

第二，多打胜仗，发动群众。邓小平强调：“严明纪律，联系群众，是我们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保证。”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取得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胜利，实现党中央和毛泽东预想的最好前途，用刘伯承的话说，靠的是两个车轮一齐滚动：多打胜仗，发动群众。而推动和保证两个车轮向前滚动的，就是铁的纪律。

刘邓大军的老底子是红四方面军，出自大别山。刘邓大军来到大别山，本以为是人民子弟兵大回家，会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没想到，老百姓都躲着他们。部队行军路过村庄的时候，狗一叫，全村子的人一会儿就没影儿了。老百姓怎么这么害怕呢？因为之前我们主力部队四出大别山：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东进抗日；1946年6月中原突围。老百姓早被敌人的疯狂报复杀怕了。他们怕刘邓大军在这里待不住，走了，他们又要遭罪。

没有后方，又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北方战士水土不服，缺粮少药，战士们伤病无数，加上很多是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兵，千里跃进是一路急行军，还没来得及做充分的思想政治工作。于是，部队里产生了严重的右倾畏难情绪，没有斗志，还有人开了小差，开始出现违法乱纪的现象。部队刚到大别山，连续三次仗，商城两次、光山一次，打得都很不好：参战部队不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把不该放跑的敌人放跑了。为了生存下去，有些部队打土豪时，看到这家房子不错就说肯定是土豪，于是就打了；看到老乡家里有猪，就说也是土豪，就把猪拉过来杀掉吃了。这样就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更严重的是一些部队竟然还出现打老乡、抓向导、抢东西的现象。

刘邓首长清楚，部队纪律坏了，战斗力就无从谈起，说垮就垮了。从8月底到9月底，在光山县北向店、经扶县小姜湾、光山县砖桥文氏祠（王大湾会议地址），甚至在行军途中的山坡上频繁开会，不停地开会。刘伯承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说：“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要知道，群众并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这些会议，反复强调部队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牢固地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提出了“誓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的口号，还宣布了“三个枪毙、三个不准”：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并成立检查组，严格监督执行。

有了纪律，关键在于执行。邓小平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要带好头。一次，邓小平等首长检查工作路过金寨县关王庙。在这一带活动的工作队（队长江川）知道了，就派人送来了一些鸡、羊肉、米花糖等群众慰问品。邓小平知道后，叫马上把东西退还给群众。邓小平说：这里是新区，群众一方面生活很苦，同时对我军又不够了解。因此，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是为群众多办好事，要尽一切办法去团结他们、发动他们，还不是接受慰问品的时候。并要求不仅把送到这里的要退，群众送的所有东西都要一一退还，干部还要登门道歉。

时任六纵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和战士们一样，睡稻草。他对战士们讲：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晚上谁也不准住在老乡家里，连桌椅都不能碰一下，只准在外面睡稻草。

五十团的宣传股长杨志，一天带领直属队行军，大家走了几十里，口干舌渴，部队坐在路边休息时，通信员跑过来，对杨志说：“杨股长，甘蔗又甜又解渴，咱们吃一些吧，再走路也有劲。”杨志因为高度近视，不知道是坐在甘蔗地边上，听通信员一说，立即警觉起来：“不能吃！”并马上站起来，向大家讲群众纪律的要求，结果没有一个人吃甘蔗。渴了，他和战士们就趴在稻田边咕咚咕咚地喝水。

从最高首长到一般干部，都能自觉遵守纪律，这样才能严格执行纪律。刘邓对群众纪律要求做到：“三不四要五不走”，即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不拿群众财物；要做宣传工作，要帮助群众，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要保护工商业、买卖公平；地不扫净不走，水缸不满不走，门板不上不走，借物不还不走，损物不赔不走。部队每次出发前，都要派人检查落实。

这期间，司令部公审枪毙了私拿群众东西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警卫连副连长赵桂良。面对众人的求情，刘伯承说：“我们已经三令五申，还要明知故犯。我们的纪律不是一纸空文，我们的纪律是铁！是钢！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一个连长都不能执行纪律，那么对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老乡们又怎么能相信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呢？”对赵桂良执行枪决这件事，影响很大。一是对老百姓震动很大，他们说：“这就是当年的红军啊，以后我们不要再跑了。”并开始信任、支持部队。二是让全体指战员知道，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职位高低，不论远近亲疏，也不管功劳多大，只要触犯了纪律，就必须严格执行。之后，就打了高山铺这样一次歼敌12660人的大胜仗。高山铺大捷，使在陕北的毛泽东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对周恩来说：高山铺大捷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了1万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次仗打得很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

到1947年10月底，刘邓大军歼敌3万多人，建立了33个县的人民民主政权；到11月中旬，发展到44个县，开辟了大别山解放区，完全恢复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像一把利剑插入了敌人心脏。

第三，进行土地改革并及时纠正“左”倾急性病错误。刘邓大军来到大别山，迅速开展土改。解放军、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所到之处，除少数地方行动较为缓慢一些，绝大多数地方都是立即调查，立即动手，开仓赈济。这样，很快地把豪绅地主手里的粮食和财物分给了群众。为保证土地改革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和“武装保田”等口号，命令各部队在开展游击战争中和在战斗间隙里参加土地改革。提出只有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才能生根、发展和壮大。一些地方提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一处，点一处”的口号，一个大规模地宣传和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的中心区域普遍展开。到11月底，整个大别山区有数十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

大别山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是在国民党军队实行重点“围剿”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和刘邓大军初到新解放区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一些干部特别是从老区来的干部，不适应新解放区工作环境，在政策和策略上发生一些失误等主观原因，使土地改革运动走了弯路，犯了“急性病”错误。主要是：有的地方在打击地主富农时，侵犯中农利益，分了中农的田，动了中农的财产；由于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加之解放军在一些新区还立足未稳，有的地方分财物、分田地时，只有少数积极分子敢分敢要，多数基本群众则不敢分、不敢要，或只敢要弱小地主富农的财产和田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豪绅地主的财产和田地；有的地方甚至得干部给说好话、做一番解释工作，没办法只有表面上要了，干部一走，则又把分得的财产、田地送还给地主；有的地方白天勉强接收了，夜晚就送还，甚至还向地主富农赔礼道歉；有的地方明里分了，背地里却和地主富农达成协议，改为租佃关系；一些地方，地痞流氓利用外来干部不了解新解放区情况的弱点，冒充“积极分子”霸占斗争果实，在分浮财中贫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敢怒而不敢言。此外，一些地方还出现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捉人、乱打人甚至乱杀人等问题。这种“急性土改”的错误做法，在各地造成程度不同的危害，其出现的时间也略有不同，大体上是从1947年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发展，12月达到高潮，其后因环境不许可，许多地方实际已停止土改，为时2个多月。

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首长特别是邓小平，对此觉察较早，而且一经发现，便坚决及时地予以纠正，并从中总结出有益的教训，积累经验，给后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全国土地改革以借鉴，使土地改革工作更加深入扎实。在大别山区，经过较详尽的调查研究之后，1948年1月，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综合报告，分析大别山区的特点和阶级状况，第一次正式提出划分巩固区、游击区并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的观点。对于邓小平的报告，毛泽东高度重视，并亲自复电：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大别山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过火行动纠正了，根据地形势开始好转。群众说，过去80％反对你们，今天80％赞成你们。邓小平电告毛泽东：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第四，刘邓大军不是孤军奋战。表面上看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好像是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实际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整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央突破”这个布局，是胸怀全局、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布局；这个布局，是在科学预见、确立总体目标不变的前提下，随时根据战争发展态势进行调整，最终形成的最科学、最有效的战略布局。对于不要后方，轻装进军，千里跃进，尽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兵家常理，正如毛泽东所言千里跃进大别山，看似无后方作战，但对我军来说，凡我军所到之处，就是后方。这是由我军的性质决定的。

中央还派十纵、十二纵援助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为排除孤军深入的危险，中央军委即令刚刚成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一路跟进。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迅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地区南京、武汉之间插进了一把利刃。虽然连续取得胜利，但环境十分恶劣，后勤给养严重不足。为了援助大别山的解放军，中央军委派刚组建不久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携带物资南下。第十二纵队、第十纵队于11月下旬先后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在刘邓的统一指挥下，南征北战，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这个问题，毛泽东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称为“十二月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指出，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在1946年11月21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谈到解放战争的时间进程，预计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打到长江以南，如果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需十到十五年才能打倒蒋介石。他主张按照这个目标去做，但不急于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194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提到了解放战争的进程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评价道：“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敌人是正在迅速崩溃中，但尚需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才能最后地完全地消灭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从以上可以看出，党中央、毛泽东对解放战争需要时间的预计由原先的“十到十五年”“五到十五年”“五年左右”到1948年11月时的“一年左右”，也就是自1946年6月起共三年多时间。而事实上，解放战争完全是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对解放战争需要时间的预计逐步实施的。

随着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逐鹿中原，我军在敌人腹心地区建立起新的前进基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迫使蒋介石由重点进攻改为全面防御，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场的攻守态势，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文章来源于河南大别山干部学院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别山问道——红色寻访》，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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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   松

审核：冯映辉

终审：韩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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