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
‘采药昆仑’石刻”的粗浅看法
作者/白马一布衣
最近历史界一则消息引爆业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该文介绍了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此文一出，引发业界和历史文化爱好者热议。支持者有之，质疑者有之。从现有笔者所能获得的资料来看，质疑者有业界大咖辛德勇教授，神话学、文化史、先秦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刘宗迪教授，独立学者胡文辉（其质疑文章“从文本看‘采药昆仑’石刻的疑点”刊登在公众号“历史的擦边球”）。
辛德勇教授于6月8日一早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石刻造假新高度》，直言：“铭文若如释文所释，敝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至于判断依据辛德勇教授并未详细论述。
刘宗迪教授则在微博上提出两点质疑。时间矛盾：铭文提及“皇帝廿六年”。“《史记》记载，秦始皇26年灭六国，始议帝号，称皇帝，这块刻石称五大夫26年3月到达（黄）河源，元代都实奉命探河源，4月从临夏出发，经四个月方到达河源，以此类推，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25年的冬天或者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呢（以上引自我的学生）。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的”彼时，“皇帝”称号尚未启用，铭文使用“皇帝”于理不合。
季节与可行性：“况且，河源地区气候寒冷，冬天冰天雪地，道路难行，沿途粮草供应更是问题，人马不被冻死也会饿死，所以元代的都实选了初夏四月出发，历经整个夏天，八月到达河源。秦代方士早不去晚不去，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是去采冬虫夏草呢？还是去送死呢？”
胡文辉在公众号发文说“我以为，真正的疑点，并不是以上这几个名词，而是接下来的这个看似很普通的动词——“采药”。
“采药”一词，在我们现在看起来，自然是古代的词汇，但“古代”实有不同的古代，或者说“古代”实有不同的层次，在“古代”之中还有古代，在古人眼里，还有他们的古代。简单说，“采药”这个词并不是那么古，照我的检索，它实际上并不见于先秦乃至西汉的文献。
我利用了“识典古籍”和“搜韵·古籍检索”这两种数据库，来检索“采药”一词，发现它不见于上古经典，包括《尚书》《周易》《礼记》；也不见于诸子，如《论语》《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不见于诗歌文献，包括《诗经》《楚辞》；也不见史书，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甚至也不见于地理性质的文献，如《山海经》。而重点的重点是，“采药”根本不见于《史记》，事实上，它几乎也不见于所有的西汉文献，只在刘向的《列仙传》里出现了三次——但《列仙传》是否刘向所作，向来就有争议，也有作于东汉和魏晋的说法；到了东汉的《汉书》，才出现了几次：《郊祀志》三次，《地理志》一次，如此而已。
因此，从“采药”这个词的使用来看，青海秦石刻遗存确实是可疑的。
“采药”的问题，可算是一个语文学的疑点。而我觉得，不仅要从语文学的立场来检讨这一文本，还应该从政治学的立场来检讨这一文本。”
作为一名业余的文史爱好者，“采药石刻”的真伪不是笔者所能置喙的，但有些不成熟的个人看法和疑问想与大家讨论一下。
刘宗迪教授在微博上说“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25年的冬天或者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呢（以上引自我的学生）。”“况且，河源地区气候寒冷，冬天冰天雪地，道路难行，沿途粮草供应更是问题，人马不被冻死也会饿死，所以元代的都实选了初夏四月出发，历经整个夏天，八月到达河源。秦代方士早不去晚不去，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是去采冬虫夏草呢？还是去送死呢？”以此来质疑“采药昆仑石刻”的真实性。
笔者对刘教授的质疑依据存在许多疑问。
其一，皇帝这个称号确实始于秦始皇，但并没有确切文献记载，在秦始皇称皇帝之前，“皇帝”的这个称号就不存在。所以，秦始皇是否称“皇帝”与石刻中“皇帝”二字并无必然联系。不能因为秦始皇没有称皇帝，就认为“皇帝”在此之前不存在。因为虽然历史上记载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灭六国后称“皇帝”但历史上并未记载其称帝的确切日期。更何况，称帝之前还有很多前期准备，其开始称皇帝之前，应该称号已经提前拟定，并不是称帝当日才定。故用秦始皇未用“皇帝”称号而否认石刻有“皇帝”二字是错误的，进而怀疑石刻的真伪，这种说法显然不成立。
其二，说秦代方士专门挑寒冬天气去河源采药是送死，由此质疑石刻真伪更是站不住脚。且不说两千年前的气候条件于今存在多大的不同。就说送死一说就显然不能成为证据。秦代方士为帝王求取仙药，常行非常之举，冒险深入未知或艰险之地，历史多有记载（如徐福五千童男童女东渡）。其行动逻辑深受当时求仙思潮影响，不一定遵循后世理性判断。将“看似不合理的行为”直接等同于“伪造的证据”，忽略了历史行动者自身的情境与动机。
另外我们知道，石刻所在地当时不归秦朝管辖，采药队伍绝对对当地的情况应该不像今人如此了解，就是去送死，也是符合其当时真实情况的。刘教授显然用现在的思维带入古人。恰恰相反，他们的送死的矛盾行为应该成为石刻真实的佐证，古代人犯的错误，现代人恰恰不会犯。如果造假人是现代人，岂会留下如此漏洞百出的破绽？
胡文辉教授通过检索先秦文献，没有找到“采药”一词，遂认为石刻中“采药”二字存疑。笔者认为这很武断，缺少说服力。笔者也检索了先秦文献，尤其是胡先生所说的《史记》，确实没有检索到“采药”一词。但在这些文献中“采”和“药”二字均存在。虽没有连用，但不能以此为据质疑石刻的真实性。因为这些上古文献侧重的是历史事件的记载，没有“采药”一词，只能说明这些文献记载的事件中没有出现“采药”这个行为，不能因此证明当时没有“采药”这个词。笔者也检索了《史记》全文，发现“药”之前的动词通常为“求”或“得”，
但无论是“求药”还是“得药”都不能完全取代“采药”一词含义。所以，胡先生以秦汉文献没有出现“采药”一词而否认石刻的真实性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史记》不记载，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实例太多了，依次质疑，没有说服力，逃不脱为质疑而质疑的嫌疑。
但由此，笔者想到了一种可能。石刻铭文的认读可能存在错误。“采药”或为“求药”之误。石刻铭文“药”前之字因时间久远而磨泐，“采”和“求”的篆体字下半部分存在很多相近之处。“采”为动作，其结果是已经采摘药物。如果采摘了，那么此石刻应为纪功石刻，刻石处即为采药处，然铭文中又有“前
一百五十里”到达地点的字样，显然与采药成功相矛盾。但如果换成是“求药”这样石刻就成为记事石刻，记录了始皇二十六年三月己卯（应为乙卯），翳奉皇帝命令求药路过此处，再往前走一百五十里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如此，似乎更符合情理。
另外，笔者认为这个石刻的作用是留痕或者路标。
从石刻内容与形式分析，其或为个人或探险团队的留痕之作，而非国家行为。铭文记载“翳奉皇帝命令” 求药，可能是个体领命后的探险活动。在交通闭塞、人迹罕至的河源地区，刻石可兼具标记路线与证明行程的功能，类似现代 “工作留痕”。此行为与《盗墓笔记》《鬼吹灯》中探险者留下标记的逻辑相通，亦符合古代方士探索未知的历史情境。
笔者认为，五大夫翳领命带队伍到昆仑求药，而昆仑地区当时尚不属秦朝管理。五大夫翳到达了昆仑，怎么向上面证明他来过呢？勒石或许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于某年某日因何事至此。回去以后向朝廷交结任务，可以说自己到了某地，有什么石刻为证。与现在的工作留痕一样。只是个形式。应付上面检查
由此，笔者认为，这个石刻是个人行为，或者是探险团队的单独行为，一留痕，二防迷路
为什么很多报道中说这是国家行为呢？笔者翻阅所能找到的报道，发现这个论断最早源于侯光良教授。据澎湃新闻报道，早在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侯光良便已在田野考察中发现这处石刻。2023年7月7日，青海日报“青海观察”客户端刊发《昆仑上下：探秘青海史前文化》一文时，便配发了侯光良与此石刻的合影。
《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发表后，侯光良发朋友圈详述了石刻发现经过：“首先祝贺仝涛老师将扎陵湖石刻，公布于众，也了了我的一件心事。2020年7月，我们把扎陵湖和鄂陵湖北岸全部跑完了，当时在扎陵湖北岸距离湖边大约几百米的凸起岩石上，岩石很大也很突兀，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岩画，结果看到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直接是汉字，而且是篆体，我头一昏，这地方怎么能发现这东西呢，再仔细一看，上面有皇字，非常兴奋，连忙拍照记录，回来进行整理研究，并上报相关单位。”
关于石刻真伪及年代问题，侯光良表示：“有这么几点是共识，首先这是古代遗物，不存在伪造，其次这石刻是国家行为，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字体造诣深厚，非常规范，并有车行到达非常遥远难以到达的河源，而且伴随有奏乐，这架势，非国家不能完成。”
这应是认为该石刻为国家行为的最早报道。但是笔者细读侯光良得出此结论的依据很是疑惑。侯光良教授说：“ 而且伴随有奏乐，这架势，非国家不能完成。”但笔者细读铭文，并没有发现“伴随有奏乐”的记载。笔者经过多次比对铭文，推测出一种可能，侯光良教授在铭文的认读上出现了误读，将采药的“药”误读为音乐的“乐”，以至于得出刻石是国家行为的判断。
侯教授的专业是地理科学，存在误读很有可能。但他的判断影响了不少人，以至于造成很多报道中的质疑者也认为是一种国家行为。笔者认为，这刻石的行为不是国家行为，而应是个人或者探险团队的行为。五大夫翳被秦始皇派到昆仑去求药，昆仑苦寒之地，人迹罕至。求药团队为了防止迷路，留下刻石标记。同时也可作为返回后曾经到此探访的证明
当然以上都是个人的粗浅看法。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史爱好者，学识、理解存在太多不足，如果有言论错误，诸位可以一笑置之。
白马一布衣
2025年6月10日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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